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朱理治（1907—1978），原名朱銘勳，化名王志、大朱、遠祖、玉苔等。江蘇省南通縣人。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1927年4月加入中國共産黨，不久任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1927年10月任中共北平西郊區委書記。1928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員。同年7月被捕，在獄中堅持鬥争。1930年出獄後在上海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任會長兼中共黨團書記。1931年7月任團中央宣傳部秘書兼團中央訓練班教員。1932年7月任共青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後任書記。1934年4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副書記兼宣傳部長。1935年任陝北蘇區中央局及華北局駐陝甘代表團書記，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中共陝甘邊省委書記。
參與領導了豫鄂邊區抗日根據地初期的開創。1940年3月去延安，任陝甘甯邊區銀行行長，西北财經辦事處副主任兼計劃委員會主任。解放戰争時期，任中共洮南地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滿分局秘書長，東北野戰軍後勤部副部長，東北銀行總經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東北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任，全國核資委員會副主任，國家交通部副部長，中央财經小組成員兼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河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
工作曆程
朱理治于1907年出生在江蘇省南通縣一個中醫世家。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面對動蕩黑暗的社會，他努力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于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對于“入黨動機”，他後來在履曆表中寫道：“因為切身感受到民族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壓迫，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認識了它的科學性，故願為之奮鬥到底。”
朱理治入黨後，相繼擔任清華大學的黨支部書記，北平西郊區委組織部部長、區委書記，北平市委的臨時工委書記。他因叛徒告密被追捕，在黨組織掩護下潛出校園，于1928年5月到上海尋找黨的關系，不成而回到南通老家。
在家鄉，朱理治以小學教師為掩護，秘密發展黨員，領導農民鬥争。不久，他被捕入獄。在獄中，他秘密組織臨時黨支部并擔任書記。出獄後，他前往上海，曆經艱險，終于和江蘇省委接上了關系。他與一些同志共同發起組織以年輕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後調至共青團江蘇省委，先後任組織部部長、書記。
朱理治是黨内知識分子出身的老革命活動家之一,抗戰初期擔任過河南省委和豫鄂邊區黨委書記，中原局委員、組織部長、代理書記、新四軍豫鄂挺進隊縱隊政治委員。在創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五師前身）和豫鄂邊區抗日根據地鬥争方面，他竭忠盡智，恪盡職守，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卓越貢獻。
1934年3月，朱理治被上海中央局派到天津，先後任河北省委組織部部長、代理省委書記、省委副書記。1935年5月，他受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遣前往陝北蘇區，作為北方局代表領導陝甘和陝北兩個特委。他努力擴大紅軍，開展土地革命。同年９月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陝甘晉省委和以徐海東為軍團長、劉志丹為副軍團長、程子華為政委的紅十五軍團。他部署紅十五軍團取得了陝北蘇區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的初步勝利。與此同時，他也積極貫徹了尚未得到糾正的“左”傾錯誤。當時陝北發生錯誤的“肅反”，使劉志丹等一批蘇區領導人被錯捕，或被錯殺。朱理治作為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對這一事件負有政治上的主要責任，同時也做了一定的減小錯誤後果的努力。在中央到達陝北後，他主動承認了錯誤。中央直接和妥善處理了這一事件。n
對于這一時期所犯的錯誤，朱理治多次深刻檢讨。1959年11月，中央監察委員會作出《關于朱理治同志幾個曆史問題的審查意見》，對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結論中不符合實際的内容作了糾正。他逝世後，由中央組織部以《案件複查通報》的形式公布了1959年的結論。《通報》指出：“朱理治同志對他在陝北一段所犯錯誤一直表示沉痛，作過多次檢查，态度是誠懇的，也接受了教訓。他自1927年入黨後，幾十年來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為黨做了許多工作，有不少貢獻，把一生獻給了革命。”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時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兼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朱理治受到迫害。1975年，在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的努力下，一批老幹部重新工作，他也被安排到河北省。在河北的三年裡，他累計下基層370多天，跑了近60個地、市、縣，僅調研筆記就寫了8本，近22萬字。粉碎“四人幫”後，他被任命為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就在這時，他被發現患晚期肝癌，但他仍渴望着為黨工作。1978年4月9日，朱理治被病魔過早地奪去了生命。
職務曆程
朱理治是一個有開拓精神的幹部。他從事過黨的秘密工作和宣傳、組織、統戰工作，也做過軍隊的政治工作、後勤工作；主持過一個地區的全面工作，也做過金融、外交、物資、交通、計劃等方面的工作。無論黨派他做什麼工作，也無論職務高低，他都能很快抓住關鍵，打開局面，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貢獻。
1．擔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為貫徹黨的團結東北軍聯合抗日的方針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中央到達陝北後，朱理治擔任新成立的陝甘省委書記和紅二十九軍政治委員。他認真學習領會瓦窯堡會議精神，堅決貫徹中央關于争取同東北軍聯合抗日的方針。次年，他擔任以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8月上旬，奉命和葉劍英、彭雪楓前往西安，遵照周恩來指示作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
朱理治一到西安，就迅速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傳達中央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和逼蔣抗日的指示精神，部署開展工作。他還積極推動各界人士成立救亡團體，開展群衆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西安事變爆發後，他協助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為廣泛深入地宣傳、貫徹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做了大量工作。
2．擔任河南省委書記，為發動和開展中原敵後抗日遊擊戰争作出了貢獻。1937年，中央決定重建河南省委，并指定朱理治任省委書記。朱理治先後到洛陽、開封傳達中央精神，組建新的省委，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放手發動群衆，迅速打開了河南抗日鬥争的新局面。他還按照中央要求，領導了湖北、安徽、江蘇、山東部分地區黨組織的恢複、整頓工作。同時，大力開展統戰工作，推動了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和發展。他和省委同志一起，大力發展黨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建立和擴大抗日遊擊區和根據地；和彭雪楓等突破國民黨頑固派的限制，領導河南黨組織發展了新四軍的隊伍。
1938年9月至11月，朱理治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其間，被任命為以劉少奇同志為書記的中原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以及新組建的豫南省委（也稱豫鄂邊區黨委）書記。他協助劉少奇工作，并在劉少奇不在的情況下代理中原局書記。1940年初，豫鄂挺進縱隊正式組建，李先念任司令員，朱理治任政治委員和黨委書記，并兼任豫鄂邊區軍政委員會書記。豫鄂挺進縱隊是抗戰初期在豫鄂邊敵後建立的最大的一支武裝力量，中央書記處緻電稱贊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
3．擔任陝甘甯邊區銀行行長，為發展黨領導下的金融事業進行了探索。1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對陝甘甯邊區實行更加嚴密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為了克服困難，黨中央決定開展大生産運動，并決定邊區銀行獨立自主發行貨币。朱理治被任命為邊區銀行行長。他臨危受命，辛勤工作，采取多種措施，推動銀行存放款和彙兌業務的全面開展。他改革和擴充總行内部機構，建立健全分支機構，使邊區銀行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網絡。他領導制定20多個章程、辦法、條例、法令，使邊區銀行逐步健全了規章制度。
朱理治擔任銀行行長後，很快總結邊區金融工作的經驗，撰寫了近20篇文章、報告、文件，提出了許多正确的政策主張。毛澤東同志對朱理治關于金融問題的主張十分贊賞。1941年8月，他看過朱理治《關于邊區經濟與金融貿易的報告》後，認為“很有些價值”。
４．擔任東北局駐北朝鮮全權代表，為争取東北解放戰争勝利、發展中朝兩黨關系做出了努力。抗日戰争勝利後，朱理治前往東北解放區，在吉林洮南地區和北滿分局擔任了短暫的地委書記和秘書長後，被派往平壤，擔任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駐北朝鮮全權代表，負責組建和領導東北局在那裡的辦事處。從1946年7月到1948年10月，朱理治團結帶領辦事處同志，邊工作，邊摸索，完成了許多重要的任務，使辦事處在我軍堅持南滿、粉碎國民黨對東北解放區的進攻、最終取得東北解放戰争勝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密切了中朝兩黨關系，也給新中國的外交、外貿、邊務、僑務等工作提供了一些經驗。
工作作風
朱理治是通過光學習、研究、信仰馬克思主義後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盡管他一生曆盡坎坷，卻義無反顧，始終不渝一直保持共産黨人思想上的堅定性和純潔性。正如悼詞中指出的：“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在革命戰争的艱苦歲月裡，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他努力發展壯大黨的力量，積極開展武裝鬥争；抗日戰争爆發後，他發動群衆，發展壯大人民武裝力量，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廠不屈不撓的鬥和解放戰争時期，他緻力于本北的經濟工作和政權建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績卓春：“他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事業。他堅持原則，一敢于鬥争；光明磊落，作風正派；廉潔奉公，埋頭苦幹；嚴于律已，寬以待人，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為共産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銅像和故居
在餘西鎮餘西小學操場北首，立有一尊神情莊嚴、肅穆的塑像——朱理治銅像。塑像以純銅制作，呈古銅色。1997年，餘西鎮黨委、政府為了宣傳朱理治的革命事迹，加強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并紀念朱理治誕辰90周年，特地在餘西小學内敬塑了一尊朱理治銅像，作為革命傳統教育基地。
朱理治故居位于今餘西鎮光榮村，建于清末。房屋是比較簡單的兩間座西向東的瓦屋，和三間座北朝南正屋，平常無奇，倒是門前一棵大柿樹較為稀有，它經曆了百餘年滄桑，至今仍郁郁蔥蔥，每年都挂滿累累果實。在朝東屋的前面面牆上鑲有一塊黑色大理石，正中以隸書刻有“朱理治故居”五個字，于1989年6月10日由通州市人民政府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