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

三家巷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三家巷》是由歐陽山編寫,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籍。2019年9月23日,《三家巷》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中文名:三家巷 外文名: 别名: 制片地區:中國大陸 導演:王為一 編劇:王為一 曾炜 類型:劇情 主演:孫啟新, 葉雅誼 上映時間:1982年 色彩:彩色

作者簡介

歐陽山(1908—),現代作家。原名楊鳳岐,筆名凡鳥、羅西等。1908年12月出生在湖北荊州一個城市貧民家庭裡,因家境貧寒幾個月時被賣給姓楊的人家,從小便随養父四處奔波,在外流浪,接觸過很多下層社會的窮苦人。

16歲那年第一篇短篇小說《那一夜》在上海《學生雜志》上發表,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1926年,又發表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殘了》。1928年又連續寫了《桃君的情人》、《愛之奔流》等七、八部中長篇小說,成為職業作家。後到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活動。在此前後,曾受到魯迅、郭沫若等文壇大家的教導與幫助。

抗日戰争爆發後,歐陽山于1941年到延安。1947年,創作出版的描寫陝甘甯邊區合作社經濟發展的長篇小說《高幹大》,是革命文藝工作者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最早的碩果之一。全國解放後,歐陽山又寫出了中篇小說《英雄三生》、《前途似錦》、曆史特寫《紅花岡畔》、短篇小說《鄉下奇人》等一批優秀作品。

從1957年開始,歐陽山就開始着手創作醞釀了長達15年之久的長篇巨著《一代風流》,全書分為五卷。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鬥》分别于1959年、1962年與讀者見面。第三卷《柳暗花明》的前五章也于1964年在《羊城晚報》上連載。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歐陽山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一代風流》遭到錯誤地批判,已發表的手稿和未及發表的五十五章(約一卷半的容量)手稿全部散失。

粉碎“四人幫”後,歐陽山即重新投入了《一代風流》的寫作,第三卷《柳暗花明》于1981年出版,第四卷《聖地》和第五卷《萬年春》也于1985年同讀者見面。

歐陽山長期擔任文藝界的領導工作,曆任中國作協廣東分會主席、廣東省文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職。

作品評價

《三家巷》作為十七年文學中獨具風貌的一部作品,其故事發生在“五四運動後和“”大革命”時期的廣州(有關家族曆史還回叙至晚清),而《苦鬥》則寫到“大革命”失敗後廣州近郊震南村的農民和農場工人的生活。與《紅旗譜》等長篇一樣,都是有關“革命”起源、過程的描述(即作者所說的,表現“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但也有着其他小說不同的特點。他選擇了對重大的曆史事變的側面描寫的角度。“五四”運動、“五卅”慘案、省港罷工、中山艦事件、北伐戰争等沒有成為中心情節,而隻是作為背景,在小說中構成特定的時代氛圍。

人物對革命鬥争的參與,在大多數情況下,也不被設置為描述的重點(周炳參加廣州起義的部分,應該說是個“例外”)。三家巷中幾個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輩、兒女之間複雜關系,構成故事的基本線索;因而或許也可以看做是“編年史式的姻親家族叙事”。周、陳、何三家分屬不同的階級(手工業工人、買辦資産階級和官僚地主),對時勢、政治有不同的立場和反應。但他們是近鄰,周陳兩家既是連襟親戚,兒女又是同學。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複雜糾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關系,在書中得到細緻描述。另一特點是人物創造上。能留給讀者較深印象的,不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經意的革命者形象,而是周炳、陳文雄、陳文婷等有着性格複雜性的人物。

這兩個“特色”,是60年代對小說評價上的分歧點,也是小說内在結構矛盾的“根源”。側重日常生活情景和親友、戀人之間糾葛的描述,重視社會風俗和對周炳、陳文婷等的行為、感情狀态的細緻描寫,在小說的批評者看來,是以生活風俗畫沖淡了革命的氣氛,粉飾了殘酷激烈的階級鬥争現實。即使是為這兩部小說辯護的論者,也會指出這種描述方式對反映“整個”階級鬥争形勢和面貌帶來牽制,和作家對周炳的弱點“批判”不夠,對他與諸多女性關系的描寫“格調不高”。這裡涉及的是“革命小說”與舊“言情小說”的關系問題。從晚清到現代,“革命”與“戀愛”已經是小說的基本模式之一。

50年代以後,由于“革命”的崇高和“純潔”化特征的強化,由于現代“言情小說”受到的摒棄,作家對這一問題處理更加謹慎。歐陽山多少離開了這種嚴格的局限。那種“革命加戀愛”的人物關系和情節類型,傳統“才子佳人”言情小說的叙述方式和語言格調,在他小說中多有洩露、正因為如此,當時的一些批評者,便會把《三家巷》、《苦鬥》的這種表現,看作是對陳舊的美學情調和氣息的不健康迷戀。

60年代圍繞這些小說的争論,如果從小說類型層面觀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說”在當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問題。《三家巷》的作者當然是要嚴肅地叙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們的愛情,在現代革命小說中既不應占太多篇幅,也不具獨立的性質——隻有作為對“革命”的或正或反的證明才能存在。但情愛的糾葛可能展示的細膩、曲折,加上中國言情小說“傳統”所提供的藝術經驗,在寫作中顯然成為更具誘惑力的因素而讓作者着迷。具體描述導緻的結果,有時反而襯托所着力描寫的“革命”的幹枯和簡陋。在确立表現對象、叙述方式、語言風格上的猶豫,導緻了小說(尤其是《三家巷》)結構上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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