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26年參加北伐戰争。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奮起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末至1937年﹐受中國共産黨委派赴南京與國民黨當局進行國共合作抗日的談判。193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從抗日戰争起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革命活動。皖南事變後轉戰敵後。任劉少奇政治秘書，學習秘書。解放戰争中任冀熱遼救濟分會副主任，中共安東省委常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共中央曆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大連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東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東北人民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民族曆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等。1980年7月17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
初期
中國曆史學家。1900年1月30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誕生于湖南武岡（今邵陽縣）。名典愛，字行仁，學名振羽，曾化名柳崗，筆名晨光、正于、曾與。出身世代農家，他懷"工業救國"志，入湖南大學，攻電機工程。
1926年夏畢業。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抵北平，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尤精研經濟學和哲學，結合中國實際，探索中外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之規律與特點，參加了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論戰。
自1930年冬至1932年初，相繼發表了《中國國民經濟的趨勢之推測》、《中國國民經濟的三條路線》、《中國革命問題研究》等論文。
于1932年出版了《中日問題批判》與《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兩書，皆被當局列為禁書。後入中國大學任專任教授，主講中國經濟史、農業經濟學、計劃經濟、中國社會史、社會科學概論、中國政治思想史，兼任民國大學的中國經濟史、朝陽大學的殖民地問題等課程，有"紅色教授"之譽。
抗日時期
193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從1934年6月至1937年6月，相繼出版了《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等專著和數十篇論文。
他根據考古發掘材料和古文獻中全部神話傳說性記載，系統地論證了殷以前為中國史的原始公社制階段；提出殷代是奴隸制階段、西周是初期封建制階段的論斷；論定鴉片戰争以後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外，還提出了殷代奴隸制社會的生産工具是青銅器的論斷；探讨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确認它發生于明末和鴉片戰争之前。
"七七"事變後，他在從事抗日活動的同時，總結了30年代以來關于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批評和論述了存在于當時中國史研究方面的問題。
他這批文章後輯集為《中國社會史諸問題》，1942年出版。所著《簡明中國通史》上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通史著作。1948年《中國民族簡史》問世，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中國各民族曆史的重要著作。同年，完成《簡明中國通史》下冊，連同上冊一并出版。
建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曆任大連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東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共中央曆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和曆史研究所學術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民族曆史指導委員會委員等。
此外還擔任中央高級黨校兼任教授及曆史教研室顧問、中央軍委顧問、中國史學會理事和一些重要刊物的編委等；陸續撰寫了有關史學理論建設的大量論文，部分輯入《史學研究論文集》、《史論集》、《呂振羽史論選集》。
1963年，蒙不白之冤，失去自由，但堅持史學研究，寫下了二十萬言的《史學評論》和三千首詩詞（輯為《學吟集初草》）。"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投入監獄達八年之久，身緻重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1980年7月17日，心髒病突發，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
呂振羽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拓荒者之一。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事曆史研究50年﹐對中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進行了廣泛而艱苦的探讨﹐從經濟史﹑社會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構成了一個體系﹐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和發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貢獻。生平著述很多﹐主要史學著作有《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思想史》﹑《簡明中國通史》﹑《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中國民族簡史》﹑《史學研究論文集》﹑《史論集》﹑《呂振羽史論選集》﹑《中國曆史講稿》等書行世。
貢獻
重要貢獻
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主流，經曆了從1919—1949整整30年的時間。從創建的艱難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呂振羽所做的重要貢獻。
最初的10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開出“草徑”的10年。“五四”運動後，在“問題與主義”的争論中，李大钊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觀對于史學和人生的重要意義，提出唯物史觀的治史方法，成為呼喚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先聲。經過介紹與傳播，唯物史觀在中國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受到了從未有過的重視。《建設》雜志刊載胡漢民等人的文章，說唯物史觀“這個學說出，而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出一個新紀元。許多人拿來比達爾文的進化論，确是有同等的價值”。（《唯物史觀的批評之批評》，《建設》第1卷5号）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顧颉剛認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其基本觀念。”（《古史辨》第4冊《顧序》，北京樸社，1933）
20年代末
時至20年代末，郭沫若在海外清楚地看到“辯證唯物論的闡發與高揚，使它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自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一連寫出5篇剖析中國古代社會的文章，結集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在“風雨如晦”的年代傳出“雞鳴不已”的信息，标志着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從此開出路徑。“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後來說，《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将地上的古代文獻資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資料“熔冶于一爐”，“創造出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大陸雜志》第3卷第12期）郭沫若在最後一篇的最後寫下這樣一句話：“草徑已經開辟在這兒，我希望更偉大的工程師，出來建築鐵路。”
第二個10年，在已經開出的草徑上，經過社會史論戰的推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骨幹隊伍已經形成。
最先追随郭沫若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并投身到社會史論戰中的是呂振羽。《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以後在國内引起轟動，而郭沫若隻身一人在日本，呂振羽清楚地看到“那些喬裝為‘曆史家’面目出現的殷代社會研究者，無論在材料上，在結論上，大都不過從郭著作片斷的抄襲，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飾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見，且從而去反诘郭氏。”（《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10頁，三聯書店，1962）因此，打算“對陶希聖、李季諸人的中國社會史的意見附帶作一較詳細的批判，對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較系統的意見。”《〈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初版序》）
兩個方面
呂振羽艱難地從事着兩個方面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相繼完成《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二書，以曆史唯物論作為“解剖人類社會的唯一武器”和“唯一正确的曆史學方法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完全符合辯證法的發展法則，“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當然也不能在這個共同的法則之外，另有一個途徑。”同時以考古資料結合神話傳說，第一次将中國原始社會由野蠻進入開化的發展曆程整理出一個系統，填補了古史研究中的一大段空白。後來翦伯贊評論說：“呂振羽對于中國先階級社會史的研究上，是盡了一個開辟的任務。”（《曆史哲學教程》修訂四版170頁，新知書店，1947）
具體劃分
在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具體劃分上，郭沫若以商代為“金石并用時代”，西周為鐵的出現的時代，進入奴隸制社會。呂振羽則根據殷墟出土物及其遺迹的發現考察，從銅器冶煉術和冶煉場遺址的普遍存在，青銅器與其它器物出土數量的比例，以及銅器制造工藝程度等方面進行論證，認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時代”，而“應該是青銅器時代”。
呂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隸制社會”說和殷代為“青銅器時代”的觀點，很快便為新史學陣營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蔔辭通纂》中“對殷代社會的意見已有不少改變”。到40年代，他在《十批判書》中不僅完全肯定殷代為奴隸制社會，而且在《青銅時代》中認為“殷代已經是青銅器時代了”。（《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1卷601頁）
社會史論戰從一開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學史的研究。李季、葉青、陶希聖等都打着唯物史觀的旗号寫“哲學史”、“學術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陶希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呂振羽認為“沒有半點‘唯物辯證法’的氣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以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為樣闆，對中國曆代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個粗略系統”，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統考察，成為科學的中國思想通史的先聲。
此外翦伯贊于30年代初發表《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曆史發展階段之劃分》的長文，并于1938年出版《曆史哲學教程》一書；侯外廬于1933年寫成《社會史導論》，1934年寫成《中國古代社會和老子》；範文瀾于1940年發表《關于上古曆史階段的商榷》。這些論著開辟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曆史研究的諸多新領域。
10年的時間，在郭沫若開出的“草徑”上，以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範文瀾為代表的一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先後自覺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的古代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力求澄清在社會史論戰中的理論混亂與資料混沌。其中，呂振羽以其三部論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政治思想史》，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發展鋪下了不可缺少的堅實路石。
第三個10年
第三個10年，是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在中國深入發展的10年。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毛澤東發表一系列有關學習曆史遺産、研究曆史與現狀的重要講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一文中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和近百年來社會的論述，在中國共産黨内被認為是帶指導性的原則，為此，黨内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首先推出的便是一批通史著作。
1941年，呂振羽最先出版《簡明中國通史》上冊，1948年出版下冊，下限到鴉片戰争。寫法與曆來的通史“頗多不同”，主要是“把中國史作為一個發展的過程來把握”，“注重于曆史的具體性”，“盡可能照顧到各民族的曆史和其相互作用”，“把人民曆史的面貌複現出來。”這在我國是運用唯物史觀指導編寫中國通史的最早嘗試，作者提出的編寫中國通史的基本原則，對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起着積極作用。
差不多同時，範文瀾自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在集體編寫的基礎上獨自完成《中國通史簡編》上冊（五代以前）、中冊（宋至鴉片戰争），初步建立起新的中國通史體系。
《簡明中國通史》和《中國通史簡編》代表了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通史的最高水平，并為此後的中國通史編寫奠定了基礎。
中國史綱
當然，不應忘記的還有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卷；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和《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範文瀾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的講座《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以及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
民族問題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理論問題，自呂振羽步入社會史論戰以來，就一直關注民族問題的研究。《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專有《遠古中國各族系别的探讨》一章，編纂《簡明中國通史》特别強調的三點中有一點是“盡可能照顧中國各民族的曆史和其相互作用，極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義的觀點滲入”。民主建國前夕，民族問題更具有現實意義，呂振羽從兩個方面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國的民族問題從來沒有系統地研究過，中國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們的起源、曆史過程以及現狀怎樣，法西斯大民族主義者是完全無知的；二是“為人家書本的虛僞與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構成一些不切實際的乃至錯誤的論斷”（《〈中國民族簡史〉初版序》），于是在戎馬轉戰中應用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和社會形态理論寫成《中國民族簡史》專著，考察和論述了漢、滿、回、藏、維、苗等族的起源、發展，所經曆的曆史階段以及各自的曆史貢獻。
40年代末
又一個10年的曆程，到40年代末，呂振羽以其《簡明中國通史》、《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中國民族簡史》，與郭沫若、範文瀾、侯外廬、翦伯贊分别推出的各領風騷的一批新著，形成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五大家的基本格局，标志着在中國已經形成一個代表着曆史學發展方向和擁有未來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群體。
40年代剛剛過去，便可以看到來自非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的新感受。齊思和在肯定郭沫若、陶希聖對于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貢獻之後，高度評價了呂振羽和範文瀾的成就，認為“對于中國社會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呂振羽先生。呂氏自民國二十年來到現在共著成了關于中國社會史六七種著作。
他用了唯物辯證法，将中國社會史分期來研究。”“中國社會史之唯物辯證法的研究，到了範文瀾先生所編著的《中國通史簡編》才由初期的創造而開始走進了成熟的時期。”（《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第2卷第2期）胡厚宣在回顧1919年至1949年中國史學發展時認為，這30年間的中國史學有三股潮流，即所謂“疑古是舊史料的鑒定，考古是新史料的開發，釋古偏重史觀，旨在應用馬列主義的經濟觀點，以說明曆史發展的意義。”
他強調“釋古一系，是曆史學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來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古史研究的史料問題》第1頁，商務印書館，1950）這确實反映了30年間唯物史觀派逐漸成為“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的實際！
艱難曲折
四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創建經曆了艱難曲折的曆程，呂振羽在這一曆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學術品格。
呂振羽是在社會史論戰中登台亮相的，他始終關注各種思想理論問題，捕捉那些帶有傾向性的錯誤理論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他曆史研究中具有濃厚理論色彩的獨特風格。
曆史研究與中國革命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讨緊密結合，研究曆史為現實服務，在呂振羽的論著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因而他的研究領域也非常寬泛，涉及經濟史、社會史、哲學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史學史、革命史、農民戰争史等諸多方面，差不多都有專門的論著出版。
值相統一
曆史研究的社會價值與曆史研究的學術價值相統一，使呂振羽的論著在體現時代精神的同時又富于科學的品格。呂振羽的論著中所涉及的理論問題，都是革命戰争年代“敵、我、友鬥争反映在曆史科學戰線上的論争，其中并包括馬克思列甯主義曆史科學戰線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見的讨論。”（《中國社會史諸問題》1961年版序）一方面要“和僞馬克思主義流派鬥争”，一方面是“自己陣營内的‘争鳴’”，因此在理論上理解馬克思主義必須完整、準确，在史料運用上必須謹嚴、科學。
考察殷周社會問題時，呂振羽沒有套用恩格斯的有關論述，而是從恩格斯說“最初的鐵，其硬度還不及銅的硬度高”一句話中得到“極重要的暗示”，結合對殷代青銅器所表現的勞動生産率認為：“殷代的青銅器所代表的生産力，曾創造出存在于社會内部的不勞而食的階級……把中國社會推進到文明時代。”
圖書資料
在史料的運用上，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征引的圖書資料總數不下110餘種，當時所能見到的考古發掘資料也都盡量搜羅齊全。
最後要說的一點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五大家，人生道路不同，學術風格不同，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學的貢獻也不盡相同。郭沫若是時代的“弄潮兒”，走在時代大潮前面。範文瀾、侯外廬側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體系的建立。呂振羽、翦伯贊結識最早，都富于理論風格，在曆史科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化方面建樹頗多，他們的筚路藍縷之功，在如何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問題上，至今仍有啟發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