職業生涯

周天勇，男，1958年生，經濟學博士，教授，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祖籍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1958年生于青海省民和縣。1980年從青海省民和縣考入東北财經大學（原遼甯财經學院）投資系，1984年畢業留校，1989年考取東北财經大學汪祥春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獲東北财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東北财經大學期間，經濟理論方面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東歐經濟學各流派、西方經濟學；并學習了貨币銀行、财政稅收、會計、統計、工業經濟等部門經濟學。1994年調入中共中央黨校執教和從事研究至今。 社會兼職有：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小城市發展促進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學、東北财經大學兼職教授；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價格咨詢專家。

主要貢獻

一、研究了勞動與經濟增長的經濟學關系。其博士論文研究的課題為《勞動與經濟增長》，1994年在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1、論文評述了前人在勞動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的研究，從經濟增長的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建立了勞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數理模型；2、澄清提高勞動生産率會影響就業的經濟學誤區，論證了動态情況下，勞動生産率提高與增加就業的正向關系；3、論證了國有企業中勞動者有偷閑行為情況下的總産出損失，并發生勞動低效率下其他資源的多投入替代勞動低效率損失的現象；4、提出勞動低效率下，由于投資替代勞動低損失而發生投資過度型通貨膨脹，稱之為中國特殊的低效率通貨膨脹。此文以“中國特殊的低效率通貨膨脹”為題，發表于1994年《經濟研究》第9期；5、運用舒爾茨的理論計算了中國解放以來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6、提出了最大限度利用勞動力和節約其他物質資源的經濟發展和增長戰略及其政策。

二、論證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發生變化後，财政變成了借債型和吃飯型财政，注資于國有企業的能力下降，國有企業的注資方式從财政投入為主轉向銀行借貸為主，形成高負債和高風險的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和發展模式，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向銀行轉移大量的壞帳，如果國有企業資本不社會化，必定會導緻銀行體系，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崩潰；因而，必須對國有經濟進行資本社會化改造，并對其布局進行戰略性的調整，以分散經濟發展的風險和提高企業運營的效率。在《經濟研究》等刊物上發表有多篇論文：“國有企業對銀行的債務危機及解決思路”，1995年《經濟研究》第8期；“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深層次原因”，1999年《經濟研究》第10期；“從國家借貸經濟轉向社會資本經濟”，1997年第5期；“高負債發展模式的金融風險”，1998年《經濟研究》第5期；“債轉股的流程機理及其運行風險”，2000年《經濟研究》第1期；“建立國有企業出資人制度的原由和框架”，2002年《中國工業經濟》第11期。

三、從投融資渠道的變化和企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及就業不足角度，論證了1997—2002年增長速度下滑和供給過剩的内在原因。即财政投資渠道萎縮，銀行由于控制貸款風險而對國有企業貸款量收緊，資本市場融資渠道和個人投資渠道又不能相應擴張，導緻儲蓄大于投資，進而使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國有和集體企業減人增效，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産出量增加，而相對于總産出規模的勞動力就業不足，甚至大規模下崗，導緻收入和消費不足，也使總供給大于總需求。主要論文有：“總需求不足的深層梗阻及擴張途徑”，1999年《經濟研究》第1期。

四、對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城市化模型進行了分析，認為他的分析方法和得出的限制城市發展的政策結論是片面的。提出隻有不斷地推進城市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發表的論文有：“托達羅模型的缺陷分析及其政策含義”，2001《經濟研究》年第3期。

五、分析了就業水平與企業規模結構之間的關系。其内在關系是，中小企業資本有機構成低，使用勞動力多，資本和物質産品産出規模小，大型企業資本有機構成高，使用勞動力要素較少，而資本和物質産品産出規模大。從國際上各國數據比較看，一個社會大部分勞動力在中小企業中就業。如果大型企業較多，而中小企業不足，就會發生就業不足，而産出過剩的情況。發表的論文有：“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與增長中的作用機理”，2002年《經濟研究》第4期。

六、對傳統的國民經濟體制，即計劃、國有企業和按勞分配等三位一體的制度在經濟運行方面的内在矛盾、效率等進行了分析，認為由于計劃和信息的成本不為零、計劃人員的非理性、計劃制定者和執行者利益的不同，計劃配置資源的實際結果是非優和低效率的；認為國有企業由于融資渠道的改變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将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和就業不足；而單純按勞分配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存在着無法以社會承認的貢獻分配收益和不能鼓勵居民投資和承擔國家發展風險的缺陷。發表的論文有：“為什麼要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0年《管理世界》第1期。

七、提出國有企業體制成本理論，即國有企業除了非體制性的原材料、工資、折舊、管理等經濟成本外，還有企業内部的非經濟機構（如計劃生育辦公室）成本、機構之間的磨擦成本等；有企業與外部黨政各部門打交道的成本，如彙報、審批、等待等等所費的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而在統一的國内外市場中，成本和價格的競争機制并不承認國有企業的體制成本，因此，如果不是壟斷型企業，體制成本越高，在市場上倒閉的可能性就越大。發表的論文有：“企業體制成本論”，1998年《管理世界》第5期。

八、針對中國城市化道路方面，重點發展大城市，主要發展中等城市，及小城鎮論等不同的觀點，對城市化進行了經濟學的分析：認為，個人财産的出現，産業之間的分工協作，需要有一種空間形式，用來降低保護财産安全的成本，減少專業化的協作和交易費用，使這種空間内的生産和服務的經濟規模收益遞增，并獲得外部經濟，綜合起來的聚集經濟，就是城市起源和發展的動因。而交易的科層性，使不同規模城市遠距離不對等交易和不同規模城市越層交易成本加大，一個國家絕對超級城市和普遍發展小城鎮，都會導緻交易費用的上升。因此，城市也呈科層分布，即存在着小集市—小城鎮—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市圈這樣的體系，而其怎樣分布，起基礎性調節作用的仍然是市場機制。發表的論文有：“城市及其體系起源和演進的經濟學描述”，2003年《财經問題研究》第7期。

九、分析了目前土地制度給經濟運行、城市化、農業規模化經營、農民收入分配等帶來的諸多問題，提出改革目前的土地征地制度，廢除土地集體所有制，全部土地國有化，根據土地用途不同，延長土地使用年期999年和99+99年，土地使用年期可以出租、轉讓、繼承、抵押，土地資源分配實行市場調節為基礎的規劃、監督等管理體制。發表的論文有：“土地制度供給與需求的沖突與改革的框架設計”，2003年《管理世界》第4期；“維護農民土地權益的幾個問題”，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2月10日；“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模式比較和方案選擇”，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2月26日；“對土地管理一些重大疑惑問題的思考”，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4月日。

十、在中央黨校教學和研究的十年中，對中央各部門和省地縣領導中就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的一些問題存在的認識誤區，進行了研究、解釋和糾正，對提高領導幹部經濟學決策的水平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典型的一些教學案例和分析，以《走出決策的經濟學誤區》 （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書出版，剖析的是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生活中實實在在的一些重大案例。比如，對“村村通”、“城鄉一體化”、“鄉村工業化”、“農村大力發展第三産業”、“農業規模經營要回到集體經濟體制上”等等這樣似是而非的一些有誤的思路和決策成本很高的案例給了經濟學上的證僞；包括了中國經濟發展中結構調整戰略的選擇、增加就業的思路、扶貧的方式等等重大現實問題。書中以大量經濟生活中決策的案例來進行經濟學的分析，剖析了下到一個鄉鎮的扶貧，上到國家的宏觀發展戰略等決策方面可能發生的失誤，并從經濟學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正确合理的思考和決策解決問題的思路。

還就宏觀經濟形勢、國有企業與銀行間債務重組、金融風險、擴大總需求、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加快發展中小企業、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和建立其擔保體系、擴大就業、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寫過一系列内參，報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決策參考。其中國有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債務重組、發展中小企業解決就業、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處理銀行不良資産、發展民營經濟、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推進城市化、新疆和西藏特殊經濟發展戰略等方面的許多建議得到中央有關領導批示，并批轉有關部門制定政策和決策參考。

研究領域

研究領域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經濟發展和增長、勞動經濟、中小企業、金融風險、城市化、國企改革、農業經濟等。在上海三聯出版社、經濟科學出版社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有《勞動與經濟增長》、《效率與供給經濟學》、《金融風險與資本社會化》、《中國經濟命運與前景的深層次思考》、《新發展經濟學》、《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攻堅》、《現代國有資産管理體系模式》、《走出決策的經濟誤區》、《走出發展的體制障礙》、《中國：經濟運行與結構轉換》和研究生用《高級發展經濟學》等專著和教材。

在全國一流經濟學刊物《經濟研究》上發表有“中國特殊的低效率通貨膨脹”、“國有企業對銀行的債務危機及其解決思路”、“改革面臨重大轉折：從國家借貸經濟轉向社會資本經濟”、“高負債發展模式的金融風險”、“總需求不足的深層梗阻及其擴張途徑”、“債轉股的流程機理和運行風險”、“西部大開發的經濟學思考”、“托達羅模型的缺陷及其反向的政策義“、“中小企業在經濟運行和增長中的作用機理“等10多篇論文。另在《管理世界》 、 《财貿經濟》 、 《中國工業經濟》 、 《人民日報》 、 《光明日報》 、 《經濟日報》各類報刊和内參上發表400多篇論文。在《中央黨校内參》 、《人民日報内參》 、《中國社科院要報》等發表的一些内參得到了國家有關領導的重視。

近年來就國家整體負債、公平與效率、政府各部門收費、财政體制、官民供養比、水電開發、中國增長的危機等方面發表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關注。

主要著作

《中國特殊的低效率通貨膨脹》，《經濟研究》1994年第9期；

《國有企業對銀行的債務危機及解決思路》，1995年《經濟研究》第8期；

《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的深層次原因》，1999年《經濟研究》第10期；

《從國家借貸經濟轉向社會資本經濟》，1997年《經濟研究》第5期；

《高負債發展模式的金融風險》，1998年《經濟研究》第5期；

《債轉股的流程機理及其運行風險》，2000年《經濟研究》第1期；

《建立國有企業出資人制度的原由和框架》，2002年《中國工業經濟》第11期。

《總需求不足的深層梗阻及擴張途徑》，1999年《經濟研究》第1期。

《托達羅模型的缺陷分析及其政策含義》，2001《經濟研究》年第3期。

《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與增長中的作用機理》，2002年《經濟研究》第4期。

《為什麼要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0年《管理世界》第1期。

《企業體制成本論》，1998年《管理世界》第5期。

《土地制度供給與需求的沖突與改革的框架設計》，2003年《管理世界》第4期。

經典語言

經濟學是一門經世濟民的學問，經濟學家的期望是，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經濟穩定和安全增長，最主要的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因此，它是一門務實的學問。下要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中要提出各地政府和政府各部門管理的良治，上要對宏觀的政策和體制發表中肯的意見。這就是經濟學家的責任。因而，經濟學家不是經院式的學家，也不是解釋已有體制和已出台政策的學家，他們需要一種獨立思考，“中立”發表意見和建言的精神，他們需要用所學的有用的經濟學的知識來分析、判斷面臨的現象和問題，提出制定戰略、改革體制、頒布法律、出台政策的各種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