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戴高乐将军于1959年1月再主爱丽舍宫后，推行戴高乐主义，与美国相抗衡。20世纪60年代，中法的角色类似：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向美国霸权挑战的不驯服的盟国；一个是不听从指挥棒直至公开脱离苏联轨道的“大家庭成员”。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中法之间基本共同点，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过程
新中国诞生不久，便先后与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瑞士等国建交。由于在台湾问题上拖泥带水，尽管英国、荷兰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予以承认，但中国同这两个国家始终处于“半建交”状态。而由于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法国当时拒绝承认中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法国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同中国军队面对面地站在了朝鲜战场上。朝鲜战争结束后，法国也结束了印支殖民战争，这本来可以成为中法两国接触的一次机会，但是法国又没有抓住。
1954年4月至7月，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出席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期间，法国本可直接与中国对话，但当时的法国总理拉尼埃是主战派，会议期间双方没能进行接触。后来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弗朗斯组阁，接着他以总理兼外长身份出席了日内瓦会议。
1954年6月19日，孟戴斯·弗朗斯在瑞士伯尔尼中国大使馆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这是中法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它不仅对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改善中法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会谈是两国建交进程的起点。
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特别是由于朝鲜停战及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法国越来越不能无视新中国崛起的事实。会议后期，两国代表团彼此接触，增加了了解，为中法关系的正常化开辟了前景。然而可惜的是，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不久就倒台了。
1955年，新上台的法国居伊·摩勒政府曾试探过中法之间建立过渡性代表机构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后又无果而终。
法国过渡政府之所以迟迟未能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在诸多事务中极力和美国保持一致，其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国的影响。这种状况在戴高乐执政后才有了改变。
富尔首次访华与两国建交障碍的消失
戴高乐将军是敢于对美国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但由于一直持续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他在再度执政5年多之后才启动了同中国建交谈判的进程。当法国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陷入全面危机时，戴高乐正在科隆贝双教堂隐居，法国统治集团极力请出这位二战英雄，以救共和国于危难。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可以说，他的上台为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可能又在埃德加·富尔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富尔是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律师出身，对国际法较为熟悉，能言善辩且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经两度担任法国总理，在法国政界拥有较高声望，并同戴高乐关系密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做过戴高乐政府的副秘书长。1958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前夕，富尔没有像多数老牌政党头面人物那样退居反对派地位；相反，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戴高乐上台。富尔虽然反共，但他对中国尚友好，一直主张承认中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正是因此，富尔进入了中国高层的视野。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下野后的富尔偕夫人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访问。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毛泽东在接见富尔时，引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阐述了中法关系的利害。富尔回国之后，发表文章称，“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泽东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句的意思，希望能在法中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富尔首次访华的成功无疑在中法间架起了这样一座桥梁，这也加快了中法建交的进程。1960年，戴高乐总统曾专门召见富尔，就打开中法关系征询其意见。当时富尔的回答是：主张承认中国，但建交时机还未来到，因为当时中法关系还存在着一大障碍——阿尔及利亚战争。
1962年3月28日，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历时7年零8个月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终结。至此，中法建交的障碍便不复存在了。
富尔再次访华与两国“内部默契”的达成
1963年10月21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富尔再次访华。这是他代表戴高乐总统进行的一次重要访问。经过商谈，双方确定富尔将经香港抵深圳，然后再从广州飞赴北京。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后，富尔很快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中国官员。在香港时富尔曾对记者说，此次访问纯系私人性质。但当见到中国官员后，富尔改变了此前的论调，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的，并自称是戴高乐总统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需要面交我领导人。由于当时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写信，他遂采取表面上写信给富尔，实际上却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的方式，向中国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富尔是代表戴高乐来华磋商建交问题的。此举可谓用心良苦——戴高乐既要尽一切可能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有机会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中法建交问题，同时又要顾全自己作为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结果而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这种状况的出现。因此，富尔之前的所谓纯系私人访问云云，只不过是向外界施放的烟幕弹。鉴于此，中方经向上请示后决定按照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富尔一行，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
这同富尔上次访华时坐在普通软席车厢里自然大不一样，他感觉到情况正在起变化。当晚，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宴欢迎富尔夫妇。次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前来机场迎接富尔一行。与上次访华时入住六国饭店不同，此次富尔住进了中方事先安排好的钓鱼台国宾馆。晚间，张奚若会长举行了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也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从不断升级的接待规格中察觉到，中方已经收到了戴高乐发出的信息。抵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之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又分别同富尔在北京、上海两地进行了6次认真、坦诚的实质性会谈。在富尔访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了富尔。
应当指出，北京、上海的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富尔带来了戴高乐对华建交的3个方案，显示出法国对中法建交还存有某种侥幸：
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戴高乐的意思是，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第二、第三方案是备用方案。周总理在会见富尔时，对戴高乐委托富尔提出的3个方案作了明确的答复。他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
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与北欧诸国那样。即在解决法国对台湾关系问题的条件下，实现中法建交。也就是说，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同中国建交。
二、“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
三、暂缓建交。但前提是双方应积极创造条件，而不是消极等待。
周总理在最后指出，中国方面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最好选择，也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他又说：英国、荷兰承认中国13年了，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关系，双方没有互派大使，因此都不愉快。与其像英国、荷兰那样，中国认为不如等待下去。周总理还明确地说：“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互派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同时表示，如果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我们愿意等待。
富尔当即表示，戴高乐总统希望法中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方式；法国也不愿采取第三种方式。
在台湾问题上，富尔又说，他们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前提。同台湾断绝关系，对法国来说，是不愉快的，因为这是一个礼遇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周总理听了富尔的话后，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抛弃的，这是中国人民意志表现的结果。蒋介石集团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保护，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全世界人民也都很清楚，蒋介石集团之所以在联合国有席位并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周总理又以打比方的方式反问富尔：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设想如果皮杜尔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下成立了反对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我们中国能否因为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他，或者两个都承认呢？周总理说，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两国均为奉行独立的国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由于富尔死守住无条件建交的立场，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为缓和双方暂时的矛盾，外交学会安排富尔夫妇去内蒙古、山西等地参观访问。考虑到寻求现实解决法台关系的办法，并照顾到戴高乐的处境，周恩来总理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条件下，于是10月31日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即：
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三、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而以上方案的形成，又基于中法间之前达成的3点内部默契之上，即：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变通方案的提出，主要是照顾到戴高乐和法国政府面临的处境及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谈判结果，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的大门铺平了道路。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过人之处，体现了中国总理高超的谈判艺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富尔欣然表示同意，只是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只能携周总理提出的中方方案返回巴黎向戴高乐复命，然后再答复我方。至此，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谈判告一段落。
伯尔尼会谈与中法建交公报的形成
富尔回到巴黎后，为保密起见，法方决定更换其谈判代表。1963年12月11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通知中国大使馆：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委派法外交部欧洲司公使衔司长博马歇前来瑞士，希望12日上午会见李清泉大使。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国的响应。
博马歇是有备而来的。在此次会谈之前，戴高乐亲自就伯尔尼谈判给予博马歇以书面指示：
您应尽早去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接触。为此，我国大使馆将负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接触。现在，看来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巴黎和北京都表示了一俟可能就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关系和实现互换大使的共同愿望。我方与对方都谈不上提什么条件。因此，主要是确定建交程序，愈简单愈好。
12日上午，博马歇如约来使馆面见李大使。在这次谈判中，博马歇按照戴高乐授予的口径，着重提出把确认两国建交的方式由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博马歇还口头提出了公报措辞，强调双方都不提任何先决条件。
很快，我国外交部发来了同法方谈判的具体指示。总的精神是：原则问题要坚持，不能有任何含糊。具体做法可以灵活，争取尽快达成协议。同时附来了周总理同富尔的谈话要点，即周总理同富尔达成的3项默契。
考虑到中法谈判的重要性，李大使在仔细研究外交部指示后，就谈判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文字措辞等问题拟定出一份意见，上报外交部作进一步请示。由于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正率团对亚非14国进行访问，而中法建交始终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我外交部通知李大使可直接从瑞士到阿尔及利亚，向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总理当面汇报情况。
1963年12月26日，李大使向周总理作了详细的汇报，周总理在访问14国之行的百忙之中，对李大使的意见稿作出详细批示。紧接着，李清泉大使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把他对周总理指示的理解，包括有关方针及在各种情况下处置的原则，综合起来，报告了外交部。当李大使返回到瑞士时，同时也看到了外交部的批示。
1964年1月2日下午，法方代表博马歇应约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进行会谈；随后在1月9日，博马歇再次来到了中国使馆继续与李大使进行磋商。根据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只要法方实际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还是应该与法方达成建交协议的。在实质问题上坚持原则，毫不含糊；在程序问题、方式问题上可以变通处理。我方表示，为了照顾法国的意愿，可以采取联合公报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报中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辞。对此法方表示，在接受上有困难，强调双方越简单越好。我方申明，如果法国政府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只是认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中方可以考虑删去这一句。但中国政府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说明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中国政府将在联合公报公布后发表单方面声明，阐述自己的立场，法方则以默认的方式加以确认。在互换大使的问题上，戴高乐很担心，如台湾不采取主动断交步骤而导致中方变卦到时不派大使，这将使他在外交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因此，法方强烈要求在联合公报中写明“三个月之内互换大使”，后又改为“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最后中法双方对公报措辞达成一致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双方同意于1964年1月27日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在建交事宜上一贯坚持：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首先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断绝与台湾的所谓的外交关系。而中法两国只有两句话的建交公报中却只字不提对方所承担的相应义务，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法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
1月11日，李清泉大使根据外交部指示通知法方：中国政府已批准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并欢迎法方派员赴北京筹建使馆。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1月27日，中法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1月31日，戴高乐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当局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机构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尽管美国政府“建议”蒋介石不要主动采取同法国断交的步骤，但是迫于形势，台湾当局不得不在同一天宣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并撤走了它在巴黎的代表机构。法国政府也按照中法建交3点默契的规定，相应地撤回了它在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工作人员。
“驱蒋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这为实施中法建交公报中规定的建馆派员事项扫除了障碍。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于5月27日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亦于6月2日到任。中法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两国历史进程中的大事，它的意义已超出了两国双边关系的范畴，对世界政治格局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迈出的实质性一步，宣告了美国长期以来打压中国、包围中国政策的失败。
法建议尼克松承认中国
当时全球震惊的舆论，这不啻是新中国的一颗外交原子弹(当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法国的决定受到其他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指责。但法国政府仍坚持它的决定。戴高乐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对其盟友说，“时间会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后不久，在美国政坛上失意的尼克松来到巴黎。戴高乐在会见这位美国前副总统时，反复解释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
他对尼克松说:“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但我认为，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他还说:“中国还不强大，现在就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她要好。”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后来主导的中美建交历程与中法建交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战略意义
中法建交，是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也让美国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了产。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论家萨波伊斯特万所说的那样：“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威胁和抗议而承认人民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建交50周年
法国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从1964年两国建交至今已50周年，双方关系不断发展，日益成熟，展示了战略性、全球性和时代性。当前中法各领域合作和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不断造福于两国人民。
中法大事记
●1964年1月27日，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短短的两句话，却犹如“外交核爆炸”一样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此后，西方国家纷纷效法法国，改变孤立中国立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9月11―17日，乔治·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也是西方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访问结束时发表《中法公报》，表达了两国政府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双方商定，将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等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双方决定签订海运协定，并加强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双方还谈妥了辽阳化工项目，合同总金额达12亿法郎。这是多年来中法之间最大的一宗合同。
●1975年5月12―18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法国。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访问期间，两国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商定两国外长不定期地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
●1978年1月19―24日，雷蒙·巴尔总理访问中国。中法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
●1979年10月15―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问法国。这是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法国，其间两国签署了“关于1980年至1981年文化交流计划”等文件。
●1980年10月15―21日，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问中国，同邓小平等领导人就国际重大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中法双方商定两国外交部官员进行定期磋商，签订了关于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议，决定两国在上海和马赛互设总领事馆。双方还谈论了在广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项目问题。
●1983年5月3―7日，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访问中国，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主要就双边关系和柬埔寨问题举行了会谈。密特朗表示，希望建立工业上的合作，中国可以从法国获得设备和投资，法国可以向中国转让技术。他还表示法国重视加强同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法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已经达成的协议更加具体化，使双方的合作更具有活力。访问期间，中法签署了关于核电合作的备忘录和广播电视合作的议定书。
●1984年5月30日―6月3日，赵紫阳总理访问法国。两国政府签署了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方还就合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和电讯合作项目达成原则协议。
●1986年6月16―19日，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法国，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
●1987年11月7―12日，李先念主席访问法国。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法国。中法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财政议定书。根据议定书，法国政府在1987年向中国提供总额为6.4亿法郎的混合贷款。
●1989年6月18日，米歇尔·罗卡尔总理在法国国民议会宣布冻结同中国的各级关系。次日，法国外长在议会指出，这一“冻结”关系的决定“适用于军事方面的一切合作”和“整个政治关系”。中法关系开始出现倒退。
●1991年9月27日，法国政府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耶特”护卫舰，金额20亿美元。另10艘由法国出售技术，让台湾建造。16艘潜艇总金额约45亿美元。9月28日，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严厉抗议，要求法国遵守中法建交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和进行任何官方接触，并将法台关系严格限制在民间经贸关系的范围内。此次出售潜艇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
●1992年11月18日，法国达索等公司签订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合同，总金额38亿美元。后经中国政府多次警告无效，法国政府坚持批准这一军售合同。
●1992年12月23日，中国外交部要求法国在一个月之内关闭其驻广州总领事馆。中法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遭受重大打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1994年1月12日，中法发布联合公报。双方认为，中法两国应在建交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法国确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中法两国表示加强政治磋商，举行定期会晤，发展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公报的发表标志着法中关系翻过了困难的一页，在政治上为法国企业界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1994年2月22―26日，莫诺里参议长访问中国。他此次访华是为同中方进行对话、加强相互了解，也是为巴拉迪尔总理来访创造良好的气氛。莫诺里表示，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法中两国议会和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将会得到发展，他将为此做出努力，并希望法中关系中的困难时期尽快结束，使两国关系恢复和谐气氛。这次访问表明，中法关系已经走上了正常轨道。
●1994年4月7―10日，爱德华·巴拉迪尔总理访华。双方讨论了在重要项目上的合作可能性，并商定，双方将保持高层互访的势头，加强政治磋商，并确认双方达成的两国外长、副外长等举行定期会晤和磋商的谅解。巴拉迪尔总理高度评价了法中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合作的潜力很大。
●1994年9月8―14日，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适逢中法建交35周年，又正处于世纪之交，可称为中法关系史上意义深远的一次访问。访法期间，江泽民主席会见了法国总统密特朗、总理巴拉迪尔、法国参议院议长莫诺里等法国领导人。中法双方一致同意面向21世纪，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地发展双边关系。双方签署了19个经贸合作的合同、协议和意向书，总金额达181亿法郎。此外，中方还提供了可供法方参与竞争投标的大型项目的名单。
●1996年4月9―13日，李鹏总理访问法国。访问期间，他同希拉克总统和朱佩总理及法国其他领导人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并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中法两国政府和企业界共签订合作项目13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向法国购买3架A340空中客车飞机和30架A320空中客车飞机的协议与合同，协议总金额为18.9亿美元。
●1997年3月25―31日，乔石委员长访问法国，与希拉克总统及众、参两院议长等领导人会见，谈论了促进两国间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各个问题。此次访问使中国全国人大与法国议会间的友好合作得到强有力的推动。
●1997年5月15―18日，雅克·希拉克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法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声明》指出：“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从而使中法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决定进一步密切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支持在尊重多样化和独立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国际事务中任何进行支配的企图，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法关系中最重要的文件。此外，中法还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发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卫生和医学科学合作协定》、《研究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承诺双方在环保、和平利用核能、卫生、农畜业、利用外层空间等方面进行政府间合作，法国保留驻香港总领馆。双方还签署了中国预订30架空客飞机框架协议，中国采购10架ATR飞机合同，以及100座级民用喷气客机合作项目的框架协议。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一家法国保险公司和一家法国银行将在中国开展业务。
●1998年4月6―7日，朱镕基总理访问法国。这是他当选总理后首次访法，与法国总统、总理、议会议长就国际问题与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双方对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希拉克总统表示赞赏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有勇气”的态度，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使危机免于进一步的恶化。他还表示，法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继续大力促进。
●1998年9月24―26日，利奥内尔·若斯潘总理访华。若斯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法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中法两国签署了财政议定书、中法关于信息新技术的行动纲领、两国政府关于知识产权的合作协定、中国科技部与法国国家电力公司合作协议以及14项商务协议，总金额为3.45亿美元，内容涉及水处理、金融、环保等方面。两国中法还决定发表关于成立农业及农业食品合作委员会的声明。
●1999年9月13―18日，克里斯蒂昂·蓬斯莱参议长访问中国。两国表示将加强议会间的交流，进一步推动在经济、工业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文化、教育交流。
●1999年10月21―26日，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希拉克等法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两国对世界多极化发展达成一致看法，认为欧中之间应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双方还《反弹道导弹条约》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为进一步加强合作，法中两国决定建立两国元首间的热线电话，并加强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之间的磋商机制。法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表示支持中国尽快加入世贸组织。这次访问，为拓展两国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打下了重要基础。
●1999年12月，法国政府批准企业向台出售军民两用卫星，在中法关系中再掀波澜。
●2000年10月21―23日，希拉克总统借中欧举行峰会之机，再次访问中国。中法双方再次确认，不售台卫星问题成为发展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将从战略的高度和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更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巩固和加强两国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两国同意为促进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两国将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年。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建立元首间热线的协议。
●2001年4月，李岚清副总理访法。
●2001年11月1―5日，胡锦涛副主席访问法国。中法双方表示，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将加强国际磋商与合作，就多极化、全球化、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等重大国际和战略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挖掘中法关系潜力，扩大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胡锦涛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演讲，就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化、中法及中欧合作等发表了中国的看法。
●2002年9月，朱镕基总理访法。
●2002年11月，李岚清副总理访法。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在西方国家投资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当日，正在法国访问的李岚清副总理与法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设立文化中心及其地位的协定》。
●2002年9月26―28日，朱镕基总理相隔4年再度访问法国。中法双方就深入发展中法“全面伙伴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交换看法。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中法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
●2003年4月25―26日，让-皮埃尔·拉法兰总理访问中国。此次访问正值“非典型肺炎”肆虐时期，他仍坚持如期访华，表达了法国对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斗争的真诚支持，是法中友好和相互信任的标志，显示了法国对发展与中国“全面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法双方签署了《中方购买30架空客飞机的总协议》、《四川白马电厂有关设备采购和技术转让合同》等三个协议。
●2003年6月1―2日，胡锦涛主席赴法国埃维昂参加“八国峰会”之外的南北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对话”，并与希拉克总统单独会面。两位领导人都认为，中法“全面伙伴关系”不断巩固和充实，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也形成了高质量、多层次的良好局面；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中保持了密切磋商、协调和合作。今后，双方将保持更密切的高层交往，完善双边战略对话和磋商机制，鼓励和支持两国有实力的企业深化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伊拉克战后重建、朝鲜半岛局势、解决巴以冲突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
●2003年10月6日，中国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在"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三大主题的统领下，举办300多项立意新、质量高的文化、教育、科技、广播电视、青年、体育、民族、宗教、建筑等方面的展示活动。这是中国在国外首次举办文化年。
● 2004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法，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4年6月，曾培炎副总理访法。
●200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访法。
●2004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
●2005年4月，拉法兰总理访华。
●2005年9月，蓬斯莱参议长访华。
●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法。
●2006年4月，回良玉副总理访法。
●2006年6月，王兆国副委员长访法。
●2006年7月，周永康国务委员访法。
●2006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
——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3月25日至28日对法兰西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值此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法建交的创举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纪元，重申高度重视中法关系，愿共同努力，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一、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促进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双方重申保持定期战略对话。基于这一精神，两国元首提出以下倡议：
（一）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坚持多边主义，通过民主协商确定国际规则。深化协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运载工具的扩散等全球性挑战。
（二）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积极推动解决伊朗核、朝核、中东、非洲尤其萨赫勒、阿富汗和乌克兰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就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协调合作，重视支持非洲应对危机的能力。
（三）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创造开放并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支持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工作，支持二十国集团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定积极务实的全面增长战略并在布里斯班峰会上宣布。法方希望从未举办过此类峰会的中国尽快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双方支持加强贸易、气候、能源、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多边规则与协调。支持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四）共同推动文化和谐，珍视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应推动不同文化间对话互鉴，共同分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五）加强气候变化领域协调。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努力推动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适用于所有缔结方的一项议定书、另一法律文书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成果，以根据坎昆大会作出的承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全球气温增长。为此，双方继续就2014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组织峰会的筹备工作保持沟通，并围绕有关能源转型的具体倡议开展合作。双方共同承诺遵照华沙会议确定的安排推出各自举措。
二、两国元首重申，愿在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机制框架下，根据互利和共同发展原则，进一步深化、扩大和再平衡双方经济领域合作。
两国元首强调推动能够长期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投资的重要性和为对方国家投资提供透明、非歧视的环境的必要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
两国元首也欢迎双方银行与企业发展巴黎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努力和金融管理部门的合作，使巴黎金融市场成为中国对欧元区投资和欧洲对华投资的重要交易地。法方欢迎分配给法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双方同意继续就在巴黎建立人民币清算和结算安排进行讨论。此外，双方承诺就银行和金融业特别是监管改革的重大进展，加强定期对话与交流。
（一）鼓励两国工业企业和机构部门在两国政府同意的框架内，在严格遵循安全性、可靠性和环保最高准则基础上，推进核能上中下游领域全面合作：包括在役在建核电安全性提升、推进乏燃料后处理厂、联合开发欣克利角及其它英国新建核电项目、在海外进行天然铀矿开发、台山1、2号机组建设、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核领域长期伙伴关系。
（二）强调双方在民用航空和航空工业领域的合作互利互惠，前景广阔。欢迎双方签署协议，将天津A320总装线合作延长至2025年。将努力扩展和提升天津A320总装线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将天津打造成空客亚洲制造中心。鼓励通过以空客A330为基础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双通道飞机加强现有工业合作。欢迎法国企业参与中国C919客机项目的研制生产工作，对双方在民用直升机、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空运输管理等领域合作的发展感到高兴。双方对机场建设领域建立的伙伴关系表示欢迎。
（三）继续中法海洋卫星和天文卫星项目合作。
（四）支持在新兴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重申在创新、旅游、铁路运输、城市交通、汽车、能源和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以及水、垃圾处理和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重要性。加强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共同组织好武汉试点。实施好沈阳、成都生态园区等项目。深化在提高能源效率、农食产品、卫生等领域的合作。
三、两国元首强调，在双方庆祝建交50周年的特殊时刻，应继续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相互了解。为此，两国元首决定建立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加强两国青年学生间的往来，深化高教、科研、创新领域合作。对两国高校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表示欢迎。加强在广播影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双方共同拍摄、共同制作，扩大视听产品在对方国家的播出和发行。
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便利和增进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
加强在打击非法贩运、欺诈、有组织犯罪等方面的合作。
四、两国元首重申进一步深化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欢迎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通过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发挥的推动作用，愿继续推动加强中欧合作。两国元首对葡萄酒贸易纠纷通过对话得到解决感到满意。
五、双方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对于各国发展的重要性。双方重申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中欧人权对话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为实现上述目标，双方制定了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指导两国各领域合作。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奥朗德总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同大家在美丽的巴黎欢聚一堂，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在座各位，并通过各位，向长期致力于中法友好事业的各界人士，向友好的法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中法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我来到法国，带来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美好回忆和深化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真诚愿望。
“吃水不忘挖井人。”此时此刻，我们都会想起两位伟人。50年前，在东西方冷战正酣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以超凡的战略眼光，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历史性决策，在中法之间同时也在中国同西方世界之间打开了相互认知和交往的大门。从此，中法关系成为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前列。
总结过去的50年，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发展两国关系中，共同培育了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合作共赢的精神。这一精神，对我们开创中法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共有禀赋。中国和法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以黄河长江和卢瓦尔－罗讷水系为母亲河的两个伟大民族，都曾经长期引领各自所在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声名远扬的法国思想家们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进入近现代，两国都经历了民族苦难、战火洗礼和对发展模式的艰辛探索，走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法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随波逐流，不随风起舞，积极倡导和致力于多边主义、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相互理解，是中法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50年前，戴高乐将军说：“中法两大民族都对对方怀有深厚的仰慕和尊敬，两国间存在的明显默契总有一天会发展成一种越来越深厚的合作。”两国特色鲜明的文化深深吸引着对方人民。历史上，中华文化曾经成为法国社会的时尚，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着作和凡尔赛宫的装饰中都能找到中华文化元素。同样，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也深受广大中国读者喜爱。50年来，中法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为两国关系走稳走远打下了重要基础。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法国负笈求学的，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由于这个原因，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着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着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冉阿让、卡西莫多、羊脂球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欣赏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等人的艺术作品，以及赵无极中西合璧的画作，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还有，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当然，法国的歌剧、芭蕾舞、建筑、体育、美食、时尚、电影等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吸引力。了解法兰西文化，使我能够更好认识中华文化，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高瞻远瞩，是中法关系发展的根本保证。50年来，中法历代领导人以登高望远的战略眼光，“不畏浮云遮望眼”，坚持不懈进行着超越集团对抗、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探索和实践。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展战略对话的西方大国。中法两国开展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战略合作。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互利共赢，是中法关系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中法合作是双赢的事业，两国人民是这一事业的最大受益者。50年来，双边贸易额比建交之初增加500多倍；人员往来从无到有，已经接近每年200万人次；有5万法国人正在学习汉语，学习法语的中国人数达到10万。不久前，苏菲·玛索走上了中国收视率极高的马年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中法合作潜移默化影响着两国人民生活，必将为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