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華夏族所創造的文明-中文百科頻道

釋義

華夏也稱“夏”、“諸夏”，又稱為“華”或“諸華”。是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區的漢民族的自稱，以區别四夷（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姜戎子駒支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贽币不通，語言不達。”

在周朝時，凡遵周禮、守禮義之族人，稱為華人、華族、夏人、夏族，通稱為諸華、諸夏。古籍中将“華”、“夏”作為中原，“夷”與“裔”作為四方。華夏又稱中華、中夏、中土、中國。周朝時，依據《周禮》，華夏族就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别是：東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

華與夏曾相互通用，兩字同義反複，華即是夏。“中華”又稱“中夏”。如《左傳》定公十年載孔子語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這裡的“華”亦即“夏”。孔子視“夏”與“華”為同義詞。華與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華夏”一詞（華與夏的合稱）最早見于《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尚書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發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诂》雲：“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左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注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

“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梅頤《僞孔傳》：“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此即“華夏”的本意。

可見，華夏族（漢族）是以服飾（漢服）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華夏二字在現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炎黃血統、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合在一起的實體。

源頭

華夏文明源自大地灣文化、裴李崗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華夏族父系Y染色體主體是O3及其支系，母系線粒體單倍群主要為M7c、F和B4。六千年前，華夏族學會了種植小米的農業技術。

糧食漸漸充足，不再像遊牧民族那樣缺乏食物，使得華夏族的人口很快的增長。于是華夏族開始為生存空間而擴張，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奪土地，土地的争奪也發生在華戎之間。但是對華夏族更有吸引力的是東方适于農作的肥沃土地。

根據史書記載和考古發現，華夏族是黃河流域的最早居民（現代分子人類學也有證明），華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黃河流域建立了大地灣文化（甘肅天水一帶）和裴李崗文化（河南新鄭一帶）。

又于7000年—5000年前在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建立了仰韶文化。再于距今約4600-4000年在分布于黃河中下遊的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地區建立龍山文化。

華夏先民分為大大小小許多個部落，活躍于黃河中下遊。其中比較著名的首領有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颛顼（黑帝）、黃帝、炎帝（赤帝）、帝喾（高辛氏）、祝融、伯益、舜帝、堯帝。其中炎帝和黃帝為共主。華夏族在黃河流域留下衆多的文明遺址。

華夏族的祖先黃帝和炎帝在中原為争奪部落聯盟首領而爆發了坂泉之戰，炎帝部落戰敗，并入黃帝部落，炎黃聯盟初具雛形。華族從而占據了中原，開始創造華夏文明。在中原更東的山東一帶，還有許多小部族，被稱為夷，曾經在東方有一個夷國，被商朝滅掉，後來東方就被叫做夷，開始并無貶義。到周朝時期開始“文化”，“東方曰夷”，又稱為“東夷”，有“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統稱“四夷”。

後來炎黃部落聯盟在涿鹿之戰中打敗了東夷集團的九黎部落聯盟首領蚩尤，把聯盟勢力擴大至今日的山東境内。後又以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為主體，與山東境内的東夷部落組成了更龐大的華夏部落聯盟，華夏族源基本固定。公元前2070～前256年黃河中下遊華夏族先後建立了夏朝、商朝、周朝。

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統一結束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群雄割據的局面。華族的擴張目标又指向了長江以南更廣闊的百越之地。“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秦末民變中趙佗趁機割據嶺南建立南越國，漢朝滅掉了已成為藩屬南越國，終将廣大南方并入華夏直接領土，漢人的足迹到達南海之濱。

漢族于先秦時期自稱華夏，從漢朝開始又逐漸出現“漢”的自稱。因此，華夏族有了另一個名字：漢。但原先的稱謂“華夏”并沒有消失，而是與“漢”這個稱謂一起使用至今。二十世紀之前使用得最多的稱謂是”華夏人“。比如漢朝多以”華夏人“自居，而明朝即以“漢人”自居也以“華夏人”自居，兩個詞為同義詞。總之，漢族和華夏族作為整體族稱是自從漢朝到現在最普遍的。

特征

華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獨特的道德禮儀。《新唐書輿服志》曰：“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國。”“習俗孝悌”是指的《孝經》。又雲：“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财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

《史記·秦本紀》裡面，秦穆公親口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晉人由餘答之曰：“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禮樂刑政之綱，華夏文明之教，将複見于今日矣。”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雲：“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于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因此，六經、六藝、五常以及其主張的詩書禮樂之道是華夏文明的本質。

諸子百家

諸子百家都繼承了詩書禮樂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禮和夫婦長幼之别，也都信奉聖王政治。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争霸，學者們便周遊列國，為諸侯出謀劃策，到戰國時代形成了"百家争鳴"的局面。

傳統上關于百家的劃分，最早源于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後來，劉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馬談劃分的基礎上，增“縱橫、雜、農、小說”等為十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襲劉歆，并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來，人們去“小說家”，将剩下的九家稱為“九流”。

五常

詩、書、禮、樂、易，合稱五經，五經對應五常。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曰：“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

《揚子法言》解釋道：“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六經

所謂“六經”，指的是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的原則，隻是對這六部古書作了整理的工作。《國語·楚語上》記載包含了這六部古書。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裡提到了九種古籍：《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

申叔時是楚莊王時的人，楚莊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個世紀。孔子整理的六經早在楚莊王時就已經有了，而且這些書名已屢見于先秦其他文獻。

《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經體系是華夏文明繼承和發展的源頭。“《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着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詩》《書》具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着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

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經學塑造了華夏政制的價值理想，正如民國學者李澄源在《經學通論》中所說的那樣：“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為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為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為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為權衡。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皆須于經學上有其根據。”在華夏文明中，五經是諸子的思想源頭，也是諸史的評判标準，同時還是文藝創作的指導原則。

從曆史的角度看，經學規定了華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曆年層面塑造了華夏族群兩千多年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塑造了我們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華夏族群才能曆經二千餘載，雖然曾經車駕奔馳，戰亂頻仍，曾經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經神州蕩複，宗廟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一日隐沒于荒蠻，族群之理想，未曾一日熄滅于天壤，從而締造文化統一、生生不息的局面。

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華夏曆史雖然曆經王朝更叠，而政治制度的建構，社會改革的推動，始終有一個根本的價值标準，不管政制如何變化，都不離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社會生活中的冠、婚、喪、祭各種禮儀，不論如何損益，總能維系社會生活的理想價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襲損益，但不變的是對有禮義的生活的追求。

可以說，要真正深入華夏的曆史，必須深入曆史的深層内核，而曆史的内核便在經學之中。

華夷之辨

《漢書》雲：“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緻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内。疏而不戚。”“華夷之辨”以什麼樣的标準來區分呢？

文化區分這個說法是不正确的，根據我們中國所有的文化典籍，包括我們文化發展的脈絡，和文化的層次，也是解釋不通的。據孟子之言，從我們文明的層次來判斷，我們文明的層次有‘家、國、天下’，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你提的判斷方法，首先必須符合‘家’這個層次的文化，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必須要一以貫之，何謂一以貫之呢？就是說你在你的文明體系裡從始到終，從你的祖先貫通到你所處的時代。

判斷我們的文化正确和錯誤與否，就要從這兩個方法去判斷：一個是曆史上能不能貫通，也就是從我們祖先，也就是從炎黃開始能不能貫通，因為從黃帝開始，文明開始固定下來；第二是能不能從文明的層次上貫通，我們的層次上怎麼貫通呢，就是‘家、國、天下會不會貫通，因為我們的一些判斷标準會模糊不清，所以要把他搞清楚就要回到‘家’這個層次上。

因此你要搞清楚‘夏夷之辨’，必須要看兩個，也就是能否貫通炎黃這個曆史以及能否貫通‘家、國、天下’這個層次。

這裡就講‘家’這個層次，因為你要判斷我們的文化是否符合标準，你就要首先過哪關？就是‘家’這個關。就好像我們家的人一樣，他要出仕，他要治國平天下，首先他就要‘齊家’，‘齊家’做不好就不要談治國平天下，治國平天下就沒他的份。所以，就要回到這個‘家’上，這個‘家’不是‘家庭’的家，而是‘家族’的家。哪個屬于這家人，哪個屬于那家人，我們怎麼判斷呢？就用姓氏，姓氏就是血統。這個張家的人和李家的人是怎麼判斷的，你是姓張氏的人就是張家的血統，姓李氏的就是李家的血統，在判斷誰是誰家的人，就是這樣判斷的。

那麼，可能有人問，這樣的概念和‘夏夷之辨’有什麼關系呢？文化都是要貫通的，‘家、國、天下’都必須貫通的，必須是一模一樣的，既然在‘家’上他是用血統來劃分的，‘國’上也是用血統來劃分的，天下的族群也是用血統來劃分的。不一以貫之，就不符合我們的文化‘齊家、治國、平天下。

在家的時候用血統判斷，在國的時候用文化判斷，在天下的時候用其它判斷，這還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家是用血統來判斷的，國也是應該用血統來判斷的。過去的國就是哪個家族的封國，這個國可不是混亂的。在這個家族的封國之内，他允許别的家族在裡面，甚至當官都是可以的，但是這個國一定是某一家族的，是某一分封家族的，與血統是一緻的。

那麼，到這個天下，天下是誰的呢？這個家根據血統劃分屬于誰的，這個國根據血統劃分屬于誰的，那麼這個天下也分屬于誰的，這個天下，我們認為就是屬于我們華夏的。這個天下需要諸夏人來統領的，為什麼要諸夏人來統領，這個不需要跟任何人争論的，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認為的。

華夏文化有一條判斷标準，就是你做的東西對不對，就是你和祖先的一樣還是不一樣，如果你和祖先不一樣，那就錯了，如果你和祖先一樣，那就對了。因為這是我們祖先立論的。所以，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傳承的，孔子講‘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說，我們的文化是述祖先的文化，我們的文化‘信而好古。

對我們過去的曆史，我們是‘信’的，我們是‘好’的。‘信而好古’這個是原則，就像孟子批判楊墨‘無父無君’，他并不是說你這個理論怎麼樣，我們的祖先都是‘有父有君’的，你這個‘無父無君’就是禽獸。所以你不符合祖先的就是錯誤的，你和祖先一樣的就是對的。有人說，假如祖先錯了怎麼辦？

你要記住‘信而好古’，你沒有權力去懷疑祖先是錯的。在講華夏文化的時候，你要知道這個原則。有人說，那不是不讓人思考嗎？你要先知道這個概念，你隻有進入一個更高的思考範圍，才能懂得文化的境界是什麼，如果一個文化都必須要用理論來辨别的話，那這個文化的境界就不一定高了，那麼，他是什麼呢？

他是邏輯，他是知識。知識的層次，進入的時候，都要先懂他是什麼，比如學勾股定律，你學這個知識，你首先要知道勾股定律是什麼，他必須回答這個東西。

文化他回答你兩個東西最重要，第一是‘志’的問題，第二是‘氣’的問題。關于‘志’，作為文化來講，什麼樣的文化都沒有作為奠定‘中心’的文化的志向最大，他是天下文化的中心，那麼，這個‘志’就是很大了。還有就是這個‘氣’，他要‘氣貫長虹’，你這個‘氣’不能今天口氣很粗，明天就像遊絲一樣，那就不行了。所以，這個‘氣’要一以貫之，浩然之氣，要從上到下，從曆史到未來都要養着。

所以，他必然要告訴你和祖先一樣，隻有你和祖先是一以貫之的，他這個氣才是永遠不斷的，才永遠有那個浩然之氣，才是貫通的。假如說你今天和祖先不一樣，你的兒子和你不一樣，你的孫子和你兒子不一樣，這一百年和下一百年不一樣，那你這個‘氣’就必然斷了。一個民族的文化一旦斷了，那麼這個民族，這個族群就該滅了。

如果他的‘志’不是‘中心’的話，他的‘志’變成邊緣了，變成附屬了，那麼這個民族就要馬上退出曆史舞台了。所以，一個民族的文化就要就要解決他占據中心這個志向，還有就是一以貫之的氣象，他的志向和他的氣象就要合而為一，我們講人要有‘志氣’，這個是學習文化的基本标準。

因此，過去都是這樣區分的，在家根據姓氏，誰家的血統就是誰家的孩子，在國分到誰家就是誰家的，這個天下就是我們華夏的。我們的祖先認為‘家族、國家、天下’是三個不同的層次，而這三個層次是貫通的，也就是說他的标準是一樣的，如果标準不一樣，也就是說你解釋錯誤了。所以，我們祖先就把這個族群的劃分采用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血統的方法。采用血統的方法，也是‘法自然’的一種狀态。

就是最上古的時候，也就是原始的時候，包括荀子也講過，韓非子也講過，那時候的人不知道父母，他沒有進入文明，他沒有進入文明的原因就是沒有用父系的血統對人進行劃分。那時候的人還不知道父母是誰，就像這個禽獸是一樣的。所以，用血統把人分開，這個屬于這個家族的，那個屬于那個家族的。

用血統劃分了以後，這個社會才有了根本的秩序，也就是說‘父系血統’劃分是社會的一個基礎文化，也就是一個基礎的标準。而這個基礎的标準在我們祖先這個地方優先把他系統化了，理論化了，也就變成了我們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以父系血統劃分人群，把他推廣到社會，做成了三樣東西：一個是‘家’，一個是‘國’，一個是‘天下’。

就是在‘家’這個地方以‘姓氏’來劃分，在‘國’這個地方以‘諸夏’來劃分，天下的話，就以‘華夏’來劃分，就這麼簡單。‘夏夷之辨’的基礎理論就是血統劃分，屬于炎黃子孫的就是諸夏，非炎黃子孫的就是夷狄。

我們對四周的夷狄有多種稱呼，有的叫夷，有的叫蠻，有的叫狄，甚至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我們稱呼西方的為鬼子，還有日本鬼子，西洋鬼子，其實夷狄和鬼子是一個概念，包括鞑虜、鞑子、鬼子、犬戎、蠻，都是我們的祖先對他們的特點的稱呼，他們的身份都是一樣的，非華夏，非諸夏，也就這麼簡單。他都是用炎黃血統來劃分的，‘夏夷之辨’就是一個标準，就是血統的标準。

‘夏夷之辨’以血統為标準，那我們的文明怎麼講呢？文化這個标準不是用來辨别夏夷的，文化這個标準對内,就是在諸夏範圍裡用來劃分正統與非正統的，就是‘孝和逆’的，而文化對外用在‘夷’那裡是劃分‘敵和友’的，他是我們的友邦，還是我們的敵人，就是說，他們朝貢朝拜我們華夏，他就屬于我們的友邦，或是我們的附屬。

他不朝拜我們，也不給我們遞書，什麼也不給我們，也就是說，他就對你進行邦交，稱你為中國，天子，中央之國，他就是夷狄，很多都是你的敵人，我們就是這樣的區分方法。夏夷之辨’就是用血統的方法把世界上所有的族群，也就是我們和其他的族群劃分開來，就是我們和他們劃分開來，就是把諸夏和非諸夏劃分開來。諸夏就是炎黃子孫。非諸夏就不是炎黃子孫。就是把這個世界一分為二。

我們用到文化的地方，是作為二級概念。就是我們這個民族最高明的地方，他知道‘位’，比如說‘聖人之大寶曰位’，要把一種東西徹底的分開，并且再對他們進行準确的定位，要靠不同的秩序來劃分。就是說，你先用血統把族群分為兩部分，這個不是種族主義，這個是很自然的劃分方法，比如你姓氏李的和姓氏張的，哪家的人都是很自然的，哪家生下的孩子這個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他家生的孩子就不是他家的，這個叫‘道法自然’。

所以一個東西，要準确，要合理，要持久必須要和自然是一樣的。如果他和自然不一樣，那叫‘聞士太多’，在區分最重要大道理的時候，根本不考慮文化，根本不考慮思想的。最大的文明，就是父系産生了以後，就是自然産生父系以後，作為辨别你我的一種标準，這種标準就是我們這個民族把他給升華了。所以，在家用‘倫理’，在國用‘諸侯’的方法，在天下用‘夏夷’的方法。總之，天下區分方法不能和家的區分方法有沖突對抗，而‘家’的區分方法不能和自然相對抗，我們這個‘父系血統’就是一個自然。因為我們的文化都是貫通的。

第一級不要考慮文化，就是用自然的方法，炎黃子孫就是諸夏，非炎黃子孫就是夷狄，就是這樣區分的，區分開了，就區分了你我，才能把我們和他們區分開來。有人說，你講華夏文明講到二十一世紀，突然天下不要文明了，我要告訴你，我們的文明是什麼呢？

我們是一個文明很大的族群，但是文明不是亂用的，就是這個文明有嚴格的界限的，就是說你不能推出任何一步，比如你在家是講孝的，在國是講忠的，孝就不能從家推到國。因為這個自然不會有錯，你人對他進行創造，進行聞士過的，他都是錯誤的。血統就是如何把族群劃分的更準确，他就是找到那個自然的中，中道就是自然之道，哪個最中，我們祖先覺得血統劃分下來最中，就是最好。

血統劃分了以後，再用文化劃分第二級的東西就簡單了。就是你這個血統把族群一分為二了，就是‘夏夷’之辨完成了。但是在這個‘夏’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在這個‘夷’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問題。通過文明的标準，就是在我們祖先自己内部，因為通過‘夏夷’之辨區分開來了。我們區分開了以後，下面就是對諸夏進行怎麼樣的定位，就是炎黃子孫怎麼定位。我們把炎黃子孫區分開來了，就一定定位好了嗎？

其實還沒有，還要進行定位。定位就是在炎黃子孫中，符合華夏道統，也就是黃帝道統，到周以後是春秋大義。天子的政權符合道統，他就是正統，因為天子的政權符合道統的，他對祖先來講，他就是孝子。否者這個國家就不是正統，非正統，因為他是非正統的，那麼他的亂象就會頻出，因為他的非正統就無以号令華夏，所以，他在管理華夏的時候，越管理越亂，誰都不會聽他的，為什麼？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敬祖的民族，我們的宗教是祖先的宗教。

所有的東西，當你的政權，當你的理論，當你的思想回答的東西都跟祖先不一樣，就會出現什麼呢？就是你無法号令炎黃子孫，炎黃子孫不聽你的。就是與祖先不一樣就是非正統，你是逆統，你是逆，你就不能号令這個天下，号令這個炎黃子孫。理論就是這樣的，慣性也是這樣的。

你不能覺得你的理論多好，多先進，不說你代表三個，代表三萬個也不行。你說你是先進階級，你再先進也不行。你搞再多出來，到最後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至于為什麼？隻能跟你講，你符合祖先的就是對的，你不符合祖先的就是錯的。也就是說，符合道統的，你這個天子對祖先來說稱為孝，你就可以号令諸侯，如果你不符合祖先，那你就号令不了諸侯。

這個是有規範的，你必須了解道統的本質，道統的本質就是我們這個民族本性的延續和繼承。率性之道，如果你連祖先的道統的延續性都不信了，你就根本沒有認識到我們這個民族的本性是什麼，也就是說如同你去銀行取錢，你連卡的密碼都不知道，你連這十幾億人的本性都不知道，你怎麼去統領他們，你怎麼去治理他們，你搞再多的理論，跟他們沒有關系的。你這個銀行卡搞的再漂亮，但不知道密碼，你的理論搞的再好看，不符合道統，都是逆的理論。

文化，思想講到最後，到高處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就隻是一個方向和立場，也就是說，你的方向對不對，立場對不對。你的方向不對，你做的再多，再怎麼做就是胡鬧，南轅北轍。為什麼有個孝和逆？孝就是祖先的方向，就是你跟祖先的方向一緻，你跟祖先的立場一緻，你就是孝，你就是正統。

你不和祖先的方向一緻，你就是逆子，就是不孝，就是非正統。你是非正統就無以号令天下。我給你舉個例子，一個家族裡，你要在家族裡統領家族，至少要遵循祖訓，如果你連祖訓都不遵守了，那我告訴你，你不足以統領這個家族，即便他能暫時統領這個家族，當他稍微有衰落的時候，馬上就會有禍亂出來，照樣統領不了。和祖先方向立場一緻，是正統，是具有凝聚力和力量的，這個就是通過一種方法把我們的族群的秩序給奠定出來，這個方法就是‘孝逆之别’，就是正統和非正統的區分。

對夷那部分，當有奉我們的文明來朝貢我們，那就稱我們的友邦。如果他想毀滅我們的族群和文明禮儀，我們就稱呼他們為夷狄，鞑虜，鬼子，就是這樣的概念。所以，我們的曆史就是這樣劃分的。當我們對内把符合正統的稱為‘上’，把其它族群奉我們的稱呼為‘友’，有正統和友，這樣的天下，就是一個有秩序的天下。當我們把天下秩序建立起來以後，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個是對内的伐逆，一個是對外的攘夷。

為什麼要講‘尊王攘夷’，讨伐諸侯，天子對諸夏叫‘征伐’，諸夏對夷族叫‘剿’，‘剿滅’，‘攘’。這些都是不一樣的，都是打仗，為什麼叫法不一樣呢，包括蔣公講攘外必先安内？因為首先用血統把夷夏區分開來，對諸夏，那叫逆，叫伐逆，對夷那叫攘，叫驅除。對待炎黃子孫和對待夷狄的方法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漢奸也好，小偷也好，你先别管他，他們都是炎黃子孫，你先把他們劃過來，劃過來不是說就沒有了，要伐逆。

我們對待炎黃子孫内部，就是先把你定為‘逆’，定為‘逆’不是要先把你殺掉，你失德了，就要對你重新教育，重新教育以後，你歸夏了，你從逆子變為孝子了，就把你原來的帳給勾銷了，如果教育了你，你屢教不改，那就把你伐掉，天子征伐諸侯不會馬上去征伐。當諸侯出了件事情，天子肯定要派出自己的欽差去把他訓導一番，訓導一番後，你還逆，就把你伐掉。

當把這個人定位為逆後，他還具備了炎黃子孫的繼承法權，但是剝奪了他正統的權利，當你不去掉自己的逆的身份後，就有可能會把你伐掉。就是說，他這種身份認定，既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否定。對這個民族進行合族，出現方向不一緻，出現逆子很正常，就好像一個家出現不孝子是很正常的，你用什麼樣的方法讓他回來，就是如何合族。這個‘逆’字包含了對其絕對的肯定和絕對的否定，所展現出對合族高超的智慧，他必須你去體會去思考才會明白。

為什麼我們用‘逆’的身份去定位他們，到最後會形成合族呢？就是說他有絕對的肯定和絕對的否定，也就是說他有絕對的肯定和絕對的否定，隻要他抛棄逆子身份，他就會安全的回歸華夏。

因為裡面包含了絕對的肯定，逆子回歸了以後包含了絕對的安全。就好像一個人，他爸爸是不孝子，但他兒子不一定是不孝子啊，他兒子回老家，他說我不跟我爸爸那一套，我跟祖先那一套混，這裡面包含着絕對的肯定，隻要他回家，老家人是絕對不可能為難他的，我們有個規矩，就是隻要逆子歸夏，家人是不能懲罰他的，這個是絕對的肯定。

我們民族為什麼用正統和非正統去合族呢？為什麼用逆和孝去合族呢，不用别的？因為這個能合族，包含着一種高超的政治智慧。也就是說一群人用一種方法去統治這個國家，他要抛棄方法，他最大的危機是什麼呢？就是安全問題。

如果你這種理論不具備這種絕對的肯定，他就不會有這種安全感，他就不會抛棄他原來的理論，勢必和你抗争到底。還有，如果它不具備絕對的否定，一旦裡面一部分人出來以後，那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間的鬥争，從道義上來講，也不具備号召天下。所以，他隻有對‘逆’教導過以後，如果不回來，我有絕對讨伐你的權力。那麼，他就具備了把這些逆清倒掉的理論，所以說‘伐逆’他就是我們道統的含義和訣竅。所以，我們的族群，他要用‘孝和逆’，正統和逆統來再劃分這個族群内部。

隻有用這個血統将這個天下劃為‘我們的’和‘非我們的’，完成‘夏夷之辨’，然後再在我們自己的族群内部完成正統和逆統之别，完成後，就完成了合族。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對族群的區分，定位，就是如何來保合諸夏，如何協和萬邦，統領天下。這個就是一個秩序的标準。

總之，我們的劃分方法就是秩序的方法，分為血統和道統的方法。血統首先劃分你我，然後道統對内劃分族内的正統和逆統，也就是孝和逆，對外劃分友和敵，這個就是兩分法和秩序法。當我們按照這個劃分以後，族群就會非常清楚，天下就有正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