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争

牛李黨争

唐朝後期牛黨和李黨的争鬥
牛李黨争,通常是指唐代統治後期的九世紀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争鬥。 鬥争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持續時間将近40年,最終以牛黨獲勝結束。以緻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歎。牛李黨争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1]
  • 中文名:
  • 外文名:
  • 别名:
  • 中文名稱:牛李黨争
  • 别稱:朋黨之争
  • 時間:唐朝
  • 主要人物:牛僧孺,李德裕
  • 主要影響: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 導火索:進士考試

背景

政治

唐太宗時期,統治集團内出現了一種濃厚的“民主”氣氛和許多敢于直言極谏,專折廷争之臣。 武則天時期的高壓政策,使這種“民主”制度一度受損,在皇族與戚族之間發生了一場争權奪利的鬥争,官僚集團内部的矛盾也日趨激化。以張柬之為首的一派最終消滅了張易之、張昌宗一派。姚崇、宋璟為首的集團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權威又得到恢複,封建統治集團重新出現了團結局面,“民主”機制重新得以運行。

天寶年間,唐玄宗的進取精神減退,一味追求享樂,荒淫無度,又沉溺于道教與佛教之中,于是出現了李林甫一人“獨裁”的局面。李林甫執政晚期,統治集團内部争權奪利的鬥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傑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殺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為削弱。至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為宰相時,唐玄宗權力衰落,一切政務都由楊國忠行使最高權力。唐太宗時的“民主”遺風被進一步破壞。“民主”的缺失,為牛李黨争提供了政治前提。

經濟

唐朝繁榮的商品經濟,培養了一批精于經營、善于理财之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亂積極籌措了巨額軍費而勢力膨脹,中央官僚集團内部的勾心鬥角和争權奪利已使行政工作無法正常進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權分為政府職員和财政官衙兩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繼續鬧獨立,擴大自己權限,使政務不得不停頓下來。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對官僚的控制。而以賺取最大利潤為目的的商品經濟滲透到政治鬥争中,以各種方法和手段對付一切競争對手。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他們結黨營私、行賄受賄、出賣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這一切都為一個目的:争奪權勢。因此,唐太宗時的“民主”遺風的喪失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加快了個人争權奪勢的發展。 

軍事

藩鎮割據、安史之亂

藩鎮割據與中央政權的矛盾是牛李黨争的重要條件之一。玄宗天寶初年,為防禦周邊國家的進攻,在東北、西北、西南等地設置了十幾個節度使或經略使,總兵力近50萬。起初,中央對節度使的選派還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輪換。其行政工作及權力由中央官署管轄。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漸失去對節度使的控制。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大,以緻不僅管軍事,還擁有行政、财政、供應等權力,并把權杖伸向中央政府。

736年,牛仙客以兼領朔方節度使和河東總管的身份入朝為宰相,标志着藩鎮将領勢力打入中央政權的開始,并開了藩鎮節度使獨立行使人事任免權的先河。從此,節度使與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職權完全相等。與牛仙客同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領隴右和河西兩節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帶兵權,以抵禦藩鎮将領對中央政權的威脅。

牛仙客、李林甫死後,宰相楊國忠與藩鎮将領安祿山的矛盾漸趨激化。最後,安祿山發動了安史之亂,戰亂平定後,形成了中央與藩鎮對立的藩鎮割據局面。藩鎮擁兵自重的目的無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因此必然施加其對中央的控制。

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權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張,因遭到以浙西節度使韓滉為首的節度使們的反對而未能實行。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藩鎮将領的反對。唐憲宗時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節度使而被平盧節度使的刺客刺殺。這時的皇帝和中央政權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權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遺風,又常常使失勢的宰相得不到應有的處理,隻是讓他們出任一方節度使;而得勢的節度使反而又入朝為相。

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決,反而更加助長了中央與藩鎮、中央官員與中央官員之間的鬥争。升為宰相者為保相位極力勾結部分官僚、宦官。甚至一些地方節度使,互為表裡,竭力抑制出為節度使的政敵再度入朝為相;出為節度使者,則利用在地方上的權勢肆意聚斂财富,買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聯合某些節度使互為聲勢,處心積慮地想恢複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權旁落,又無力控制局面,緻使黨争愈演愈烈。整個官場成為官僚、宦官、藩鎮将領的争權奪利的競技場。因此,藩鎮割據勢力與中央政權的矛盾就成為牛李黨争的重要條件之一。

宦官集團

南衙北司、二王八司馬、甘露之變

宦官集團的内部鬥争是牛李黨争的總後台。宦官專政是唐後期曆史上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唐宦官勢力的膨漲,侵害了官僚集團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團便與宦官集團展開了一場争權奪利的鬥争。史學界把這場鬥争稱為“南衙北司”之争。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亂後到憲宗諸朝,還有其準确真實的意義;如果再用于憲宗以後諸朝,就不太符合曆史實際了。因為透過順宗時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文宗時的“甘露之變”,“南衙”(官僚)已經完全為“北司”擊敗。牛李黨争的兩派官僚集團,已經完全依附于宮廷中宦官勢力之下。

經過

唐憲宗在位時期,有一年長安舉行考試選拔人才,舉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裡批評了朝政。考官認為兩個人符合選擇的條件,便把他們推薦給唐憲宗。這件事傳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親)的耳裡。李吉甫見牛僧孺、李宗闵批評朝政,揭露了他的短處,對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憲宗面前說,這兩個人(牛僧孺、李宗闵)與考官有私人關系。憲宗信以為真,就把幾個考官降了職,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沒有受到提拔。但此事卻引緻朝野嘩然,大臣們争為牛僧孺等人鳴冤叫屈,譴責李吉甫嫉賢妒能。迫于壓力,唐憲宗隻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另任命宰相。這樣朝臣之中分成了兩個對立派。但此時李德裕、牛僧孺尚未進入朝廷供職,所以派系鬥争色彩尚不濃厚。[4]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右補阙楊汝士為考官。中書舍人李宗闵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錄取都是通過“關節”。穆宗詢問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李紳,他們也都說段文昌所揭發是實情。穆宗派人複試﹐結果原榜十四人中﹐僅三人勉強及第,錢徽、李宗闵、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于是,李、楊等大為懷恨﹐從此“德裕、宗闵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雙方各從派系私利出發,互相排斥。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牛僧孺入相。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

唐敬宗寶曆元年(825年),牛僧孺多次辭相,出為武昌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德裕改任兵部侍郎。宰相裴度推薦李德裕擔任宰相,未成功。李宗闵通過宦官的關系當上宰相,将剛剛入朝的李德裕調出,任義成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宗闵引薦牛僧孺入相。曾經推薦過李德裕的裴度辭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維州守将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據其城。牛僧孺令縛還悉怛謀及從者,被吐蕃官吏盡殺于維州城下。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書。京兆尹杜悰向李宗闵提出建議,通過推薦李德裕任禦史大夫的方法,與李德裕修好。得到李宗闵的同意後,杜悰造訪李德裕,提出這一方案。李德裕非常高興。但李宗闵在與楊虞卿商議後,終止了上述方案,錯過了這個很可能是雙方和解的最好的機會。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升任宰相,将楊虞卿、張仲方、張元夫、蕭浣等牛黨人物降職,出為地方官。不久,李宗闵出為山南西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當權的李訓、鄭注為了排擠李德裕,再次引薦李宗闵入相,之後,李德裕出為鎮海節度使。

此後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變前前夕,牛李兩黨都被當時掌權的反宦官的李訓﹑鄭注排斥朝外﹐大體上是兩黨交替進退,一黨在朝,便排斥對方為外任。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死,牛黨和他們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繼承人未能繼位,另一派宦官擁立唐武宗即位﹐牛黨失勢。李德裕自淮南節度使入為宰相,開始了李黨獨掌朝政的時期。牛黨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領袖牛僧孺、李宗闵雖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貶職流放。李德裕雖在會昌年間讨平澤潞叛亂﹑破回鹘﹑廢佛教等幾個方面作出成績,但他獨斷專行、排斥異己的作風不但為反對派所憎恨,也為宦官所不滿。

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武宗召李德裕入朝為相,信任有加。之後數年間,李德裕對李宗闵、牛僧孺等一再貶黜。

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為了奪回朝政大權,故出李德裕為荊南節度使。此後,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貶黜李德裕。李宗闵病故。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僧孺病故。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病故。

結果

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争” ,以牛黨執政,并失去争鬥的對手,而宣告結束。

影響

牛李黨争對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響,這場統治階級内部的宗派鬥争,導緻社會各種矛盾也開始趨于尖銳化,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使本來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滅亡。

牛李黨争不但影響到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變,而且參與塑造了中晚唐詩風,同時在牛李黨争中産生的一種具有攻擊傾向的文學作品。

評價

兩黨政治争奪戰,開始于唐憲宗,互有更叠,大緻來說,唐穆宗、唐敬宗二朝為牛黨得勢之時;及至唐文宗時,黨争最烈,有時兩黨之人同朝為相。唐武宗時,為李黨全盛時期;宣宗時,則為牛黨全盛時期,宣宗以後牛李黨争不複載于史冊。

兩黨人士雖然在政治上互相傾軋,然其不似今日政黨,有黨綱、黨員名冊,為政治理想而争,牛李黨争的性質為權力之争,兩黨的差異性除出身背景不同外,最重要為對邊患和藩鎮問題的争議,主戰、主和的不同。

牛李黨争雖和宦官黨派之争互為表裡,然自甘露之變後,宦官們自成一氣,同類相聚,不再讓外朝大臣有所依附,雖使得牛李黨争自宣宗以後不再出現,然卻使得外朝大臣轉而依附擁有地方兵權的藩鎮,釀成崔胤結合朱全忠殺盡宦官之舉,朝政大權落入藩鎮手中,加速唐朝走上滅亡之路。

牛李黨争是唐朝後期統治集團内部争權奪利的宗派鬥争,是政治腐敗的一種表現。從表面看,牛李黨争似乎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權力鬥争,實際上兩黨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兩黨分歧的焦點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什麼途徑來選拔官僚;二是如何對待藩鎮。

分析

陳寅恪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為牛黨代表進士出身的官僚,李黨代表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他們之間的分歧不僅是政見不同﹐也包括對禮法﹑門風等文化傳統的态度之異。史學界大體上認為牛黨是新興的庶族地主,而李黨則是沒落的門閥世族。

岑仲勉

唐史專家岑仲勉認為所謂的“李黨”,應該指的李宗闵黨。在他看來,李德裕無黨。他的主要證據有:

武宗即位後,重用李德裕,将楊嗣複、李珏兩位宰相罷免。這二人被認為是牛黨。此時李德裕并沒有乘機落井下石,而是力勸武宗對他們從輕發落。在李德裕任宰相時,有人向武宗推薦白居易擔任宰相。李德裕認為白居易年齡太大,建議武宗拒絕。但他同時又推薦白居易的族弟白敏中,而白敏中被認為是牛黨的重要人物。事實上,白敏中後來确實參與了迫害李德裕的活動。

趙翼

清朝趙翼認為,“李”指的是李宗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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