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尹玉林（1922-2012），女。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22年农历八月八日生。1942年的春天，山西境内的侵华日军头目佐藤带领部队占据了河东村，当时的尹玉林刚满19岁，侵华日军闯入她家，与其姐都受性暴力侵犯持续一年多，本应该享受青春年华的她却被日军抓走，惨遭蹂躏。其间无法给婴儿喂奶，孩子过世。她唯一儿子叫杨贵荣，儿媳翟爱英。
尹玉林（1922—2012），山西盂县西烟镇后河渡村人，现住阳曲县东黄水乡郑家寨村。日军侵占该村后每天到家里强暴她，还不许她出嫁，并不准逃跑，如逃跑，日军要把她全家人杀光。此外，还曾两次被抓进炮楼，遭受非人折磨近两个月。
申诉之路
作为中国最年长的慰安妇，从1992年起，尹玉林就开始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诉。在此后的20年间，尹玉林公开站出来指证侵华日军的不耻行为，并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在此期间，尹玉林曾两赴日本起诉无果。
2010年3月，居住在山西太原阳曲县郑家寨村一条干枯的小河旁的高达20米黄土崖的土窑里的尹玉林。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写过一封寄给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信，当时是由阳泉盂县的志愿者李贵明负责，但信件寄出后就一直没有回信儿。没过多久，日本首相更换了，尹玉林就开始惦记着再写一封诉讼信。“只要我活着，就要和他们一直打（官司）下去。”尹玉林说。老人还说她们一旦等不到这个结果、去世了，让他们子女来完成这个事情。
居住环境
太原阳曲县郑家寨村，一条小路蜿蜒曲折。在一处黄土山丘的脚下，两眼矮小的窑洞就是尹玉林栖身半个世纪的住所。
窑洞前，一株老梨树果实落尽，看门的老狗寂寂无声。低矮光秃的石榴树上，硕果仅存的一颗石榴挂在枝头。顺着窑洞向上观望，一片蒿草中，几株灌木显露着秋日里最后的绿色。窑洞正面，牛奶盒、罐头瓶等杂乱地摆放在窗台上，“聚福生财”字样的春联已然褪色，墙皮显露出年久失修后的破败。
走进尹玉林生前居住的卧室，八米见方的窑洞很显局促。一张老旧的桌子上，牙刷、梳子等器物依然摆放在原处，墙上挂钟的指针早已定格。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尹玉林最后休息的土炕上，主人生前饲养的小猫慵懒地蜷缩其间。
黯然过世
2012年10月1日，尹玉林在当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肺积水，此后一病不起。10月6日下午，尹玉林去世。
尹玉林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已经滴水不进，不能言语。尹玉林的儿媳翟爱英说，婆婆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日本政府道歉，但她苦等了20年也没有任何结果。
12日，在山西太原市阳曲郑家寨村，数十位乡亲送别老人最后一程。多家日本民间组织也在葬礼当日发来唁电，向老人敬献花圈。半个世纪以来，她一直居住在太原阳曲县郑家寨村。
葬礼现场，“山西省查明会”和“图片展执委会”等民间团体发来唁电。在唁电中，日本律师川口和子、大森典子等表示，尹玉林大娘对日本政府的控诉得到了日本人民和中国同胞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帮尹玉林大娘在生前实现让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夙愿，令人愧疚”。
在尹玉林去世后，山西16名公开对日索赔的"慰安妇"仅剩6位。人证陆续离开人世，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愈加艰难。
历史背景
在二战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沦为慰安妇。公开"慰安妇"经历的幸存者不到50人，其中最小的也已70多岁，随着岁月流逝，数量还在逐渐减少。
1995年8月，山西省孟县的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名受害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每人两千万日元的赔偿，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案件审理近6年，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4名原告没有请求赔偿权，驳回起诉。
同年，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邓玉民、谭亚栋、黄玉凤、谭玉莲8名来自海南的受害者也向日本政府索赔。同样审理了将近6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裁决，承认日军对女性实施了监禁和暴行，但认定索赔已不具备法律"时效"。后日本最高法院终审裁决，维持一、二审判决，原告败诉。
两天后，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就中国慰安妇败诉一事强调：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被侵略国家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人类历史上严重的人道主义罪行，至今仍对受害者身心造成难以忍受的伤害。日方应拿出应有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尽快妥善处理这一问题，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自述
日军侵占我们盂县那年，我丈夫已经患了伤寒，卧床不起，快不行了，当时我们的孩子刚满月。20岁时，就在我丈夫死去不久，日军侵占了我们村子。一群日本兵到了我家，看到我就大叫“花姑娘的玩玩”，我吓得躲到了里屋。日本兵要闯进来抓我，我的公公和婆婆挡住门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用枪托和刀鞘狠狠地打老人。两个老人都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起不来。他们把两个老人拖到门口，一脚一个踢了出去，并威胁以后不准再进家门，如果再回来就把两人都枪毙了。
他们回到房里，用枪指着我，另一个日本兵上来扒我的衣服。我当时已经吓得魂都要飞了，不敢动一下。那一夜，他们就住在我家没走，我被他们糟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日本兵离开前，要求我要随时在家里等他们上门，并吓唬我假如我跑了、嫁人了或者自杀了，就把我全家都杀光。自那以后，我每天都不敢出门，我的公公和婆婆也不敢回家。日本兵每天都要到我家来，有时两三个，有时六七个，多时八九个，我被糟蹋得不成人样了。他们每次走后，村里的人都要围到我家的门口指指点点，说着很难听的话。我躲在家里不敢啃声，趴在床上流泪，真是无脸见人哪，我被逼得开始精神失常了……
日本兵还两次把我叫到炮楼里欺侮。这期间，我那刚几个月的娃，在娘家因没奶吃饿死了。
两个月后，每个日本兵都对我没兴趣了，就渐渐地不来找我了。我在炮楼里已经被糟蹋得不能动了。我娘家来人把我抬回了娘家。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来月不能下床。整个村庄的人都在骂我，说我收了他们的好处，在家接客。我整天以泪洗面，不敢见人。父母看我这样下去迟早要死的，就急急忙忙地把我远嫁到现在的家。我丈夫叫杨二全，我们生了两儿一女。丈夫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过去被欺侮的事从来没对别人说过，我那死去的丈夫也不知道，我自出嫁后再也没回过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