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侓
在中國曆史循環往複的周期裡，幾乎每一個能赢得200~300年長治久安的朝代，都是從打破原有社會結構，通過"均田”實現相對公平開始的。
在農業社會裡，"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産資料，如同今天的資本。所謂"均田”當然是沒有土地的人均豪門的田，而不是有錢的豪門均窮人的田。
從中國的曆史進程看，在當時亂後思治的中國，是必須補上公平這一課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1949年隻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
隻有補了這一課，中華民族才能擺脫1840年以來的動蕩歲月，休養生息，走上複興。同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國所處的曆史環境，決定了中國還需要補"現代化”這一課。
在強敵虎視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迅速建立現代工業，而這需要大規模的、迅速的積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礎上既能實現工業積累，又能實現大多數人的公平，是當時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還有，建立新體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國曆史的。
幾千年中國曆史中，那種"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環，也許在他們心中形成了一個難以排解的曆史之結；他們透過治亂更替的曆史風雲，也許看到了公平在中國治亂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載舟，也可複舟，從而力圖尋求一種能夠确保公平的體制，來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來避免曆史周期的重現。
這種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調動資源為手段的，以公平為核心的新體制。
在當時的情況下，隻有政府才可能實現資源的集中，在較短的時間内完成西方國家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中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積累過程，同時保證積累的财富被用來建立中國自己的現代工業。這種高速度的積累顯然是以壓制消費為代價的。
在這種情況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顯得非常重要。所以，當時對公平體制的選擇，不僅是中國幾千年曆史的總結，也是近代中國曆史的必然。
通過公平的體制來避免曆史周期，這也許就是以毛澤東先生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曆史探索。如果我們把那場變革放在曆史的長周期中來看，是不是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它為中國徹底擺脫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礎。這一點值得後來者深思，值得後來者的後來者更加深思。
背景
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稱曆朝曆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我想：這話是對的。隻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衆，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隻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科研成果
對于曆代王朝覆滅的原因，浙江大學高超超等人研究認為：火山爆發可能會導緻突發氣候變化，這些氣候變化或推動了過去2000年間中國一些統治王朝的覆滅。這些發現表明，大型爆發可能會嚴重影響不穩定或脆弱的地區。
發展
2012年12月，習近平和俞正聲走訪8個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并同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分别座談。習近平還談到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于曆史周期律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産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習近平強調，要堅定不移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支持民主黨派更好履行參政黨職能，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凝聚一切積極力量，為實現中共十八大确定的奮鬥目标和工作任務而奮鬥。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角度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找到了社會主義社會跳出曆史周期律的道路。曆史周期律問題，是當年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的問題。
黃炎培先生問毛主席，中國共産黨能不能跳出曆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周期律。毛澤東同志回答說：行，這就是民主。
當年仍處在革命戰争時期，黃先生提出的是一種抽象可能性，毛主席的回答也很原則。全國勝利以後，毛主席很注意這個問題。七屆二中全會向全黨敲過警鐘，在黨中央由西柏坡遷進北京城時，又用李自成為例說我們是進京趕考，不要考試不及格。
然而，當時不可能預料到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七十年後的蘇聯會出現曆史的大倒退。人們都曾以為曆史周期律現象僅僅屬于以往曆史，社會主義是鐵打的江山。
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以後，這個問題已極其現實極其尖銳地擺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面前，尤其是擺在中國共産黨人面前。西方某些政治家和理論家們，企圖用西化和分化的方法，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或其他種主義，企圖使中國背離社會主義道路。
而國内也有一些右的思潮，希望中國仿效西方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完全放棄共産黨領導、放棄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放棄馬克思主義一元化的指導地位。
實際上是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而"左"的思想則試圖重新回到改革開放以前以階級鬥争為綱的計劃經濟時代。這兩種思潮都會斷送社會主義。
主要特點
黃炎培的"曆史周期律”，有三個特點：
一是周期性。也就是說，"曆史周期律”是一條周而複始的曆史定律，"鹿亡秦，蛇興漢”，興衰治亂，循環不已。
二是普遍性。從夏商周秦漢，到唐宋元明清，無論哪一個朝代，無論哪一個政權，無論哪一個執政者，沒有誰能真正跳出這個周期律。
正如黃炎培先生所說："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即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國曆史上有許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隻有15年和29年，可謂其興也驟，其亡也速。
南朝170年間，就像走馬燈一樣換了四個朝代：宋、齊、梁、陳。與南北朝同病相憐的是所謂五代時期，前後短短50餘年，天下五易其主，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前仆後繼。近代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也隻有短短38年。
跳出道路探索
堅持黨的領導
在堅持黨的領導問題上旗幟鮮明。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鞏固政權更不容易；隻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出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就出不了大問題，我們就能夠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周期率。”
必須牢牢扭住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這個大方向、大原則不動搖，确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堅強領導核心。
勇于進行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已成為熔鑄在中國共産黨人血脈中的基因。中國共産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批判的”"革命的”理論，不帶任何偏見，不迷信任何權威。
先進性和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特征，但是這種特征并不會在任何條件下都自然而然地存在。一方面，先進性和純潔性是與時俱進的，随着時代發展而不斷發展；
另一方面，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需要同來自内外的腐朽落後的思想和勢力作鬥争。中國共産黨是具有崇高理想和奮鬥目标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但也處于複雜的社會環境之中，各種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黨的隊伍。
勇于自我革命，着力解決黨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在守正出新中實現自身跨越，确保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取得執政地位後，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70多年的執政實踐中，中國共産黨始終對如何跳出執政的曆史周期率這個曆史難題保持着強烈的憂患意識，一直在探索破解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了秦、漢、唐、清等封建王朝興衰更替，以及明末農民起義、晚清太平天國運動等失敗的曆史教訓，得出一個重要結論：曆史周期率是我國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權擺脫不了的宿命。封建王朝盛極而衰、農民起義軍先勝後敗，一個共同的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為了解決好這個根本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深化對全面從嚴治黨規律的認識，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抓黨的建設，強化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把嚴的标準、嚴的措施貫穿于管黨治黨始終。
堅持抓思想從嚴、監督從嚴、執紀從嚴、治吏從嚴、作風從嚴、反腐從嚴，加強理想信念教育，不斷完善黨内監督體系，堅持正風肅紀反腐，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堅決徹底扭轉一些領域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管黨治黨不力狀況。
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不斷提高，黨中央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進一步強化，黨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黨在革命性鍛造中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
經過不懈努力，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