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史料记载
关宁铁骑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精锐部队，是历代骑兵中的强悍军队之一。关宁铁骑与三国曹魏的骑兵方队；汉武帝的重装骑兵；唐太宗李世民的”玄皂骑兵”；岳飞的“背嵬军”，共同记载于历史典籍。明朝的多种书籍中记载了关宁铁骑的作战历程；《明季北略》中明文提到，三桂手下有“关宁铁骑”数千，皆敢战，建州为之惧。关宁铁骑全部使用当时最先进之三眼神铳，极为强悍。这种武器全身带刺，即可远战，也可近战当狼牙棒使。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即位，袁崇焕被二次启用，督师蓟辽。关宁铁骑其实是祖大寿最先创建的，蒙古难民逃到辽东时，他收编了其中的精锐，然后加以训练，一直当亲兵用。直到袁崇焕到了辽东，才开始重新整编，所谓”以辽人守辽土”。
史籍求证
翻阅的史籍中，吴伟业在清顺治九年成书的《绥寇纪略》中明文使用“关宁铁骑”这四个字。但是依据当时的舆论倾向，“关宁铁骑”不大可能是指袁崇焕训练的骑兵，而有可能是戚继光抗倭之兵中的一个分支。袁崇焕当时有“投敌叛国”之嫌，直到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时，乾隆下诏为袁崇焕翻案，而这时已经是150年后了。而《绥寇纪略》成书于顺治九年，此外《太宗实录》六十八卷，吴伟业本人没有参与《太宗实录》的编纂，不可能有机会提前知道内幕，所以他本人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袁家军歌功颂德。
根据《绥寇纪略》明确指出所谓“关宁铁骑”指的就是祖大寿的家将入关所带的军队。祖宽（胡人，见明史）是祖大寿的家仆，祖大乐是祖大寿的堂弟。此两人携家将部队入关清缴农民军，记载如下：
二将悟，揖而去，徐驱至龙山之毂熟集，遇大乐，与贼战大胜，追来，二将以其属逢迎急击，贼号呼走曰：何处来此铁帽子军，六家大寇，漏刃破胆，竟全开、归焉。-------------二将乃大乐手下，因擅自行动被撵走，路遇某官，被劝说回营。偶感兴趣的是，贼称二将所领人马为“铁帽子军”。
《明通鉴》中曾记载：祖大乐之兵强于祖宽，其人稍恭谨。两家所部，皆缘边铁骑，又养曳落河（胡语为壮士。另外还是一种军中养父子关系，即被主帅认为养子）为摧锋，虓阚而狠戾，二将常倚以立功。宽部五百人方过河，噪而逸。其在大乐军者一千二百，饮食嗜欲不与中土同，非可以法令使也。往者官军多秦人，临阵以乡旧相劳苦，抛生口，弃车重即纵之去。边兵不通语言，交手即杀，然所过焚庐舍，淫妇女，恃功不戢，又见贼窜，淹旬不可定，自以为客将，无持久心。
《绥寇纪略》中有“虽关宁铁骑至，无能为也。”这样一句话，到了《明通鉴》中，变成了“虽官军至，无能为也。”其动机值得商榷。
根据《明季北略》明确记载祖大寿组织家丁，形成一支善战的部队。《明季北略》明确给出了关宁铁骑的定义：“铁骑者，山北近河北、山西、辽阳人，俱控弦习战之士。”可见家丁中的来路是比较复杂的，多是弓骑的战士。同时《明季北略》里说吴三桂也有一支”关宁铁骑“。考虑祖大寿与吴三桂的关系（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之父吴襄是祖大寿的部下），这是同一支部队。谈迁的《国槯》参考了《绥寇纪略》等书，这里谈迁称之为”关辽铁骑“，同样指出是汉人组成。
《明史》中介绍辽东将领尤世威中，也有这么一段：“七年命偕宁远总兵官吴襄驰援宣府。坐拥兵不进，褫职论戍。未行，会流贼躏河南，诏世威充为事官，与副将张外嘉统关门铁骑五千往剿。”与《绥寇纪略》《明季北略》，经查询史料确定，此为杨嗣昌崇祯四年任山永巡抚时在山海关所编练的关门铁骑营。与传闻中的关宁铁骑无关。
所谓铁骑，不外乎两种解释：1、披挂铁甲的战马的骑兵，2、借指精锐的骑兵。因祖大寿和吴三桂的兵属于关宁军，才称其为“关宁铁骑”。这与传闻中的铁血军团没什么关系，可证传闻为假。
而关宁铁骑也并非为孙承宗所编练，根据熹宗实录，天启六年袁崇焕上书辽镇军编制，依然沿用孙承宗所额定的编制，并没有关宁铁骑。到天启七年，户部尚书郭允厚疏言："关门内外兵马自枢辅裁定，而后连匠役杂兵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一员名在内共一十万七千三员名马骡五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头。”又一次证明关宁军依然是孙承宗所定编制。
根据《明档》记载，崇祯元年三月前后，有约十万众蒙古部落归顺明廷，被时任辽抚安置在锦州附近，辽镇将领即从中招募大批精壮善战之夷人充做家丁，时锦州总兵祖大寿更直接将部分蒙古人整编为降夷左右营，以蒙古部落首领为将，成为了祖大寿直属指挥的一直精锐军队，人数约三千人左右。
关宁铁骑也并非袁崇焕所编练，袁崇焕被任命蓟辽督师是崇祯元年四月，七月入都见皇帝，后面一直忙着平兵变，策划杀毛文龙，然后就是己巳之变被捕下狱。短短一年多时间并未来得及对关宁军做出变动。梁启超《袁崇焕传》与金庸所着《袁崇焕评传》也均无关宁铁骑的记载。
袁崇焕下狱后，祖大寿成为了辽军方面的军事首脑，任辽镇总兵官。从此，以祖大寿为首的以降夷为主要战力的祖家军跨上了主导明代辽东十数年的历史舞台。随着崇祯八年，祖家军的将领祖宽、祖大乐带以降夷家丁为主的部队入关剿匪，祖家军的善战之名即在关内传开，至崇祯九年，有人开始以“关宁铁骑”称呼祖大寿所领的以家丁为主力的祖家军。
吴三桂其父为吴襄，与祖大寿是姻亲关系，也属于祖大寿军事家族内的一员。当祖大寿于松锦之战投降于皇太极后，吴三桂即成为祖家军在明朝辽军方面的代表。其麾下三千家丁也成为其所依赖的重要战力。
综上，历史上真实的关宁铁骑实为祖大寿为首，以家丁为主要战斗力的一只家族化的军队。因大凌河之战与松锦之战，祖氏家族大部降清，这只军队也得以为清廷所用，成为了汉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宁辽军中的蒙古兵
明朝在开国伊始，即收编大量蒙古人入军东征西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庚戍之变，蒙古俺答部兵临北京城下，据说当时增援北京的明军，有的竟辫发抢劫，“患甚于虏”。
这些辫发抢劫的人就是明军中的蒙古人。明末，后金在辽东称雄，明军更是收编大量蒙古人入军，以对付后金。而后金亦对蒙古诸部采取招抚的政策，联合与之掠夺明境。这就造成了明与后金交战时，双方的军队中均有大量蒙古人的事实。一位明军军官是这样评价明军中的蒙古人的：“我收养夷丁（指蒙古人），谓其善于攻战，可以御虏故也。孰知临阵不肯砍杀，反与奴（指后金人）讲夷语日：我本夷人，尔莫伤我，我无害尔，某处是南兵（指明军），使奴酋只向南兵攻击，夷兵径遁。”
后金首次入关，亦有大量蒙古兵跟随作战。例如后金军在北京广渠门、德胜门与明军作战，均出动了蒙古兵。反观袁崇焕坐镇辽东时也对蒙古诸部进行过招抚。有史籍记载崇祯二年己巳之乱时，袁崇焕率“蒙古壮丁万余骑”回援。可以肯定，在广渠门与后金对峙的袁崇焕部有大量的蒙古人。此外，在德胜门外防御的明军满桂部亦有蒙古人（满桂就是蒙古人）。也就是说，在北京之战中，双方的军队均有蒙古人参战。而上述的蒙古人在临阵对敌时，很可能会像以往那样用夷语交流，互通声气以求自保。北京城上的守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当然义愤填赝，甚至作出了过激的行动——明京师守军曾用火炮攻击城外的宁锦援兵；而满桂军在德胜门战斗时，“城上发大炮，误伤桂兵几尽，桂创卧关将军庙中。”
尽管明军在保卫北京之战中，不排除出现了个别临阵动摇的蒙古人，但袁崇焕仍然在广渠门之战中挫败了敌军。后金汗皇太极在广渠门之战后惩罚了参战的蒙古扎鲁特及喀尔喀部落首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沿革
明末，在练兵的问题上，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辽土”。袁崇焕将这些客兵归纳为“南（江南〕兵脆弱”。说到最后，还是民风剽悍，有切身利害关系，而且多善骑马的辽人最适于守辽土。因此，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归附的十余万辽民（流民，一般与后金有深仇大恨）中精选身体强壮者，充实各军，同时大力栽培祖大寿等一大批辽将。借着宁远大捷后明军士气有所回升，开始敢于与后金军骑兵作战的机会，袁崇焕苦练出了一支兵力并不很大，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这支部队后来被人们称作 “关宁铁骑”，是明末最精锐的部队，能与清的八旗军正面交锋（明末三大军：关宁铁骑——孙承宗，袁崇焕；秦兵——孙传庭；天雄军——卢象升）北京之战的硝烟刚刚散尽，崇祯皇帝让士兵用大筐把袁崇焕吊进北京城，随即以通敌的罪名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北京城外的关宁铁骑带着一身的血迹返回关外。清军先是在卢沟桥歼灭明军7000余人，又在永定门外击溃满桂等人率领的40000余人，全歼山海关援军4000人。
此时北京城外的明军全军复没，已无再战之兵。崇祯想起了关宁铁骑。但祖大寿此时接到调令却按兵不动。崇祯无奈，便让在狱中的袁崇焕写信给祖大寿，祖大寿这才带着关宁铁骑再次入关勤王。皇太极得知关宁铁骑出兵入关，立即撤兵，留下了由堂兄阿敏指挥的重兵守卫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可是，令皇太极极为吃惊与震怒的是，他前脚回到盛京，阿敏后脚就跟着回来了——自此开始，在数日之内将阿敏军全部击溃，尽复关内四城，史称“遵永大捷”。关宁铁骑如此善战，而且连皇帝的命令都敢不听，只听袁崇焕的，这让崇祯更加不安。“遵永大捷”后，北京警报解除，崇祯立刻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同时将关宁铁骑一分为三，一部分归祖大寿指挥，一部分归吴三桂指挥，还有一部分被调进关内，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不久，祖大寿率领的关宁铁骑在与皇太极的作战中全军复灭，只剩下吴三桂所部硕果仅存。
一战成名
明天启七年5月，皇太极领着百战精兵来到宁远城下，在宁远外围扎下九座大营，形成了对宁远的包围之势。刚刚登基不久的皇太极面对宁远城，心情很是复杂。当年，父亲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宁远城下，被炮火轰成重伤，不治而亡。所以，皇太极这次有备而来，就是要打下宁远，为努尔哈赤报仇雪恨！三声号炮响起，数万八旗骑兵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直向宁远城下冲去。战鼓咚咚，马刀闪闪，喊声震天。
明军还是延续以往的战法，在城上用大炮轰击。一排又一排的八旗兵在炮火中倒下去，人仰马翻，血肉横飞。皇太极面无表情，坚定地一挥手，八旗军冒着炮火继续冲击。为了这场胜利，他已经研究过明军的战法，他知道，只要冲过这片开阔地，一旦进入炮火的死角，就是八旗军的天下了。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把皇太极吓愣了，也让八旗军的将领们惊呆了。大炮仍在城上轰击，炮火硝烟中却杀出一支几万人的马队，马上士兵手持三眼铁铳，离八旗军百八十米就开始射击，铅弹如狂风般向八旗军扫来。八旗军还没等明白过来，明军已经冲到近前，把三眼铁铳调过来，抡起如铁锤似的枪把便向清兵头上砸来。一场短兵相接的大混战，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了中午，八旗军的尸体铺满了旷野，宁远城外血流成河。眼见着伤亡越来越大，皇太极只好下令撤军。战后，皇太极才知道，这支凶猛异常的部队就是袁崇焕新组建的关宁铁骑。
九千铁骑守北京
有了这支铁骑驻守在宁远，八旗军再也没敢进犯。崇祯二年秋，皇太极避开关宁铁骑，率军绕道蒙古草原，于10月26日突破喜峰口入塞。毫无准备而且刚刚才因为欠饷闹过兵变的明军在如狼似虎的八旗军冲击下，顷刻间土崩瓦解。30日，清军合围了北京的最后一道门户遵化。
袁崇焕得知后大惊失色，要是皇太极攻进北京城，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军掠走的那一幕可就重演了！时间紧迫，袁崇焕再次想到了手中的关宁铁骑。命令离北京最近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领4000轻骑立刻出发，急援遵化；自己亲率九千铁骑随后跟进。然而，出乎袁崇焕意料的是，赵率教领军赶到之前，遵化已经陷落，赵军于城外几十里处中伏，全军殉国，赵率教英勇战死！随后跟进的袁崇焕得知凶讯后，下令，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全军转向蓟州，一定要把清军拦截在蓟州。九千关宁铁骑赶到蓟州时，狡猾的皇太极却已带领军队绕开蓟州向通州进发。通州离北京只有四十里，是京师的门户，容不得半点闪失。袁崇焕又率领铁骑来到通州，刚刚驻扎下，得知八旗军已开往北京城。就这样，袁崇焕率关宁铁骑，追着八旗军的屁股，在京畿之地疲于奔命。待赶到北京城下时，已是人困马乏，有的战士累得连刀都拿不起来了。
皇太极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他采取拖兵之计，先把关宁铁骑累垮，然后再在北京城下，当着明朝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全歼关宁铁骑。
清晨，关宁铁骑与八旗军在北京城下拉开阵势，这决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一边是皇太极亲自指挥的数万八旗大军，兵精粮足；另一边，则是袁崇焕和他的疲惫之师关宁铁骑，人数只有九千！
袁崇焕深知此战关系到明朝的存亡，他的战前动员很简单，也很有煽动性：“我们的身后是什么？ ”士兵回答：“是北京，是皇帝！”袁崇焕说：“还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如果不想让他们落到鞑子兵手里，成为他们的奴隶，我们应该怎么办？ ”士兵挥动手中的刀枪大声喊：“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喊声如雷，声震原野。
此时，皇太极正在调兵遣将，他认为，关宁铁骑不过万人，肯定采取守势。他准备调集全部人马，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举冲垮关宁铁骑，拿下北京城。却没有想到，袁崇焕竟然乘他们调动之时，率军突然发起冲击。九千骑兵一人一支三眼铳，密集的弹雨猛烈地向还没做好准备的八旗军扫去。清兵猝不及防，队伍马上被冲得七零八落。经过四个时辰的激战，八旗军终于支撑不住开始退却。皇太极再一次败在关宁铁骑手下。九千关宁铁骑打败了数万的八旗军，完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明王朝因此而延续十多年。
没落
关宁铁骑在吴三桂的反动统治下，帮助清军占领了北京。后来在吴三桂的带领下彻底击败农民军，随后又协助吴三桂反清，一度几近将清朝推翻，康熙丧失了50万军队。随着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被平息，曾经威名赫赫的关宁铁骑终于在炮火硝烟中归于沉寂。
由于关宁铁骑归袁崇焕指挥过，所以明朝对这支部队的记载只是轻描淡写。清朝立国之后，由于关宁铁骑曾是八旗军的死敌，且最后又助纣为虐，参与吴三桂的反叛，所以，清朝的记载也是能贬则贬。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遇，使关宁铁骑在后人的眼中，印象一直模糊不清。
关宁骑兵是明朝统治者学习先进军事产业的一次尝试。话说天启年间，兵部尚书王在晋主持辽东战事，当时正值广宁大败，辽东官军已是全线崩溃，各个胆寒。王在晋勘察前线之后，认为朝廷边军已不堪再战，纵然侥幸收复广宁，也无力坚守。而且国家财力疲敝，根本无法与建奴长久对峙，于是主张尽数放弃辽东、辽西，以长城为边境，重修山海关作为最后防线，只以水师骚扰建奴腹地，如此便可大大减少军费开销，所需工程费用总共亦不过一百万两银子。
但当朝诸公皆以为，王在晋不谋划恢复辽东失地，反而还要再丢弃辽西，实在怯懦无用，于是将其罢免，改由帝师孙承宗督师辽东。孙承宗倒是一心想要打回辽阳和沈阳，收复辽东，但朝廷官军在野战之中实在打不过后金，便想出一条堡垒计，在山海关外大兴土木，不断往东修堡垒。建奴来了，军民就缩进堡垒坚守，建奴退去，就再往前继续修新的堡垒，一边挺进一边施工，最后把堡垒修到沈阳为止。
此策如果用在永乐、嘉靖年间，国家财计充裕之时，或许倒也可行。然而自从天启年间以来，天下灾荒频繁，赋税难以征齐，户部银库早已入不敷出。孙承宗为了推行堡垒战术，在辽西集结十余万大军，还要修堡垒、铸火炮、囤积粮秣，却依然无力主动出击，反而每逢野战必败，未能收复一寸失地，不能遣散大军休养生息，军费开销自然也降不下来，还白白送给了后金大笔的粮草、兵器、马匹和饷银。而且每一次女真兵来袭，摧毁沿途各堡垒之后，官军还得再一次重修，于是朝廷又要拿出一大笔的工程开销。
结果，朝廷在辽西关宁军身上每年花费的军饷，居然高达五六百万两白银之多，而之前朝廷户部的岁入，也不过每年四百万两上下，户部很快就开始哭爹叫娘。孙阁老看看似乎不行，于是又想要自力更生，在辽西屯田，但辽西之地能够收获的粮秣赋税，折合白银只有十五万两。而且在关外屯田的话，如果关宁军无法在野战之中击败建奴，没办法阻止敌军劫掠，那么你这些屯田里的庄稼就等于是为女真人种的。
这般入不敷出之下，朝廷不得不一再加征辽饷，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可是依然无法弥补这个无底洞。由于在辽东要修筑这么多堡垒，工程用度太大，朝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西北各镇的粮饷长期欠发，导致山陕边军哗变，西北流寇横行之势遂不可遏止。而中原、山东也是不堪重负，民变蜂起。无论大凌河之战胜负如何，只要孙承宗靡费巨万的堡垒计不改，以朝廷财力之窘迫，迟早要被活活拖垮。
举一个更加显着的类似例子来说吧，自从大明迁都北京以来，北京的粮食供应，就仰赖于大运河上的漕运。但问题是，一条运河从南到北，从地方到中枢，从漕丁运兵到户部尚书、内阁大佬，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分肥，每年按规定从江南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沿途各种莫名其妙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还有那修缮运河、维护水闸的花销，当真是每年都要把泼天一般的金银掏出去，压得江南百姓喘不过气来。
于是，江南的有识之士就在心想，既然漕运从南到北几千里，漕船、漕丁、沿途官府、各种规费盘剥层层剥皮，开支怎么也节省不下去，而且都得摊在江南人的头上。那么为何不釜底抽薪，索性不走运河，改走海路呢？要知道，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所以，自从戚继光平定倭寇，海疆恢复平静之后，就不断有人在朝堂上提议将漕运改为海运，减轻整个江南的负担。但这一切倡议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上千里的运河漕运，近百万人牵扯其中，每年有几千万石粮食可供分润，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面对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收益，有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触碰？
哪怕江南的东林党掌控了明末朝政，但他们背后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绅富商集团，而不是江南的小民农户，漕运对江南百姓盘剥吸血得再狠，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他们也影响不大，自然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
结果从明朝一直拖到清朝，哪怕蒸汽轮船和铁路火车都出现了，因为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漕运依然还是老样子不变。最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因为大运河北段实在是淤塞得根本不能行船，而刚刚闹过庚子义和团之乱、签署辛丑条约赔了列强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清廷，又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治河经费了，只得不顾一众官吏们的幽怨眼神，毅然废止了漕运——丢了饭碗的漕帮从此变成了青帮，有的改行去闯荡上海滩，有的去投靠孙中山成了革命党。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之中，这些下岗纤夫还对推翻清王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同理，孙承宗阁老的堡垒战术，不仅每年花费五百万两银子，全国赋税投进去都不够，而且一旦真打起来，攻也攻不动，守也守不住。所谓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不过是全部二十多座堡垒，被后金军扫荡得只剩最多四五座，大量的钱粮物资和人员都被掳走资敌，只是有几座特别坚固的堡垒没有被攻破而已。
而为了守住这几座堡垒，还有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皮，代价却是四海骚然、中原大乱，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边军断饷绝粮、纷纷哗变，无数流寇横行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各省，搅得全国动荡不宁。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得失，就该明白明末的朝廷国力，已经根本支撑不起这种堡垒战术了。既然这种堡垒战术如此糟糕，既浪费钱又没成效，还有巨大的后遗症，为何明廷还硬是要抓着不放呢？因为它跟漕运一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方便大家伸手贪污！
显而易见，花费巨资搞那么多个根本守不住的工程，对于有关部门来说，真是太适合贪污工程款了——敌人来袭，堡垒陷落，然后被劫掠和拆毁，在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之余，也会将有关人员全部贪污工程款的痕迹给毁灭得干干净净。所以，只要堡垒修到哪里，贪污就延伸到哪里。那些黑心官儿把堡垒修成豆腐渣工程还是轻的，直接在账单上瞎编一些不存在的据点，专门用来向朝廷骗钱也是常事！反正等到女真兵一来，就是玉石俱焚，一片废墟哪怕朝廷事后想要派人来查账，也无处可查……除此之外，朝廷花名册上的十几万关宁军，分散在二十几处堡垒里，互相无法支援，女真军一旦来扫荡，明军自然是兵败如山倒，死亡溃散无算，一场败仗下来，所有吃空额的痕迹也被消除得干干净净，真应了王在晋的那句话：“食粮则有，临敌则无！”
于是，孙承宗在辽西建立的堡垒群，不但成为了女真人定期组队刷怪、爆出粮草军械的固定补给站，还成了辽西将门每年敲诈朝廷的聚宝盆。更要命的是，辽西将门也是官场老油子，很懂得法不责众和抱团发财的道理，于是就跟漕运一样，自从辽西堡垒群开工之后，从内阁六部到地方大员，不知道多少人都从这里面沾手分肥——朝廷的财政收入几乎都在这里了，凡是有点能耐的家伙，都会想办法从这里捞钱啊！
结果，大明帝国每年砸锅卖铁地往辽西投入五六百万两银子，为此搜刮得天下百姓群起而造反，结果却是养肥了从中枢文官到辽西将门的一大帮吸血鬼、吞金兽，还把辽西将门给养成了不受朝廷控制的藩镇，只肯大把地拿粮饷，不愿意好好打仗，捎带着让女真人抢走大量钱粮和物资，变得一日比一日强壮。
所以，尽管辽西堡垒群把朝廷财政拖得基本崩溃，但从内阁重臣、朝廷六部到参与辽西堡垒群建设的各方势力，当然还有作为直接当事人的辽西将门，都不愿意改用王在晋的方略，撤回山海关节省开支，让朝廷喘一口气。因为朝廷一旦花费的少了，他们这些贪官污吏能捞到的好处也就少了。而胆敢强行推行这种策略的家伙，非但会担上“丢弃祖宗之地”的骂名，还会得罪一大堆人，多半连性命都未必能保得住！
这样一来，为了这么多人的灰色收入，大明朝廷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坚持辽西堡垒战术，一直拖到整个国家垮掉为止——其实到了后面，就连孙承宗自己也隐约感觉到，这套看上去很好很强大的堡垒战术，已经变成了好像漕运一样的害民玩意儿。但事情到了这一步，连他这个创始人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弦更张了。
后记
明亡后，李自成对吴三桂诱降不成，亲率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山海关。吴三桂自忖难以抵挡李自成，便投降了大清，与清兵一起，在九门口一片石与李自成的大顺军血战。关宁铁骑再次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与清军一起，血战一昼夜，将李自成的十万大军几乎全歼。并一鼓作气攻进北京城，把只做了十八天皇帝的李自成从皇宫里赶出去，踏上逃亡之路。清军占领北京后，关宁铁骑在吴三桂的带领下，跃进中原，对李自成穷追不舍，直至把李自成的部队全部歼灭。随后，兵锋直入四川，又消灭了张献忠的农民军和其他地方的明朝义军，打遍了多半个中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成为清王朝最得心应手的一支部队。吴三桂受封云南后，关宁铁骑也随之驻防云南。康熙十二年春，康熙皇帝做出撤藩决定，吴三桂起兵反清，关宁铁骑再次充当吴军先锋，浩浩荡荡地出云贵，杀向北京。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当年骁勇善战的那批战将或已作古，或已告老还乡，此时的关宁铁骑早已没有了当年所向披靡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