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大规模群众运动-中文百科频道

简介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由义和拳、八卦教、梅花拳、大刀会等不同源流的秘密结社，经过长期相互渗透和结合而成。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无业游民。义和团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口、坛厂或拳厂。坛是发号施令的领导机关，也是团聚群众、烧香拜神的场所。每一坛供奉许多神仙，诸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圣帝君、唐僧、孙行者、猪八戒、张天师、黎山老母等等。首领称老师或大师兄、二师兄。坛的首领多少，则视坛口规模、人数多少而定。义和团的著名领袖人物有山东的朱红灯、心诚和尚，北京的李来中，天津的张德成、曹福田、黄莲圣母（林黑儿）等。练习拳棒，念咒降神，是义和团组织群众的主要方式。义和团组织十分分散，没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坛自成独立系统，负责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方面的事务。坛与坛之间，彼此平等，互不统属，各自决断。但也有一定联系，平时互相结拜，战时联合行动，“写帖约集起事”，共同战斗。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女子组成红灯照，大者十七八，小者十岁左右。成年妇女组成蓝灯照，老年妇女组成黑灯照，寡妇组成青灯照，都为数不多。红灯照是义和团妇女组织的总称。

义和团起义军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欧洲人蔑称义和团成员为“拳匪”(称起义为“拳匪”起义)。

背景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守旧势力煽动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兴起19世纪末华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

源流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1.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2.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3.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4.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义和拳本是拳术，和康熙年间的梅花拳是一个拳种的两个称谓。后来这些习拳者组成秘密结社，但在嘉庆年间已经从某些秘密宗教中吸纳了诸如供神、念经、诵咒和运气等礼仪风习而宗教化，“演习拳棒宗教化，秘密宗教而演习拳棒——它们结合在一起了”。

组织

成员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首领

阎书勤（1860—1900），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人，领导了冠县起义。

赵三多（1841—1902），领导过冠县起义，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失败后参加景延宾起义而在此过程中殒命。

朱红灯（？—1899），领导过平原起义，击败县令蒋楷，在森罗殿战斗中战败，后被捕处死。

林黑儿（？—1900？），自称“黄莲圣母”，是红灯照的领导者，天津失陷后被俘，不知所终。

王立言（？—1899），山东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朱红灯死后在山东坚持战斗，后失败被杀。

倪赞清（1862—1902），字翼臣，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天津义和团首领。在老龙头火车站与八国联军激战。

张德成（1846—1900），在独流镇创建“天下第一团”，后率部赴天津与联军战斗。

刘呈祥（1881—1900），别号刘十九，1900年19岁时在天津西郊高家庄设乾字坛，后在天津打击八国联军，天津失陷后仍坚持战斗。

景廷宾(1861-1902)，直隶广宗人，1902年4月同赵三多等在巨鹿厦头寺领导起义，改旗号为“扫清灭洋”，7月失败被杀

纪律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 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对义和团后期纪律败坏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思想意识

爱国思想

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排外思想

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

一是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这些举动是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视外国科学技术的问题。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根据当时有人的分析，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拳事杂记》）。过去有人仅凭义和团的宣传“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就认为这是敌视西方文明的举动，这是不严肃的。

二是部分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记》）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这些行为遭到后世论者的极大诟病，认为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

三、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的同时，另一部分部分义和团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义和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洋枪的优点并加以使用，如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说：“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现在他们不仅手持长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还有一些义和团只要形势需要，并不拆毁铁路。如新城某团“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拳匪纪略》）又如在保定西关“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 （《畿南济变纪略》）。

迷信思想

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义和团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变余闻》）。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义和团运动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乱中日记残稿》），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拳乱纪闻》）。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进技术前取胜，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而义和团运动后期义和团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则更是屡见不鲜。

忠君思想

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不过，这里的“忠君”应该理解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也才会得到慈禧的重视，作为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对外宣战后，许多义和团员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有的甚至形同团练。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清政府决裂，如另立皇帝，“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定县志》）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

经过

1898年4月，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与山东两省交界地区的冠县等县首先兴起，到年底便延及10余县。1899年，山东省有4万余人揭竿而起。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的中心转向京都所在地直隶省。这里往往把排外活动与反清结合在一起，起义人数已达10万。直隶省的义和团首领有船夫张德成、行伍出身的曹福田和统率娘子军的渔家女黄莲等。起义军从直隶南部向北京和天津推进，沿途捣毁外国教堂。起义军破坏铁路路基和电报线路。政府军对义和团的清剿战果甚微。外国列强联合照会清政府，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典型。外国军舰开进渤海湾，陆战队随之登陆，英、德、奥—匈、法、美、日、俄、意八国联军武装干涉由此开始。国内对洋人的不满情绪剧增。1900年6月11日，清兵在北京打死日驻华使馆参赞杉山；6月20日，又打死德驻华公使凯特勒。北京使馆区被围困56天之久。6月13日义和团起义军开进北京和清军一起参加使馆区围攻。在这种形势下，清朝当局与起义首领开始谈判。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公开干涉和干涉军军舰击毁大沽炮台，清廷被迫于6月21日颁布向外国列强宣战诏书。义和团运动在全国更加广泛地展开。山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以及中国东北和蒙古各地居民都纷纷起来捣毁教堂，驱赶外国商人，等等。

但就在这时，清廷开始出卖义和团：朝廷并未与列强干涉军断绝外交关系，反而多次向他们发出道歉照会，说明对义和团之所以纵容姑息，确系无法应付，实出无奈。

6月21日，占领了大沽的干涉军逼近天津。他们挫败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攻占天津车站，7月14日占领全城，对守城军民进行血腥镇压。1900年8月之前，所谓八国联军(4万人)业已组成，其统帅为德国元帅瓦德西。8月3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干涉军屡败清军和义和团起义军，于8月13日进抵北京，西太后及其亲信臣仆逃往西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对全城进行洗劫。干涉军的暴行甚于以往任何一次起义者所遭到的镇压。只要怀疑有人参加义和团，他们就血洗全村。9月7日，清廷颁布谕旨，把国内混乱局势归罪于义和团，并命令各级官吏残酷镇压起义军。于是，西太后统治集团在领略了干涉军的武力之后，出卖了义和团，掉转枪口反对自己原来的同盟者。清政府背叛后，仅有最坚定的战士(劳动人民的代表)仍留在义和团，起义军在“扫清灭洋振兴中华’口号下继续战斗。义和团有些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1901年秋季。清朝卖国政府在逃离北京之前，曾指派中堂李鸿章和帝国主义列强交涉解决冲突，作善后处理。1900年12月开始谈判，除8个干涉国外，还有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参加。各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使谈判持续9个月之久，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偕同庆亲王与11国公使签订奴役性的《辛丑条约》。议定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4.5亿两，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总额高达近10亿两(合1.47亿英镑)；禁止清政府输入武器，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至海口准许外国驻扎军队，北京为外国设立使馆特区，特区内各国公使馆可设配有火炮的警备队。议定书责令中国政府对任何排外肇事人处以极刑。于是，《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国外评价

武装干涉军对义和团的残酷镇压，激起了全世界进步人土的义愤。列宁在《火星报》第一期上发表充满愤怒的揭露文章，表明对中国事件的关切。他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痛斥列强的掠夺政策，揭露它们的殖民主义本性。他号召劳动人民加强国际团结，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指出：“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8页)。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抗议德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点评

义和团起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义和团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斗争。但是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胜利进行这场解放斗争的条件，还缺少一个能领导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因此，这场运动是自发的和缺乏组织的。起义军的思想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农民起义军没有作战经验，使用原始武器，无力抵御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干涉军。

正面评价

义和团运动的功绩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说为期不过三个月，并且最终还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陷于失败，但是，它的丰功伟绩却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绩，概括起来说是：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些功绩，主要是在中国方面；不过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

一、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

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首先，这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取得了国内外先进人士和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的原故。当运动开始全面爆发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前进报》就在1900年6月19日的社论《铁拳》一文中盛赞它为“神圣的战争”。文章说“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我们“不能不寄予同情”。美国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于8月12日说他“同情中国人”，11月23日他更公开宣称他“也是一个义和团员”，“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义和团是爱国者”。秋冬之际，我国留日学生在横滨发行的《开智录》上发表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盛赞拳民的英勇斗争，足以“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列宁在12月24日《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的光辉论文，痛斥列强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痛斥了那个顽固坚持瓜分中国的沙皇政府，“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中国人民，它“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日本进步作家青柳猛于1900年写了一篇《义和团赞论》的文章，刊登在1901年2月25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号上，谴责列强以武力强占中国领土，如日本“割占台湾全局，并勒索赔款三万万两”，如“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口，英国也占领了威海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义和团“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绝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在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

其次，义和团运动以其英勇战斗的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拳民英勇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1900年6月16日公开承认，廊坑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迫使联军在6月20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一个在山东恩县庞各庄传教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congregationlist）明恩溥（Arthur H. Smith）曾就西摩尔联军的失败一事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内地战场上，拳民继承了以往数十年来反洋教斗争的战斗精神，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那些多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凶极恶、民忿极大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伙为虎作怅的叛国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再次，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义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不了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证明，它虽屡经镇压，却此伏彼起，更加茁壮成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10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正因为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规模壮阔的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了。“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谋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撅耳”。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事实和道理，现在看来是十分明显的了。不过有的研究者却撇开义和团运动来谈这个问题，并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Joseph P.）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是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

再说，“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致果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a concomitant cause）。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

二、保存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义和团运动既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它就相应地保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悠久的文化，使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得以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存在下来。这一点有些外国研究者看到了，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

“无论如何，中国在一八九四年在她同列强的关系上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一八四二至一八九四年的追求贸易的时期终止了。插进来的新的因素影响了中国的命运。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向全世界暴露了她在抵抗侵略上骇人听闻的软弱无能，并且引起了外国负责的政治家们的贪婪野心。此后，列强就忙于对中国的政治统治权和经济统治权的争夺。对华贸易问题再也不是他们唯一的和主要的关心的事情了。远为更加重要的利害关系问题乃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完整濒于危险的问题。世界的和平也包括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之中了。任何一个在列强中急于要保持其大国地位的国家，对于涉及到四百万平方英里以上的领土的支配权，对于涉及到占全人类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支配权，都是不可能掉以轻心的。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及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均势。

“不过，中华帝国随时有发生崩溃的危险，在文化方面（the cultural aspect）却比在政治方面更加重要。它涉及到全人类文化的命运。中国文明（Chinese civllization）虽说在过去不曾大大地影响了那些不是她的直接邻居的人民，但是在将来它的影响可能很大，这是可以相信的。中国一旦遭受瓜分，就会消灭这种可能性，其结果是中国文明的中断。”

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直接后果。义和团运动在这方面的功绩，一向被我们自己所忽略了；旁观者清，西方作者倒是把它明确地提出来了。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本来是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互相补充的。毋庸讳言，中国近代由于西方产业革命没有波及到中国，它是落在文化发展的后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正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大发明，曾经有助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结束一样，中国文化和文明在将来也是很可能对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号称“八国联军”的“挑战”（Challenge）作出“应战”（Response），就把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开化的群体”，“一批没有活力的群众”，“一群没有民族热望的东亚病夫”，所谓中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是“一个垂死的国家”等种种诬蔑，一扫而光，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文化并未衰老，而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战证明，中国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权力的，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义和团运动的功绩是不朽的。

三、遏制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

1900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如果说它曾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曾经相应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瓜分中国领土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不曾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后来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现在为了在全国范围内争夺我国领土当然更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它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不过，这时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多半不会是日俄战争，却很有可能是英俄战争；也有可能不只是两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以上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也有通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商来进行和平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虽说这种可能性很难实现。

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这段时期中，“剥去这段时期中的一切政治色彩以及威信和均势的虚构，这段时期暴露出一个赤裸裸的残酷的事实，即金融资本与各国政府之间的紧密结合。这段时期比起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来或许都会更加清楚地证明，列强是如何把它们的权势和军事力量的全部压力施加于中国，以便强迫她把借款让与权、铁路让与权和矿产让与权给予那些私人银行和私人特许权获得者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既恫吓中国，又彼此恫吓，它们随时可以动员它们国家的人力、险些儿就要打起仗来了”。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正是在义和团运动前后，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the Spanish-American War），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the Anglo-Boer War）已经表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矛盾是可以，而且在事实上也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

就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在华掠夺各种让与权的现势来看，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毫无例外地要来中国掠去一块领土作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之间在让与权的争夺上都矛盾重重，寸土必争，互不相让。就中以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在华所取得的权利最大，势力范围也最广，同各国的矛盾也最多。特别是沙皇俄国利用俄法同盟所提供的金融资本，利用其邻近中国的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三百年来我们同法国打仗，才逐步地建立起我们的帝国。难道我们现在就不敢正视俄国，而宁愿让我们自己第一次在中国被俄国所取代，然后终于被诺亚时代的大洪水所吞没吗？”

就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外的局面来说，一旦中国被瓜分，“最后征服者会自己争吵起来，一场战争将会发生，对失败者一方说来意味着灾难”。这样看来，中国人民如果不在义和团运动中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的斗争的话；那么，势必就会有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战争出现；而在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之后，中国的命运除了被宰割瓜分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了，也没有什么可指靠的了。能指靠清政府吗？那是徒然的。诚如柯乐洪在同一本书中所称，帝国主义列强“自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以来，施加于清政府的，论外交越来越少，论暴力则越来越多。正如一个俄国官员所说：“问题不在于中国给不给，而在于外国要不要”。——除了暴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了。”暴力只能用暴力对付。是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英勇战斗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同时也阻止了一场他们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通过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的爆发，同时也反过来有助于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义和团运动相应地阻止了当时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理应受到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所重视。“西方也同中国一样，都应从义和拳运动中接受到一些教训。（中华）帝国自失败于日本之手以来所曾受到的绝对蔑视，已被一种比较健全的考虑所代替，这种考虑差不多达到了尊重的程度”。这样的评价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本身的功绩才导致的。

四、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我们在前面曾经写过《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与《义和团继续坚持斗争——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等节，正是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这个政治口号的变更上，我们看到了义和团运动曾经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如果我们把“顺清灭洋”、“助清灭洋”等等都看作是“扶清灭洋”这个提法的不同词句来看待，那么，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来正式提出，当始于1898年7月的余栋臣起义，并被后来的义和拳民起义所一致接受和广泛采纳。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个口号流行全国将近3年；到1901年6月，它才被深州联庄会起义的“扫清灭洋”的旗帜所正式替代。1902年4月至5月，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直隶广宗起义，就是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两个口号中，都有“灭洋”二字，但含义因时间的不同而有异：前者主要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后者则主要系指反对在中外议和过程中，特别是《辛丑和约》中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及其大量赔款。无论前者或后者，“灭洋”二字都没有要从肉体上消灭洋人的意思。从1900年1月到5月31日以前，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发展很快，但在这段长时期内都没有一个外国人或外国传教士在直隶曾被拳民伤害过一事，便可为证。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正式提出，它在当时是适应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农民的认识水平，并且它在客观上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助于联合清政府的爱国官兵，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军，这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当然，这个口号有局限性，它使拳民丧失对清政府背叛义和团运动的警惕，因而在背腹受敌的形势下京、津沦陷。中国人民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中，亲身经历到了清政府的可耻背叛和出卖，亲身经历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亲身经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的事实，大大提高了觉悟，才最后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的。

没有义和团运动提供的这些亲身经历，中国人民在当时是很难从“扶清”走向“扫清”的。为什么呢？鲁迅先生在讨论中国小说发展问题时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这个现象。他说：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如果我们在这里把“灭洋”作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来解释的话，那么孙中山作为一个“有识者”，早在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时就“已翻然思改革”，要“扫清灭洋”了。但是，对那些“尚啜茗听平‘逆’、武功”的广大中国人民，要他们“扶清灭洋”是可以的，让他们去“扫清灭洋”，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义和团起义运动声势浩大，直接或间接受到它的影响的人民群众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加以它本身又同数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具有内在联系；所以这次运动就其波及面之广大和涉及人数之众多而论，恐怕都是首屈一指的。实际上，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本身就是一所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学校。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要救国必须“扫清”的结论的作用，在当时是远比革命派宣传的“驱除靴虏”更强大、更有效的。孙中山把1895年他们领导的广州起义与1900年的惠州起义曾经作过一次比较，使他吃惊的是人民群众对两次起义失败的反映竟然如此截然不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说：

“当初次（指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引者）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是庚子（指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引者）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把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提高到了“扫清”的新水平，那么，上述对比是不可能产生的。“扫清灭洋”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是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的主要标志。

除此以外，义和团运动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努力学习西方的思想已经变成“一般中国人的思想”，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局限在几个“先进的中国人”的手中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把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四人作为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他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孙中山认为：“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这种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只要不流于孙中山所指出的那种“极端的崇拜外国”，“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自信力”的情况，那么就应该被看作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个比较普及的阶段。

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从今天的一些观点来看，义和团运动本身当然是免不了有若干缺点和弱点的。一方面，像这样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在任何时候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另一方面，参加这一运动的中国广大城乡人民又是处于受压迫、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刚刚觉醒过来的情况下，本身往往具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弱点。这些弱点和缺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只有在实际运动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可喜的是，在1901—1902年的“扫清灭洋”的起义中，有关这类封建迷信的记载就很少了。生存下来的拳民，如祁子刚等人，还进一步发展到去参加辛亥革命的地步，可见他们的进步是很大的，也是很快的。“

列宁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代表了“亚洲的觉醒”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认为中国是“一群没有生命力的群众”（an inert mass）所组成，用不着害怕他们的“抗议和愤怒”因而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从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阿Q精神”，而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来马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篇章。

但是，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篇章的写成却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以拳民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成千上万的生命牺牲来铸成的。可惜我们现在缺乏统计数字，只能从敌人的伤亡表上苯作大概的估计。单从各地反洋教斗争敌方损失来看：“天主教的全部损失据报告为五个主教，三十一个欧洲司锋，九个修女和两个玛利亚会会员。中国天主教民被杀死或被困死的没有确切数字，但可能超过三万多人”。新教传教士的死亡数字不太可靠，估计为“一百三十四人或一百三十五人”，其中约有1/3为内地会传教士。新教中国教民的数字更加不准确，约为“一千九百一十二人”。东正教也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在700个传教士和教民中，死者“在两百人和四百人之间”。除了为虎作伥的教民不计外，总括起来，外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遇害的最多不到300人，按“十个人杀他一个人”的比例来算，拳民就得牺牲3万。实际上，“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干法，无不视死如归”，他们的牺牲何止此数。但是，他们诛戮的这些大部分都具有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司、道、府、厅、州县官衔的传教士，就无异于除掉了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基础。

五、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和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且还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是这样地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观察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功绩的。他在《讲话》中说：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代表意见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开智录》于1901年发表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称：“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尽我中国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

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陈独秀早期指责义和团的愚昧，后来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对义和团运动怀着的两个错误观念的原因。即“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和“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最后他认为：“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孙中山先生早期也对义和团的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他在继续批评义和团弱点的同时也对义和团抵御外侮的行为进行了肯定，他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说“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后来他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更指出，虽然义和团存在严重缺点，“然而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

1955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同志随后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国也有一部分人同情义和团运动。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针对一些人称义和团运动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他还谴责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负面评价

认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

主要代表意见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学者王致中曾发表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愚昧、仇外的运动。引起较大反响，其论点和论据被广泛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