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及其首領
說起天理教的由來,然兩百年後再追溯這段曆史,又很難于倉促之間得出一個确切的結論。前人亦留下很多傳說和史料,今日卻也難辨其真僞。有人稱其為白蓮教的一個分支,或曰“乃白蓮教支派八卦教的别名”,或曰“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支,原名榮華會或龍華會,又名白陽教,八卦教”。這種說法,有很多牽強附會的嫌疑。倒是“天理教是林清、李文成、馮克善将京畿地區的白陽教、坎卦教和直豫魯三省交界地區以震、離二卦為核心的八卦教聯合之後的新組織”的說法比較接近真實。事實是:嘉慶年間在直隸京畿和河南一帶流傳的天理教,是由京畿一帶的紅陽教與坎卦教,河南八卦教中震卦教等秘密教會融合而成的。
紅陽教原為八卦教中坎卦教之分支,明清之交時便已在京城和京畿民間流傳,尤其是宛平、大興一帶。嘉慶年間更是以治病相号召,吸收了許多婦女入教。直隸束鹿縣的紅陽教甚至專門收夫故絕嗣寡婦入教。它所念咒語也沒有什麼特别之處,無非治病消災之類,道是它供奉的“飄高老祖”有些與衆不同。其時勢力之大,已擁有榮華會、白陽教等支流。紅陽教之部分,後來加入了天理教。其他組成分支的加入與整個天理教領導權,則多由林清、李文成不擇手段得來。關于林清,清代筆記《嘯亭雜錄》有記錄: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莊。幼為王提督柄弄童,随王于苗疆久,頗解武伎,遂為彼教所推,尊為法祖。其人碩身黧面……
這段逸聞并未見于其他史料,唯《靖逆記》中有與“王提督之家奴王五相往來”的文字。然對其身世,《靖逆記》卻記載得頗為詳細:林清,順天府大興縣人。其先世居浙江紹興,父先本自浙北徙,僑居大興縣黃村之宋家莊,充南路巡檢司書吏。清少無賴,先本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藥肆,習賈人業。體生瘍疽,賈人逐之。清大困,為宣武傭役,擊柝守夜。先本卒,清充黃村書吏,旋革去,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複役丹陽縣署。清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即散去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清潛逃後窘甚,附糧艘短纖至通州,歸宋家莊,偕諸無賴少年販鹌鹑于京師西安門外。有王将軍者,清為書吏時舊相識,與其家人同開雀鳥鋪,分金不均,且奢用無節制,又見逐。嘉慶丙寅依其甥董國太家。林清事敗被捕後,其甥董國太受株連,審訊中所供甚詳:
我外祖林原是紹興人,移住大興黃村地方,在黃村巡檢衙門當書吏,又充南路廳稿工。我舅舅林清于十七歲時曾在京中西單牌樓南首路西九如堂藥鋪内學徒三年,學會手藝,并略懂醫病,就出了九如堂,到三裡河不記店名藥鋪内做夥計,每月得工食京錢六千。因他常在外嫖娼,身生瘡毒,被藥鋪逐出,他就雇給順城門外街道上打更。其時我外祖父已死,黃村衙門書吏缺底頂與别人,每年給我外祖母京錢五千。後來那頂缺的不肯給錢,我外祖母在南路廳控告,要将書吏缺底歸還我舅舅充當。南路廳批準,我舅舅就接充了有一年。因渾河辦工私折夫價,被本官查出革退,就在黃村将所折夫價做本錢,同他大姐夫崔老夥開茶館,約有半年。他終日賭錢,虧輸折本,崔老不依,将他攆了。
他就偷扒邊牆出口,到熱河投在汗巴大人處管布達拉石作工程,得了些錢。回到黃村,每日吃喝嫖賭,把錢花完了,就上蘇州,找着他三姐夫施姓,替他轉薦到四府糧道衙門當長随。後因本官丁憂,他跟了丹陽縣知縣。又因知縣解銅去了,他到江甯一路替人醫病,賺得錢文,随手花費。後來不能存活,雇給糧船上拉纖,回到通州。……回到我家住了幾天,上京來至順城門外,相素識的旗人平老二雀鳥鋪内賒了鹌鹑,在街上挑買。後來西安門内光明殿地方姓王的老爺,聽說是做将軍的,因買鹌鹑認識。看他的相,說他有出息,交給他京錢一千吊,夥開雀鳥鋪。他娶了一個女人,仍舊混花,把本錢花光。那時王老爺死了,王少爺本要将他送官。他再日懇求,才饒了他,攆了出來,在宋家莊租房。居住數月,因他女人身死,他往張家口讨鹌鹑帳去了,至嘉慶十一年方回。我母親因我父親已死,叫他住在我家照料家務。
《靖逆記》的成書與《董國太供詞》均距天理教民變不遠,應該較為可信。所以我們可以由此得出判斷,林清并非一位遭受巨大壓迫的農民,而是一位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的流氓無産者。因此他加入坎卦教也并非為了“反抗清朝統治者的殘暴”或者“為農民謀取福利”。這給階級鬥争論者以緻命打擊。林清最初的目的隻是斂财,他道:“我先前入教,原希圖斂錢。”但經濟狀況的好轉和教内地位的提高卻莫名其妙地改變了他行為的不檢。《董國太供詞》稱“自從掌教,據說他不嫖賭了”。估計這與他确立自己在坎卦教的威信的目的有關。
坎卦教的首領原為郭潮俊,嘉慶十三年京畿紅陽教被人告發,林清受到牽連吃了一場官司,卻因為這個機緣奪取了坎卦教的權力。董國太供稱:“十三年,他在家教書,因同會的陳茂林被陳茂功在保定府告發,牽連杖責,所有坎卦頭目宋進耀、宋進會劉呈祥俱已充徒。郭潮俊亦不能辦事,說我舅舅命大,讓他做了教首。”而當時的情況卻是,郭潮俊雖然資格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得不到教徒擁護,“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來,我因他勢大,就将坎卦教交林清掌管”。
林清取得坎卦教領導權之後,又花費了一些精力統一了京畿一帶的其他秘密教會,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坎卦教。林清嘉慶十三年曾與人道;“這教本名三陽教,分青、紅、白三色名目,又名龍華會。因分八卦,又名八卦會,後又改名天理會。每日朝拜太陽,念誦經語,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亂時候,并可乘時圖謀大事。”由此可見,嘉慶十三年的林清已經有了政治野心。天理教之名目也由于林清的活動而日隆。所以,嘉慶十六年他開始了聯絡直豫魯三省八卦教的行動,并成功地在河南滑縣将馮克善的離卦教、李文成的震卦教招至麾下。後來馮、李二人亦成為天理教暴動的核心人物。
李文成之所以歸附林清,全因他的震卦教教首位置乃林清助他奪來,教内骨幹秦理事後供稱:“梁健忠本系八卦會内九宮卦首,平日吃齋靜坐,同教人都信服,幫給銀兩使用。李文成從前也敬奉他,自與林清結識後,因林清常說梁健忠所傳道不真,李文成曾同衆人到梁健忠家講論,争做卦主。梁健忠因勢力不敵,始将家存教内經卷、底簿交給李文成掌管。後來,李文成就斂取衆人銀錢,送林清使用。”林清在助李文成獲取震卦教首領位置後,又引用《易經》“帝出于震”之語,令其他諸卦“各聽約束”。這樣李文成就變成了河南的八卦教總教主。為了報答林清,他又奉其為“十字歸一”,遂有“八卦九宮,林李共掌”的局面。這時候統一的八卦教,已經易名為天理教,然教民們卻仍然習慣以舊名相稱呼。
真面目
秦寶琦先生認為,新形成的天理教,也同其他秘密教門一樣,最初既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也沒有造反思想。教首們主要着眼于傳徒斂财。教首們為了斂錢,規定入教時必須交納“根基錢”——“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天理教給他們的承諾不過是“其家将來能與人富貴”,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除了其首領之外,天理教并沒有給教民們種福,也沒有給他們帶來長久幸運的根基,更沒有富貴。教民們被自己的“宗教”領袖給欺騙了。
“根基錢”之數目,各地多寡不一,有“入教之始,每人納錢二百文”,亦有“各給根基錢三百,三百三、四十不等”。有的農民幹脆以糧食替代銀錢,“交給糧食一、二升至一、二鬥不等”。首領們則根據所納“根基錢”的多寡,給各人決定來世得到之好處。除此之外,教民們還要向領袖們交納“跟帳錢”,逢年過節,交納奉獻,“卦主受之”。
階級鬥争論者往往将天理教的斂錢行為美化,甚至為了政治需要不惜篡改曆史事實,得出與史實完全相背的結論。他們說,“這種錢則純粹是為了救青黃不接或荒年欠月的貧民的。由此可見,天理教的性質,是農民階級和城市貧民的一個革命組織,是一個進步的秘密團體。”此等論調,在中國史學界是最不缺少的東西,一談及“農民起義”,阻礙曆史發展的也變成了“進步的”,流氓無産者的暴亂也變成“革命的”,政府的改革也變成了“苟延殘喘”。事實卻并非如此。秘密教會的首領向教民斂财,本無“革命”之意,無非供其一人揮霍,或購置田産,或為子弟捐官。真正救助貧民的,卻不多見。
暴動前夕,林清、李文成更是大肆斂财,宣稱:“凡有送給錢文、糧食者,許俟李文成事成之後,給與地畝、官職,每錢百文,許地一頃。糧食數石,許給官職,填寫号簿,并開寫合同紙片,交與本人做據。”這種民變首領玩慣了的把戲,在史學界竟然被認為是“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舉措。中國的農民,對于土地和權力有着極大的渴望,林清、李文成所利用的正是他們的這一心态。由此得出“推翻”結論,無疑癡人說夢。更何況,中國的民變首領,其素質大多不高,即使他攫取了政府領導權,改元稱帝,農民們也會發現,他們給自己的領袖抛棄了。倘若林、李二人掌權,他哪裡有那麼多土地、官職給予教民?最後的結果不外乎是天理教被禁,教民的收據變成了廢紙,甚至是殺頭的證據。這樣的事情,中國曆史上并非沒有。
天理教不是進步的,而是落後的。不但沒有促進社會發展,反而阻礙了直豫魯三省的經濟,并且撒播了秘密教會民變的種子,實在是一種不好的舉動。中國的農民本身就有性格上的缺陷,而中國又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宗教,而清帝國的政治、經濟、司法諸方面又遠沒有接受現代化的壓力實施改良,這一切加上嘉慶十七、八年直豫魯三省的天災和政府的失察,終于釀成了天理教民變。
十八年民變
比起他的先祖來,嘉慶實在是個運氣很糟糕的皇帝,他改元第一年的正月初八,白蓮教就開始造反了。這場1840年之前最大規模的民變讓嘉慶和他的政府元氣大傷,史學家稱之為“清帝國由盛轉衰的重要标志”。之後又有無為教、龍天教、黃門道等秘密教會的悄悄活動。到了嘉慶十八年,終于又爆發了天理教的造反運動。
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十月間,在河南、直隸、山東三省交界地帶和京畿地區爆發了以林清、李文成為首的天理教民變。造反的教民先後攻占了河南滑縣,直隸長垣,山東定陶、曹縣等地。秘密活動于京城大興、宛平一帶的天理教徒在宮中太監的接應之下攻入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嘉慶皇帝還裝模做樣地為此下诏“罪己”,并在臨終前告誡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變”。平變之後,混戰中射在隆宗門上的一個箭镞,一直被保留了下來。嘉慶希望這個箭镞能夠對愛新覺羅皇室的子孫們保持一種緊迫:務必寬仁愛民,勿為“害民之虐事”。盡管天理教民變沒有嘉慶初川陝白蓮教民變的規模,但其深入皇宮的事實确實讓滿清政府感到驚悸不安。
黃仁宇先生謂: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險。并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某種有迹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我們能夠考究其在曆史上的真意義。天理教民變是完全符合這種模式的。
大凡民變,多由土地的産權不晰和經濟的分配不均諸種矛盾激化而發生,天理教亦不例外。這方面的原因,以往學者多有分析,認為:乾隆中葉以後,地主階級加緊掠奪土地,官吏大肆貪污,營私舞弊,從而加劇了直魯豫三省的階級矛盾。嘉慶年間,這一地區占有數百畝以至數千畝土地的大地主,比比皆是。而終歲辛勤勞動的農民,卻仍然“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兒号寒,幾于無生”。三省官吏之貪污,使這裡的“積欠”越來越多,地方官伺機将虧空強加于農民身上。嘉慶十七、八年,直魯豫三省連遭天災,到處欠收,廣大農民衣食無着,地方官又趁機催科、派差,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從而引發了這場農民起義。
以嘉道時期官吏腐敗的情形來看,這分析大緻不差。唯一值得商榷的是,三省遭災,地方官員已隻不過照常行事而已,催科、派差隻是按照往年的規模和形式,談不上什麼“趁機”。地方官吏,即使貪虐異常,亦不願激起民變。因這關乎他們的頂帶和性命,是冒險不得的。《大清律例》規定:“凡(有司)牧民之官,(平日)失于撫字,非法行事(使之不堪),激變良民,因而聚衆反叛、失陷城池者,斬(監候)。(止反叛而城池未陷者,依守禦官撫綏無方,緻軍人反叛,按充軍律奏請。)”然而催科、派差也是上頭的任務,在沒有得到免丁差的聖旨之前,他們同樣不敢馬虎,《大清律例》亦有規定,因條目煩瑣,就不多說了。所以,帝國時代的官員雖然表面上威風凜凜,内心卻是極其痛苦的,更有的已經麻木了。尤其在“第三帝國”。
另外,秘密教會的發展也決定了其造反的必然。民變利用宗教,無非是利用其為它的合法化與合理化找借口。至于秘密教會本身,亦非“農民的宗教”或“被壓迫階級的宗教”。秘密教會的首領最初的目的多為斂财,等到會社發展到一定之規模,必然萌發登基稱帝的野心,希望利用會社勢力,實現其“政治抱負”。而農民加入秘密教會的緣由,是希望能夠借助其力量改善自己的地位與處境,亦非純正的宗教信仰。并且中國的民間,本就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民衆大多帶着世俗的目的參加,故而缺乏改革的精神力量。這種狀況決定了除非在政府力量嚴重衰弱的朝代,否則民變大多沒有什麼好下場。林清與李文成的經曆和天理教暴動本身都能說明這個問題。
其他資料
日本
日本新興宗教之一。大和國山邊郡莊屋敷村(今奈良縣天理市三島町)婦女中山美伎創立﹐天保9年(1838)10月23日﹐中山美伎在為其患病的長子祈禱時自稱“真神”降臨﹐要她傳達神意﹐解救世人﹔這種狀态持續到26日﹐後天理教定此日為創教日﹐奉中山美伎為教祖。中山美伎創教後﹐借咒術﹑神符為人醫病﹑助産﹐同時與家人一起傳播“天理王命”信仰﹐遂名天理教。到明治24年(1891)﹐天理教已升至神道本局直轄一等教會。
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遭到政府的壓制和日本佛教等的反對。明治32年起﹐天理教五次進行“獨立請願”﹐終在41年得到當局承認﹐作為教派神道的一派而取得獨立地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天理教進一步吸引大批農民﹑商人﹑職員﹑家庭婦女等社會中下層群衆入教﹐并向海外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天理教曾追随着日本軍國主義向中國東北等地殖民的政策﹐也在當地建立“天理村”等。戰後﹐天理教在日本相當活躍。1952年成為宗教法人﹔1970年退出神道教派聯合會﹐以獨立宗教的面貌出現﹐到1984年底﹐該教有教會16000餘﹐布教所21000餘﹐宗教職業者17萬人﹐信徒約176萬。在世界各地還設有近200個海外教會。
“天理王命”是天理教信仰中10個神的總稱﹐具有一神意義﹐又稱“父母神”。其教義認為﹐世界和人類都是父母神創造的﹐人必須認識神的恩惠﹐愉快地從事日常的“神聖勞動”﹐彼此合作﹐相互親愛﹐消釋前生宿業﹐實現“康樂生活”﹐最終達到父母神所期望的“康樂世界”。基本經典是被稱為“三原典”的《禦神樂歌》(修行活動時的唱詞)﹑《禦筆先》(記“神示”的1711首和歌﹐與前書同出自中山美伎之手)﹑《禦指圖》(中山美伎和另一領導者飯降伊藏的言論集)﹐以及為适應戰後的新情況而由天理教總部于1949年編定的《天理教教典》。
天理教以繼承教祖血統的“真柱”為最高領導人﹐設“表統領”管理傳教﹑組織工作。現任第三代“真柱”為中山善衛﹐“表統領”為清水國雄。其宗教活動圍繞“總部─大教會─分教會”這種縱向系統進行。總部設在奈良縣天理市三島町中山美伎故裡﹐内建神殿﹑教祖殿﹑祖靈殿﹐神殿中央築有“甘露台”﹐是供奉“天理王命”的禮拜中心。中山美伎創教和逝世(被稱為“隐身”)的日子是天理教的主要紀念日。總部發行《天理時報》等五種報刊﹐設有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整套教育機構以及圖書館和參考館(博物館)﹐還有醫院﹑出版社﹑研究所和培養教會人員的專門學校。
儀規
一、宏揚天理教義,順應國策,發展社會福利慈善文化事業,以促進康樂生活世界為宗旨。
二、信奉創造世界人類的父母神天理歐諾彌格多,敬仰中山美伎為教祖,遵守世界人類皆兄弟姊妹的教導,緻力建設康樂和平大同世界。
三、教會、布教所奉行的祭典,除祭儀式外,以奉行聖舞為主,教義則以聖舞歌、禦筆先(教祖執筆)、禦指圖(神之啟示錄)為根源。
四、天理信者應勵行早起、勤勞、誠實三信條,每天樂從過日;用木者更需以助人救人為職志。
五、天理教的祭儀式,系日本古代神道儀式改進而來,莊嚴、肅穆,有規律,和我國祭孔大典很相似。
日本神道派系
天理教,是日本神道最大勢力的派系,至今仍然活躍。
天理教的始創人為農村出身的中山美伎,她自稱被智慧的神附體。天理教的運動出現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時期,現仍被視為日本最有影響力的宗教運動。天理教提倡唱歌狂舞的崇拜方式、宣揚仁慈、愛人、能醫百病等教義。
新形式
天理教是一個“新新80後”創立的新新宗教信仰概念,所謂“天理”非昔日天理,應該分為2個字解讀,天一樣的道理,天的含義比較豐富,有“以食為天”“明天”“天将降大任于某某”等…… 新新天理教的“天”有至上、至真、至本源的涵義。該宗教宣稱能包容一切!所追崇的是真實的“理”!講究用科學的,有邏輯性的理性思維解讀一切所能認知的事物。教典中認為世界是一個由“理”所支配的世界,世界是一個不斷被發現,慢慢表現出真正本源的世界;受限于目前科學知識體系等的認知,發現手段,人類所了解的世界是真實本源世界的一小部分。
在這樣真實而不斷被發現新事物的世界,應該追求平等與自由!教義中提到所有的生命,包括人類,動植物,以及其他一些存在的各種生命形式,都應該遵循“理”字。講究達到平等,自然…… “一些任何存在都是必然合理的”等等新興概念理論。
相關研究
尚英則依據檔案和有關文獻得出結論說:“天理教是林清、李文成、馮克善等人将京畿地區的白陽教、坎卦教、大乘教和直魯豫三省地區以震、離二卦為核心的八卦教聯合之後成立的新組織,它有本身的特點,并不等同于八卦教。”他這一具有開拓性的見解很有說服力,因而為一些研究秘密社會史的專家所贊同,并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再聯系到他在自己的其他論著中,對清代民間宗教諸多流派的源流、發展和盛衰演變,及其曆史地位和作用,都條分縷析,一一梳理。如對羅教及其教派,紅陽教及其教派,八卦教及其教派,黃天教及其教派,等等,都溯源逐流,進行了梳理和總結,頗有便研究者參考和讀者閱讀。尚英也因擁有這些研究成果而成為研究清代民間宗教的專家,在這一研究領域理所當然的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