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維迎，男，1959年生于陝西省吳堡縣，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一直以一個獨立學者的立場，積極參與到中國改革實踐的洪流中，是國内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
張維迎教授的企業理論及有關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國内外學術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廣泛影響，被公認為中國經濟學界企業理論的權威.據對國内最權威的經濟學雜志《經濟研究》1995－1997年間論文引證統計，張維迎教授的論文被引證的次數排名第一，其中《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名列單篇第一。另據統計，在1997年出版的43種經濟學核心期刊文獻中共引用《經濟研究》曆年發表的文獻405次，其中張維迎教授的論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張維迎教授占3篇。
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用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席經濟學家。曾任國務院國家審批制改革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電信法》起草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科學部專家委員會委員、工商管理組副組長；曾任國際中國管理學會（IACMR）副會長、中國經濟學（CEA）（英國）副主席。
主要開設課程：《高級微觀經濟學》，《産業組織》，《企業理論》，《博弈論》，《信息經濟學》。
社會兼職
學術及社會兼職：兼任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陝西财經學院、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同濟大學、中山大學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及國家體改委企業改革咨詢委員，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學術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學科專家評審組委員。
人物簡曆
學習簡曆
1982年，西北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
1984年，西北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90年，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1988年，牛津大學進修；
1992年，牛津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1994年，牛津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工作簡曆
1984年，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從事改革理論和政策研究；
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學讀書，師從著名經濟學家、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Mirrlees 和産業組織經濟學家Donald Hay，主攻産業組織和企業理論以及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
1994年8月，回國到北京大學工作。
1984－1990年，在體改委工作期間，在國家級雜志上發表數十篇有廣泛影響的論文，是國内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
1994年8月－1997年8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
1997年9月－2010年12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1998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
1999年，開始任學院副院長。
2010年12月12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新一屆行政領導班子拟任人選産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将卸任，接任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蔡洪濱。
訪問講學經曆
1996年4月-6月,1997.2-7,1998.6-9,香港城市大學講學；
1997年12月,日本東京大學講學一周；
1998年2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兩周；
1998年12月,韓國國立漢城大學講學。
榮譽獎項
在牛津大學讀書期間，師從著名經濟學家、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Mirrlees和産業組織經濟學家Donald Hay，主攻産業組織和企業理論，碩士論文曾獲1992年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1990－1993，世界銀行獎學金（三年）
1992－1994，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獎學金(二年)
1992－1994，倫敦經濟學院Lionel Robbins 紀念獎學金（面向全英大學的最高獎學金，每次僅授一名；二年）
1992，牛津大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the best thesis)
1997年，《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獲得華東地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特等獎（僅一名）
1998年，《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獲得國家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
主要成就
張維迎教授的博士論文中文版《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在許多高校研究生中都是人手一冊，并成為1995年我國經濟學界學術水平最高刊物《經濟研究》上被引用最多的論文之一；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盛洪博士擔任執行主編的《中國經濟學-1995》一書，宗旨是收錄1995年中國經濟學家最好的論文，他們從1995年權威的經濟學期刊中初選了47篇論文，此後再由專家投票選出了入選的論文10篇，而張維迎就占了2篇；《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出版，在牛津大學求學期間的導師莫裡斯教授榮獲199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
主攻産業組織和企業理論，以及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博士論文初稿作為碩士論文曾獲1992年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學成回國，主要從事企業理論和中國企業改革的研究，并從事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普及教育，出版三本專着，并發表多篇中英文學術論文。張維迎在企業理論和中國企業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國内外學術界和中國政府經濟管理部門、企業界有廣泛影響，張維迎被公認為中國經濟學界企業理論的權威，中國微觀經濟學“第一把手”（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轼語）。據對國内最權威的經濟學雜志《經濟研究》1995－1997年間論文引證統計，張維迎的論文被引證的次數排名第一，其中《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名列單篇第一。另據統計，在1997年出版的43種經濟學核心期刊文獻中共引用《經濟研究》曆年發表的文獻405次，其中張維迎的論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張維迎的占3篇。
人物印象
争議人物
2003年初春，張維迎一連抛出了“引入競争”，“不升即離”等觀點。5月，《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一稿發布，确定的原則有：教員實行聘任制度和分級淘汰制；學科實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競争中引入外部競争機制，等等。此案一出，即引起軒然大波，張維迎驟然成為校内諸多教師的靶子，年底舉行的北大黨委常委選舉中，張維迎得票倒數第一。第二年年初，在最終的定稿中，這個改革方案做出了一些讓步，争議最多的一些字眼被删除。
2004年的“郎顧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論争裡，張維迎就是一個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使他一夜間成為“人民公敵”。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諸多争議，一場蓄勢待發的中國高校改革最終消弭于無形。
類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為錢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的驚人之語，文章刊登後，他旋即陷入一場全國大批判。
怪論：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産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适當、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學曆造假門
2010年7月，網友孔曲波發于2010年2月的老帖被翻了出來，帖子将質疑學曆造假的矛頭直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教授張維迎。貼中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簡曆造假：1.獲得牛津大學碩士學位時間造假；2.獲獎資訊造假；3.編造不存在的書作為自己的著作；4.盜取他人貢獻。——張教授在無數次給企業家演講時強調企業家要‘講誠信’……”
事實上，這并不是張維迎被第一次質疑造假。根據調查，最早的質疑帖早在2007年就已經出現，也曾引起争議，但最後不了了之。最早提出質疑的網友是搜狐網友“踏月留傷”。而他質疑的内容與孔曲波從書上看到的内容大緻吻合。
2010年8月1日，針對近日在網絡上被質疑“簡曆造假”的事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通過其網易、新浪等門戶網站的博客發表個人聲明，對質疑進行澄清。張維迎在聲明中對被質疑的學曆問題、獲獎情況，以及《中國經濟轉軌》一書的出版情況分别進行了澄清說明。
人物觀點
1996年，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張維迎做了一個比喻：假如把月亮交給一位農村老太太，月亮産權是清楚的，但沒有效率，美國人随便就飛到月亮上去了，這個老太太管得了嗎？由此他提出觀點：進行産權改革，并不是因為産權不清楚，而是因為現存的安排沒有效率。而對于國有資産管理方式，他指出“馬背上畫白道道以得斑馬”的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思路行不通。
2000年6月，“50人論壇西安會議”上，張維迎的觀點依然尖銳：“裁判和規則制定者一定是政府嗎？”并建議政府官員應該人手一冊兩百多年前亞當·斯密寫的《國富論》來認識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的意義。
2006年3月，堅持自己“市場經濟邏輯”的張維迎發表長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後遭到強烈質疑，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代言人”。而一些批判者甚至沒來得及看完他的全文，就斷章取義地給了他“黑了心的”封号，原因之一是那句“官員是改革中相對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
2011年5月，張維迎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實施宏觀的刺激政策，貨币過多之後，應該回到正常，但這又帶來另一個負面影響——增加貨币，刺激經濟的時候，誰得到的好處最先、最多？是國有企業；在緊縮的時候，提高利率、限制信貸，誰受的影響最快、最大？是民營企業。一個擴張，一個收縮，給整體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先擴張後收縮，導緻的是資源、财富從個人、民營企業轉向國有企業。張維迎認為，通貨膨脹是财富的逆向分配，現在可以說，宏觀政策客觀上變成了國有部門、政府部門掠奪民間财富和資源的一種方式。
2011年7月，張維迎撰文稱，關于市場和倫理的關系，從古到今還是有好多誤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過給别人帶來幸福從而使自己變得幸福，最符合倫理。但我的觀點是，僅僅靠說服人，沒用，還得靠制度。這個制度就是自由市場，就是自由競争！如果沒有自由競争，靠政府壟斷，隻允許一部分人幹，這就不是市場的邏輯，是強盜的邏輯。就像國有銀行，賺那麼多錢，有相當一部分是靠強盜的邏輯。你存款時它隻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貸款時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這麼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賺錢。銀行的高利潤，有一部分靠的是剝削儲戶，而不是創造價值。這不是市場，這是反市場，政府對市場的幹預太強了。
學術風格
江丁丁博士在1996年《經濟研究》第1期上曾撰文評價張維迎的《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一書，文中說張維迎從最初提出“為錢正名”到他的博士論文中的思想都有淵源，一脈相承。确實，張維迎的思想一向是連貫的，有他自己特定的學術傳統。他有着每一個優秀學者都必備的對真實世界獨樹一幟的觀察與捕捉，這或許是他天生的悟性，或許是他曾參與政策研究的經曆，所以他的理論模型無論是否深奧，其假設與結論都從未脫離過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層問題。他看得越深，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就越多、越近，他發的文章并不很多，因為在他看來，一個人真正好的東西不可能很多，多了就會有沙子，而他追求的是金子。他常說“對現實了解得多不等于對現實理解得透”，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對真實世界的種種獨到看法正是因為他能，‘遠離”這個世界，為學術而學術，排除各種雜念，不授意于什麼而提刀。他是個抵得住誘惑的人，在他看來，做學問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外面的世界再精采，學者的天地是應該孤獨的。他能耐得住寂寞，因為他對學問有特殊的偏好，因為他對自己充滿信心。理解了這一點，讀者或許就會明白，為什麼當他的許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都腰纏萬貫在商海裡潇灑時，他卻既沒有回政府部門，也沒有下海，而是來到學校。
80年代，張維迎主要從事的是改革政策研究。在牛津他得到一個很有趣的發現：西方的經濟學家在熱衷于認識世界，而我們中國的經濟學家則在忙忙碌碌改造世界。他認為，這或許是經濟學在中國難以很好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自回國後，他一向倡導經濟學家的任務首先是認識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認識不透，改造也是胡改造。此觀點曾引起不少的誤解甚至是微詞，有人認為張維迎主張的是讓經濟學家躲在自己的象牙塔裡。但他的真正用意是希望經濟學家能夠以獨立的、中性的态度來對待學術，對自己還沒有十分弄清楚的東西不要迫不及待用之于政治和社會的改造上面，因為現實的改造不是憑善良的願望與虛榮的沖動可以解決的，對理論認識的膚淺與急躁，急用先學，半生不熟，都很可能對現實産生誤導。而一個心态平靜、享受理論研究快感的學者則更不容易讓熱情來代替理智，或為政治漩渦所吞噬。張維迎堅信，經濟學研究應該提供給世人一箱子工具，而不是急于開一紙政策藥方，經濟學家要拿出磨得精亮的上手的工具，對改造世界才能有益。現在很多人總譏諷理論沒用。張維迎認為，你認為沒用那是你沒懂，沒吃透。任何現實的存在都會在理論上得到反映，好的理論則是提供給現實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經濟學家當然也研究政策，但政策建議應該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他說，他自己的政策建議都不過是理論的延伸而已。
張維迎主張理論研究一定要徹底，不避實就虛，更不應該向現實妥協，因為妥協是政策的問題。他的研究風格向來犀利，能抓住問題的要害和痛處。在最初雙軌制的研究中，他就曾以，一個“放派”的姿态與“調派”有過争執。他對腐敗問題的獨到見解也給人留下深刻的影響。他認為，在現行體制下，腐敗是一種激勵機制，一種“次優安排”。他關于國家作為股東不能保證把最有才能的人選拔在經營者崗位從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企業家隊伍的論述可以說是入木三分。很多人說張維迎的文章理論深度很強，但似乎不代表主流。确實，他研究問題從未一知半解，他不附庸主流，或許他根本不在意主流與否，他的主流永遠是學術本身。他堅信，他的東西是最有生命力的。
張維迎無論是寫文章還是發表演講都妙趣橫生。他特别愛用比喻，把一個複雜的概念或思想形容得十分生動易懂。他那著名的“月亮與樹萌”的童話把一個深刻的監督理論講得很到位；他有關國有企業的國家股份化改革是“在馬背上劃白道道制造斑馬”的比喻，他的“第三者插足”的改革思路，等等，已成為不斷被人們引用的例子。在中國經濟學界，張維迎被公認為最善于用類比來解釋深奧理論的人。他的類比常常是信手拈來，但又都是那樣地貼切，令人稱絕！他的類比如同他的理論一樣，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獨創。由于善于運用類比，他的觀點總是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讀者認為讀他的文章是一種享受。當然，類比本身并不是理論，但沒有他那樣深刻的思想，是不可能有他那樣富有色彩而貼切的類比的。張維迎有着陝北農民式的純樸和幽默，他主張講問題要盡量講大白話，他認為，再深奧的理論都可以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表達不出來就是你還沒有搞懂。在介紹莫裡斯教授和信息經濟學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時，張維迎用了一句外行都能明白的話：如何讓人說真話，如何讓人不偷懶。可謂道出了信息經濟學的精髓。
學術成果
（1）在國内首次提出并系統論證了“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被決策部門采納，對中國價格體制改革産生了重要影響，其論文被美國學者翻譯成英文在美國《Chinese Economic Studies》上發表；
（2）1985年與李劍閣一起提出并論證了人民币彙率雙軌制和開放外彙調劑市場的設想，并與黃江南一起主持了姚依林副總理委托的《外彙外貿改革課題》，提出的建議影響了當時外彙和外貿政策的制定；
（3）1985－87年期間，與宋國青一起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首次提出從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分析宏觀經濟平衡的思路，發表多篇論文和一本專着，多次向國務院領導彙報，對80年代中後期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産生了重要影響；
（4）從1983年開始，系統研究了企業家的職能、素質和生存環境，出版專着一本和多篇文章，是國内最早研究企業家的學者，首次提出從“學而優則仕”到“學而優則商”的觀點，論證了“造就企業家隊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題，推動了企業改革問題的研究；
（5）研究收入分配問題，首次提出“将市場機制引入工資決定”的改革建議，被廣泛接受。
著作目錄
（一）著作
宋國青，張維迎等着，1988年,《改革中的宏觀經濟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張維迎，盛斌着，1989年，《經濟增長的國王－－論企業家》，人民出版社
張維迎着，1995年，《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聯
張維迎着，1996年，《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聯
張維迎編，1997年，《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裡斯論文精選》（編着），商務印書館。
張維迎譯，1997年，《産業組織理論》（J·泰勒爾着）（總譯校），人民大學出版社。
張維迎着，1999年，《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主要論文
第一部分：（中文學術期縧af論文）
[1]張維迎，1985年，《論價格功能》，《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3期。獲得“1995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優秀論文獎”。
[2]張維迎，1985年，《經濟體制改革與價格》，《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5年第6期。選入《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85》（中央黨校出版社），初稿獲“1984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優秀論文獎”。
[3]宋國青，張維迎，1985年，《經濟增長，結構變化與價格》，《中青年經濟論壇》1985年第1期，獲得“1995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優秀論文獎”，《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85》優秀論文三等獎。
[4]張維迎，李劍閣，1985年，《關于人民币貶值與開放外彙調劑市場的建議與設想》，《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報告》1985年第6期，獲《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85》優秀論文三等獎。
[5]張維迎，1985年，《關于七五期間外貿外彙政策的研究報告》（項目組織者與主要作者）,《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報告》1985年第11期。選入《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85》。
[6]張維迎，1985年，《外彙貶值，出口退稅和财政補貼的測算》（項目組織者與主要作者），
《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報告》1985年第12期。
[7]張維迎，1986年，《新時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86年第1期。選入《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85》。
[8]宋國青，張維迎，1986年，《宏觀平衡與宏觀控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經濟研究》1986年第6期
[9]宋國青，張維迎，1986年，《工業高速增長的基礎》，《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報告》1986年第7期。
[10]張維迎，1986年，《貨币，價格與生産》，《中青年經濟論壇》1986年第4期。
[11]張維迎，1986年，《企業家與所有制》，《經濟發展與改革》1986年第30期。
[12]張維迎，1987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變化與财政赤字》，《經濟發展與改革》1987年第3期。
[13]宋國青，張維迎，程曉農，1987年，《宏觀經濟政策讨論中的理論分歧》，
《經濟研究》1987年第4期。
[14]宋國青，張維迎，1987年，《改革中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研究》1987年第7－8期。
[15]張維迎，1987年，《股份制與企業家職能的分解》，《經濟研究》1987年第1期
[16]張維迎，程曉農，1988年，《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行為：日本的經驗》，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編），四川人民出版社。
[17]程曉農，張維迎，1988年，《日本的金融體制與金融政策》，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編），四川人民出版社。
[18]張維迎，1993年，《台灣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收入《台灣經驗與大陸經濟改革》（易綱編），中國經濟出版社。
[19]張維迎，1994年，《西方企業理論的演化與新發展》，《經濟研究》1994年第11期。
[20]張維迎，1995年，《從現代企業理論看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改革》，1995年第1期。
{21}張維迎，1995《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理性思考》，《中華工商時報》1995年1月23日；《新華文摘》1995年第3期。
[22]張維迎，1995年，《公有制經濟中的委托人－代理人關系：理論分析與政策含義》，《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選入《中國經濟學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
[23]張維迎，1995年，《決策權，剩餘索取權與績效：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運作的一個理論模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5年秋季号；選入《中國經濟學1995》。
[24]張維迎，1995年，《公司融資理論：一個綜述》，《改革》1995年第4期
[25]張維迎，1996泥a，《中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存在的問題》，《金融研究》1996年第10期
[26]張維迎，1996年，《國有企業改革何處去》，《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年第1期
[27]張維迎，1996年，《所有制、治理結構與委托－代理關系》，《經濟研究》1996年第9期；選入《中國經濟學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
[28]張維迎，1996年，《從資本結構看企業重組》，《國際經濟評論》第7－8期。
[29]張維迎，1997年，《從公司治理結構看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就、問題與出路》，《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2期。
[30]張維迎，1998年，《全球微觀經濟機制的調整與中國的選擇》，《國際經濟評論》1998年第1－2期。
[31]張維迎，盛洪，1998年，《從電信業看中國的反壟斷問題》，《改革》1998年第2期。
[32]張維迎，1998年，《控制權損失的不可補償性與國有企業兼并中的産權障礙》，《經濟研究》第7期。選入《中國經濟學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3]張維迎，栗樹和，1998年，《地區之間的競争與中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經濟研究》第12期。選入《中國經濟學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4}張維迎，彭志堅，1999，《股票價格為什麼被高估？》，《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35]張維迎，馬捷，1999，《惡性競争的産權基礎》，《經濟研究》1999年第7期。選入《中國經濟學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36]張維迎，2000，《産權安排與企業内部的權力鬥争》，《經濟研究》2000年第6期。
第二部分：（英文論文）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90, "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macroeconomic balance and macroeconomic control" (with Song Guoqing),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23, No.3, 1990, USA.
Zhang Weiying, 1989, “On the Line of Thoughts in Price Reform Guided chiefly by the Notion of Letting Go’”,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1989, 22(3), pp.50-66, USA.
Zhang, Weiying, 1997, “Decision Rights, Residual Claim and Performance: A theory of How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Worksote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8 (no.1): 67-82, JAL Press.
Zhang, Weiying, 1998, “A principal-agent Theory of the Public Econom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31: 231-251.
Zhang, Weiying, 1998, “Cross-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hina”, MOST-MOC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cs.
Zhang, Weiying, 1998， “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h” (with Shuhe Li),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Zhang, Weiying, 2000,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ith Shaomin Li and Shuhe L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8 (No.2): 269-292.
Zhang, Weiying, 2000, “Why Entrepreneurs Are Liquidity-Constrained? ”,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Forthcoming, Vol. 1 (No.1).
Zhang, Weiying, 2000, “China’s SOE Re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hina, forthcoming.
Book and other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85,"On the Role of Prices",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No.4
Zhang Weiying, 1989,"A Note on Takeover and the Free-rider Problem", Newsletter of Chi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U.K., No.1
Zhang, Weiying, and Gang Yi, 1997, “China’s Gradual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 A. Tisdell and J. C. Chai (e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Zhang, Weiying, 1997,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ther to Go”, G J Wen and D Xu (eds.), The Reformability of China’s State Sector, World Scientific Press.
Zhang, Weiying, 1999,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rporate fi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ownership reform”, Gordon de Brouwer and Wisarn Pupphavesa (eds.), Asia Pacific Financial Deregulation, Routlegde: London and New York, forthcoming. (The paper was first presented at 24th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 Chian Mai, Thailand, 22-24, May, 1998.
Working Papers:
Zhang, Weiying, 2000, “Ownership Distortion, Lower-Level Technology, and Excessive Competition” (with Jie Ma),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Zhang, Weiying, 2000, “Incentive Pay and Power Struggle inside the Firm” (with Li-an Zhou),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