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
上市公司是指所發行的股票經過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證券管理部門批準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所謂非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沒有上市和沒有在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種，這種公司到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除了必須經過批準外，還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
延伸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股份制度的，當然，如果公司不上市的話，這些股份隻是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裡。當公司發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發展需要資金。上市就是一個吸納資金的好方法，公司把自己的一部分股份推上市場，設置一定的價格，讓這些股份在市場上交易。股份被賣掉的錢就可以用來繼續發展。
股份代表了公司的一部分，比如說如果一個公司有100萬股，董事長控股51萬股，剩下的49萬股，放到市場上賣掉，相當于把49%的公司賣給大衆了。當然，董事長也可以把更多的股份賣給大衆，但這樣的話就有一定的風險，如果有惡意買家持有的股份超過董事長，公司的所有權就有變更了。總的來說，上市有好處也有壞處。
上市公司的壓力
1、上市公司的壓力（動機）注定管理舞弊的不可避免性。經濟壓力是上市公司所面臨的最大壓力，具體又表現為籌集資金的壓力。在中國，籌集資金的壓力所引發的管理舞弊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因素引起的。例如，會計制度上對于企業上市、配股、增發、退市都有很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往往和某一單項财務指标相聯系。上市公司為了從證券市場上籌集到所需資金，就有很大的驅動力去進行财務舞弊。經驗研究發現中國上市公司淨資産收益率存在耐人尋味的“lO%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騙取融資資格的上市公司占财務報告舞弊總數的82．5%(李志文，2002）。
内外監管不力
2、内外監管不力為管理舞弊提供了機會。
⑴公司治理失效使内部監管不力。為了治理代理人問題，協調投資者、經理、職工之間的關系，公司治理結構這一套制度安排在現代企業中廣為運用。公司治理結構一般包括股東大會（或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和監事會。董事會經常将其監督财務報告的責任委托給下屬的審計委員會，确保公司不會有财務違規現象，以提供一個“真實而公平”的财務業績。如果治理結構不完善，内部控制和審計委員會流于形式，則财務報告舞弊就易于發生。
⑵體制上的漏洞使外部監管不力。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尚欠完善，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殘根尚未完全清除，新舊體制的并存導緻了一些管理上的漏洞，如國有産權關系不清，“委托一一代理”關系不清等。由于産權關系不清，國有産權所有者的虛化，導緻了監管的失控。同時由于“委托一一代理”關系的混淆形成代理入自己監督自己的尴尬局面，如代理人自己委托注冊會計師進行審計，造成審計無效，甚至是代理入與注冊會計師的合謀。體制的漏洞給上市公司舞弊留下了難以控制的空間，提供了管理舞弊的機會。
如一些政府機構投資者以國有産權為資本，利用政府特權和體制轉換規範的漏洞，任意操縱和控制被投資企業或上市公司，通過舞弊的手段創造被投資企業或上市公司的業績，以達到個體利益的最大化。被投資企業和上市公司更是樂此不疲，密切配合。因此，近些年中國上市公司公開包裝早已見怪不怪，企業做假賬也是司空見慣。
合理化的借口
3、合理化為管理舞弊尋求了借口。借口實質上是一種個人的道德價值判斷。人們總是通過自己的主觀意圖來判斷自己，而通過客觀行為來判斷他人。意圖總是比行為要好得多，因此為管理舞弊尋找借口就非常容易。誠信是一種社會道德标準，舞弊則是淺信的反動，舞弊必然動搖誠信基礎。但舞弊當事人實施舞弊行為又往往是在一種矛盾的心理鬥争中進行的。舞弊當事人常常經過自我說服、自我合理化的過程，使舞弊行為合理化。
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在實施舞弊自我合理化過程中所尋找的借口并不是通常的：“我更需要錢”這類個人舞弊行為借口，而是“為員工、為企業謀利益”這類更“高尚”的借口。引用瓊民原原董事長兼總經理馬玉和在法庭判決時的一段話，最能說明舞弊者的合理化行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維護股民的利益?”。按照這種邏輯推理似乎很有道理，如果舞弊被查處，公布于衆，管理者首先要遭受經濟上和名譽上的損失。這是管理者的一種敢于承擔個人風險的犧牲精神，這顯然是一種社會道德觀的扭曲。這三種因素隻要其中一個因素足夠強烈時，即使其他兩個因素較弱也會誘發管理舞弊。
出處
猶作弊。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一》：“此輩依人門戶，本為舞弊而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十四回：“隻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來舞弊，就算是個好人了。”
因素
舞弊的“三角理論”認為誘導舞弊的因紊主要有三種：壓力（動機）、機會和借口（道德取向）。這三種因素之間兩兩相互作用，形成舞弊三角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