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錢玄同出生在浙江吳興的一個貧苦的封建知識分子家庭，幼年随父生長在蘇州。在他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就親自教他學習《爾雅》和其他儒家經典。長大後，錢玄同求知若渴，但因家境貧寒，隻得四處借書自學。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碰到了學識淵博的徐元钊先生（江南最大的藏書樓——古越藏書樓的樓主）。他改變了錢玄同一生的命運。徐元钊先生認定他是一個可塑之材，于是将他帶回家，安頓在自家的藏書樓讀書，還免費提供吃住。
錢玄同在清光緒未年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拜見章太炎（炳麟）于《民報》社，章太炎介紹他加入同盟會，同時聽章太炎講文學音韻學。結識的許多章門弟子，後來都成了著名的學者。宣統年間歸國，任浙江嘉興中等學校國文教員。
辛亥革命後，錢玄同先在杭州教育專署任科員、視學；錢玄同從1913年到北京高等師範（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執教，連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專任教授二十餘年。他講授的課程，以音韻學為主，還有“說文研究”“經學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書真僞略說”等。并長期任國文系主任。
錢玄同在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的貢獻也是很顯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學音篇》是中國高等學校最早的音韻學教科書。數十年來，影響頗大，迄今仍為音韻學家所稱引。當代許多音韻學家如羅常培、魏建功、白滌洲、趙蔭棠、王靜如、丁聲樹等或是他的學生，或受過他的教益。
錢玄同在國語運動、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貢獻。他把文字音韻學精深的學術研究應用到國語統一、文字改革的實際工作中來。他既是國語運動的理論家，又是語言文字工作的實幹者。他早年積極宣傳漢語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國際音标制定漢語拼音字母。後來他和趙元任、黎錦熙等數人共同制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人物年表
1906年，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讀師範，曾與魯迅同聽章太炎的文字學，并結交革命志士和大批追求新思潮的青年。
1907年，加入同盟會。曾從章太炎習國學，開始緻力于文字學、音韻學、訓诂及《說文解字》研究。
1910年，回國後，在浙江、北京等地中學任教。
1911年的2月間，錢玄同在故鄉吳興拜訪了經學大師崔适。錢玄同讀了崔适所著的《史記探源》稿本，又從崔适那裡借了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閱讀，自此笃信“古文經為劉歆所僞造”之說。錢玄同到北京後，仍去信向崔适請教問學。這樣錢玄同在經學上有了兩個正式的老師，一個是章太炎，一個就是崔适。
1913年，到北京，任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附屬中學國文、經學教員。後來，又長期在國立北京大學兼課。
1915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增設國文部，錢玄同任國文部教授，同時兼任北京大學文字學教授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
1916年，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北京大學教授。
1917年，加入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為會員，後又兼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常駐幹事，緻力國語運動。同年，錢玄同為林玉堂（後改名林語堂）的《漢字索引制說明》作跋語。錢玄同在《跋》裡，提出了按拼音字母音序編纂字典詞典的方法：以注音字母附記字旁，仿英法日本字典之體制。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雜志，錢玄同是輪流編輯之一。曾任《新青年》編輯。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揭幕人之一，成為倡導新文化，攻擊封建主義，提倡民主、科學的勇士。
1920年，曾化名王敬軒發表《緻新青年諸君子》一文，與劉半農演雙簧信，鼓歐文學革命。
1924年11月，《語絲》創刊，他列名發起人，與周作人、胡适過從甚密。不久，取名“疑古玄同”，鼓吹尊古、信古。著有《文字學音篇》、《說文部首今讀》、《古韻二十八音讀之假定》等。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他寫過一篇《關于反抗帝國主義》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兩項戰鬥任務結合起來考慮，主張一面積極反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學思想和現代的文化知識“喚醒國人”，使國人愛護自己的國家。
1928年後，任北京大學國文系主任、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國音大辭典股主任、國語統一籌備會常委。
1933年，日冠侵入華北，他曾把眷屬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離開華北到南方去。當年他寫信給黎錦熙、羅常培說，自己“既無執幹戈以衛社稷之能力”，隻能以教書“騙錢糊口，無聊極矣！可恥極矣！”可見他精神的痛苦。
1935年，他抱病堅持起草了《第一批簡字表》。
1938年春，錢玄同恢複了舊名“錢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敵僞的順民。他常間接寄語随北平師大遷至城固的好友黎錦熙等，說“玄同絕不污僞命”。
1939年1月14日，錢玄同還到孔德學校處理李大钊的遺留圖書《九通》，把它賣給當時的北京女師大，幫助解決李大钊的子女生活窘迫問題。1月17日，錢玄同忽然右腦部溢血，在德國醫院逝世。終年52歲。
思想轉變
大約在1910年，錢玄同和章太炎、陶成章，在東京辦《教育今語》雜志，出過六期。雜志的宗旨是給一般失學者灌輸文字學和曆史學方面的國學常識，内中也帶有提倡種族革命的意味。那時章太炎等一班民族主義者主張光複舊物，錢玄同也浸漬于中國古典文獻裡，寫起文章來，春秋筆法時出。
錢玄同原來是堅定不移要複古的。他以為清王朝既已推翻，就當恢複漢民族一切更古的古制——除了“皇帝”之外。然而1912年3月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也決議把政府遷到北京。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告恢複帝制，1917年又發生張勳擁戴溥儀複辟帝制。這一系列事變，使錢玄同大受刺激，他由“反清排滿”時代的恢複以前漢民族的“古”，進而發展到反對複古，并投身于新文化運動。
性格特點
在錢玄同生活的年代，不少學者都激烈偏執，但像錢玄同這麼極端，還真不多見。他自号“疑古玄同”，對過去的大師，常持堅決否定态度。作為古文派大師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錢玄同受老師影響，有非常高的古文經學造詣，然而他後來也拜今文經學大師崔适為師，并自稱“乃始專宗今文”。實事求是地說，對于古文和今文，錢玄同都是背離師門的逆徒。
20世紀20年代初，錢玄同和大學剛畢業的顧颉剛讨論今古文，以《聊齋志異》上的故事舉例，說明他們這一代學人治學應該有的态度。這個故事正好可以用來面對今古文之争，今文學家說古文經過劉歆僞造，說得是對的；古文學家說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對的。因此，現代學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學家的觀點來批評今文學家，用今文學家的觀點批評古文學家，從相互指責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20世紀30年代初，章太炎帶着黃侃到北京講學，錢玄同對老師畢恭畢敬，小心翼翼，對師兄卻根本不買賬。有一天，在章太炎住處，黃侃開玩笑地對錢玄同說：“二瘋，你來前，我告你!你可憐啊!先生也來了，你近來怎麼不把音韻學的書好好地讀，要弄什麼注音字母，什麼白話文。”錢玄同頓時翻臉，拍着桌子厲聲說：“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話文，混賬!”章太炎聞聲趕來，哈哈大笑，排解說不許再争什麼注音白話文，都給我念日語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顯，想想當年在日本一起學習的同門之誼，有什麼好吵的。
倡導白話
1918年，錢玄同開始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這一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六十多篇文章。他催生了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傑出的白話短篇小說，同時也喚醒了魯迅沉睡着的文學寫作熱情。由于錢玄同的不斷約稿和催促，才使魯迅創作了他的《狂人日記》。如衆所周知，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于文學革命了。
胡适寫作白話，時間更早一些。1917年10月，胡适把他一年來寫作的白話詩編成《嘗試集》，給錢玄同看，并請他作序。錢玄同在給胡适的白話詩作的序中，發揮了他對白話入詩的見解，以他漢語史的學術修養，從曆史的變遷裡闡述“言文一緻”的道理：“我現在想：古人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緻。因為文字本來是語言的記号，嘴裡說這個聲音，手下寫的就是表這個聲音的記号，斷沒有手下寫的記号，和嘴裡說的聲音不相同的。拿六書裡的轉注來一看，很可以證明這個道理。”代表現代中國新文學最早創作實績的兩部白話文學作品：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和胡适的白話詩《嘗試集》，都與錢玄同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與劉半農
新文學肇始，最需要反響———特别是來自“反”的那一方面的“響兒”，苦于一時不見，兩位就商量着制造一個。于是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曆數新文學的壞處；劉半農則一一予以駁斥。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雙簧信”。真劉半農罵倒假“王敬軒”， 新文學乃告成立。這樣事情現在看來，有些行為藝術的意思。錢玄同能假扮“王敬軒”，因為他舊學問根底太深，劉半農早先是“鴛鴦蝴蝶派”，沒有學曆，在北大為美國博士胡适所鄙視，遂棄教授之職到歐洲苦苦當了五年多留學生，考得一個法國博士回來，接着當他的教授。
錢玄同和劉半農都是性情中人，寫文章倒在其次，雖然都是散文大家。錢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觀點，鼓勵别人寫作，自己很少動手，甚至授課都不寫講義，隻做圖表。劉半農興趣廣泛，無所不能，寫詩，翻譯，搜集民謠，校點古籍，考古，談音樂，還有攝影。
兩位都沒有活到很大歲數，劉死時四十三歲，錢死時五十二歲。他們晚年，都曾被譏為“沒落”，這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兩位作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堅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場。另外他們都是“業餘作家”各自有其專業，而且都是絕學。錢玄同集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傳人于一身，是經學和小學大師；劉半農是實驗語音學專家，他們不過是繼續從事其學問研究而已。劉半農往綏遠調查方言，為虱子叮咬，染上回歸熱去世，乃是以身殉職。錢玄同最後抱病為故友劉師培編輯遺著，死而後已。
與魯迅
錢玄同魯迅鬧得很不愉快。他們既是師出同門，又一起在《新青年》上打打殺殺，臨了卻分道揚镳。衆所周知，魯迅寫小說，是因為受一個叫金心異的人教唆，金心異就是錢玄同。那時候，魯迅埋頭古籍，整日抄古碑，是錢玄同把魯迅從古書堆裡拉了出來，促使他成為新文化的一名旗手。可是錢玄同似乎更願意和周作人做朋友，對魯迅則敬而遠之。
1929年5月魯迅回北平省親時偶遇錢玄同。這兩位章門弟子，因為一張名片上的姓名問題發生争執，不歡而散，從此竟斷了往來！魯迅和錢玄同共同的朋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談及此事，并轉述過魯迅的自述。錢玄同在魯迅去世後，寫了《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也說起這事：那天，他要看孔德學校收藏的舊小說。我也在馬隅卿（孔德校務主任）那邊談天，看見他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因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我意謂其不用“魯迅”也。他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他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當時錢因信奉疑古學派而常署此名。在錢玄同看來，是魯迅給他吃了一個“悶葫蘆”，之後就“自然回避了”。
客觀地說，錢玄同和魯迅還應該算是同路人，他們的方向大緻相同，隻是在小岔道上有些分歧。人各有志，錢玄同的奮鬥目标，和劉半農一緻，是語音方面的革命。劉半農帶着大批科學儀器，從法國載譽歸來，錢玄同曾非常激動，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知音。
兒子
錢玄同在古越藏書埋頭苦讀之時，他那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感動了徐元钊的長女徐婠貞，在父輩的撮合下，這對有情人成了眷屬。著名科學家錢三強是錢玄同的兒子。
父親錢玄同從小教育他不要亂花錢，要養成儉樸的好習慣；要愛國，追求真理，學好知識技能，長大後去改造世界。錢玄同在家裡，常向兒子錢三強灌輸民主與科學的新思想：“對于社會要有改革的熱情，時代是前進的，你們學了知識技能就要去改造社會。”
錢三強牢記父親的教誨，中學時代就閱讀了孫中山先生的《救國方略》一書，立下了研究科學、使祖國繁榮昌盛的志向。錢三強進了北大預科班。上課時，學生問答都得用英語，這對隻學過法文的三強來說，困難不言而喻。在父親的鼓勵下，錢三強如願以償地考取清華大學，攻讀物理。
1937年，錢三強以優異成績從清華大學畢業，又在錢玄同鼓勵三強去應考留學公費生考試中有一名鐳學的名額，結果考中了。經過努力，錢三強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學成歸國，成了一位著名的原子能專家。
尊師與執著
1935年末，潘景鄭先生為太炎先生主持國學講習會會刊《制言》的編輯工作，并遵師囑向錢玄同催稿。當時的錢玄同似乎頗感躊躇，這不僅因為錢氏回信所說的：“信筆塗抹之文，必不敢以入馀杭師主編之刊物也”，更因為他所潛心研究的注音字母及“新式标點”等，恰恰與章太炎先生的主張相左。于是就有了下面這段極有意思的文字：
“抑尚有欲奉商者：白話文雖為馀杭師擯斥，然新标點、新行款（即每節首行低兩格等）及國際音标、羅馬字母、注音符号等，是否可用？弟見《制言》已出之六期，中有蔣維喬、王綸、陳朝爵、汪辟諸君之文，已用新标點、新行款及注音符号等，似乎拙文若亦用此，或不至為馀杭師所诃乎。弟非必用此新标點及新行款，但覺用之似較醒目耳。
若師意不以為然，即不用亦可。惟注音符号及國際音标，鄙意實較舊時用反切與直音為恺切，故頗思用之（或兼用反切與直音亦可）。此事所以瑣瑣奉讀者，緣弟夙承馀杭垂愛，教誨備至，今不願因此末節拂長者之意。故拟請先生費神，便中探詢師旨，并希示複，以便遵行。”
很難想象，這段文字出自一代文字改革的先驅之手，何等坦率，又何等懇切。錢玄同在自辟治學門徑的同時不忘敬師之情的話，後一段文字則顯示了他在尊師的同時不忘對學術創新的執著追求。反反複複，不厭其煩地解釋說明采用新标點之意，沒有半點的矯揉造作，更沒有絲毫的猖狂忘形。中國學術史上像錢玄同這樣能自立門戶又如此尊崇師道的人，并不很多。
晚節
1918年以後，錢玄同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員戰将，從此之後，同時又是參加了1919年“五·四”運動的一位勇士，大有希望成為一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士。但是錢玄同卻在這時突然止步了，決意退回書齋，專攻語言文字研究。此後雖然成就突出，著作頗豐，卻與世事隔絕，如同隐士，對于中國共産黨的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大革命的爆發，不過問也不參與。至于蔣介石叛變大革命，“四·一二”大屠殺，汪精衛“七·一五”分共等反革命暴行，也都不聞不問。因此，錢玄同曾遭到魯迅的批評，但他依然故我。
但當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錢玄同卻充分地顯露出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面對兇惡侵略的日寇，毅然走出書齋，公開宣布與日本同學或日本朋友斷絕來往。當1936年國難深重，華北危機時刻，他四處奔走，會同北平各個大學的教授們共同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政府同日本帝國主義所簽訂的“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不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堅決主張取締殷汝耕、王揖唐的僞組織。
“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北師大遷往西安，錢玄同患高血壓重症在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終日閉門謝客，拒絕給日僞組織幹事，甯可殺頭也不當漢奸。同時改錢玄同之名為錢夏，“夏”則乃炎黃之夏，是為正統，絕非“夷人”，表明他永不做日僞政權的“順民”。 1939年1月，錢玄同在憂國之情中于北平故去，終年53歲，其高尚的民族氣節，成為他人生最後的華彩樂章。
幽默教授
三十年代的北大著名教授錢玄同，他不僅知識淵博，而且莊諧雜出，有“幽默教授”之稱。在一次音韻學課堂上，錢教授講到“閉口音”與“開口音”，有個學生站起來請他舉個例子說明二者的區别。于是這位幽默教授講了一個簡短的故事——
北京有個唱京韻大鼓的美女，她有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十分引人注目。後因一次事故掉了兩顆門牙，使她在宴會上坐在賓客中很不自在，于是她就盡量避免不講話，萬不得已有人問話要答話時，就全用“閉口音”回答。如問：“貴姓？”答：“姓伍。”問：“多大年紀？”答：“十五。”問：“家住哪裡？”答：“保安府。”問：“幹什麼工作？”答：“唱大鼓。”
這位女藝人把掉的牙齒補好了，再在宴席上與人交談時，就全用“開口音”，以炫耀她的一口美牙。如問：“貴姓？”答：“姓李。”問：“多大年紀？”答：“十七。”問：“家住哪裡？”答：“城西。”問：“幹什麼工作？”答：“唱戲。”
成就貢獻
在語文改革運動中，錢玄同是沖擊封建文化的一員猛将。他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态度很堅決。他率先在《新青年》上發表緻陳獨秀的白話信，并敦請他人用白話作文。《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議和影響下于1918年第4卷第1号始用白話文出版。他是國語運動的積極參加者。
1932年，錢玄同與黎錦熙共任《中國大辭典》總編纂。曾參與審訂由吳稚晖編寫的《國音字典》。1920年，《國音字典》由當時的大學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為全國文字讀音的标準。後經修訂，更名為《國音常用字彙》。錢玄同為增修委員、起草委員，并負責最後審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語音為标準音。1932年由大學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國音字典》，成為全國标準讀音的根據。他為該書寫的《說明》對北京音系及其曆史和概述所取音讀都做了細緻的描述。
錢玄同積極主張漢字改革。認為漢字難認、難記、難寫，不利于普及教育、發展國語文學和傳播科學技術知識，主張廢除方塊漢字。“國語羅馬字研究委員會”成立後，他為委員。在他參加的“數人會”的努力下，“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制訂出來并于1928年由大學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4次大會上，他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并成為“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較适用的簡體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學院公布了其中的324個字。這是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簡化漢字。此外，他還倡導使用新式标點符号、阿拉伯數字、公元紀念法、漢字橫行書寫等。作為一位語文改革的活動家，他為國語統一和漢字改革先後提出近20個議案，發表幾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音韻學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學音篇》（北京大學出版組，1918年）。這是一篇全面論述傳統音韻學的著作。其中既繼承了章太炎等的傳統音韻學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漢的現代語音學研究方法和觀點的影響，在當時學術界産生了很大的反響，被多人用做大學教材。《文學學音篇》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變劃分為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現代六個時期，形成了第一個完整的漢語語音史分期方案。這種曆史的觀念，超越了傳統音韻學有點有面而沒有曆史的研究方式。也正是在這一曆史觀念指導下，《文學學音篇》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韻》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寬了音韻學的研究範圍。從曆史的觀念出發，錢玄同分五章系統論述了古今音韻的發展。他從“注重之點，尤在應用方面，不以考古為重”出發，把論述重點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廣韻》和由讀音統一會讨論制定，當時尚未正式頒布的國音字母—注音字母上。
1935年他抱病堅持起草了《第一批簡字表》。可以說。建國以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錢玄同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做過很多堅實的奠基工作，他稱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驅。錢玄同反對封建主義文化制度，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此外，錢玄同還著有《〈廣韻〉四十六字母标音》（《國語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古音無“邪”紐證》（《師大國學叢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古韻二十八部音讀之假定》（《師大月刊》32周年紀念專号）等。其中多用現代語音學的知識分析音理，拟測古音，在方法論上有所創新。在文字學方面，他著有《說文部首今讀》《說文音符今讀》和《中國文字學說略》（《教育今語雜識》1910年第1期）、《說文部首今語解》（《教育今語雜識》1911年第5、6期合刊）、《中國文字形體變遷新論》（《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