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
清中葉的沈德潛不滿于王士祯“神韻說”内容上的空疏和所握上的虛無缥缈，提出了“格調說”對其加以匡正。所謂“格調說”，就是用唐詩的格調去表現封建政治和倫理道德觀念。他力主恢複儒家“溫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詩教傳統，提出“詩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倫，感神明”的口号，使詩歌為封建統治服務。
簡介
“格調說”的主要風格不外乎四個字：溫柔敦厚。就是說，寫詩時悠着點、收斂點，得和顔悅色，别那麼直白，老是諷刺來批評去的，多影響團結啊。所謂格調，就是要重視唐詩那種格律、聲調，跟着人家好好學。這下您看出來了吧，這種理論就是要給寫詩立上一大堆規矩，顯然和袁枚的理論相反。至于，“肌理說”就不細說了，大同小異，就是得遵循儒家經義，得複古，也是為袁枚所反對的。
袁枚的詩論也是吸取了袁宏道等人的理論的。他說：“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發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也就是說，做好一首詩，需要一些本質、自然的内容，光靠格律之類的雕琢是不可行的。所以他罵那些“肌理派”“格調派”是“木偶”，是“賣骨董”的，聽起來十分好笑。
中國古代的一種論持主張。為明代前七子、後七子和清代沈德潛所提倡。它強調格調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
格調,即體格聲調,最早的解釋包括思想内容和聲律形式兩方面，如《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所說“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辯則律清”，就是從這兩方面着眼的。在唐代以後的詩歌理論中，常常談及詩的“格”、“調”。如唐代皎然《詩式》提到“格高”、“體貞”、“調逸”、“聲諧”；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提到“意格欲高”，“句調欲清、欲古、欲和”；嚴羽《滄浪詩話》認為“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明代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認為“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等等。這些詩論家都很重視詩的格調，但還沒有把它作為論詩的決定性環節。到明代前後七子，才把格調作為一個決定性環節來構成他們的詩歌理論。
前後七子的詩歌理論并不完全一緻，但格調在他們的詩歌理論中都占有比較突出的地位。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夢陽強調“格古，調逸”（《潛虬山人記》），稱“高古者格，宛亮者調”（《駁何氏論文書》）。後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貞認為：“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藝苑卮言》）他們都把格調作為論詩的重要環節。李夢陽還說：“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缶音序》)王世貞也說：“餘所以抑宋者，為惜格也。”（《宋詩選序》）他們認為，漢魏及盛唐以後，詩的格調下降了。所以他們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主張從格調入手去模拟漢魏盛唐的詩歌。
理論起源
格調說的興起與明清時期古、近體詩共同興盛的創作風尚密切相關。明清人使用"格調"既是指詩歌聲韻結構模式,又是指詩歌的藝術風貌。由于詩歌深層的藝術風貌往往通過淺層的格律聲調來顯示,故格調派論詩非常重視體格聲調的辨析。通過辨體尋求典範,為學詩者指明途徑,這正是格調派區别于其他詩學主張的重要标志。同時,格調說追求神似古人也蘊涵着對新變的重視。
前後七子的格調說是為反對明初台閣體的萎弱詩風而提出的，在當時起了積極的作用，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由于它的實質是提倡拟古主義，所以很快就受到李贽、湯顯祖、“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具有進步傾向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批評。到了清代前期，王夫之、葉燮又從詩歌美學的理論高度，繼續對前後七子的格調說進行了系統的批判。
沈德潛曾是葉燮的學生，但是他在詩歌理論上背離了葉燮，重新提倡格調說。沈德潛對前後七子十分推崇。他稱贊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力挽頹瀾”，使“詩道複歸于正”。他對錢謙益貶低王世貞、李攀龍表示不滿,說：“披沙大有良金在，正格終難黜兩家。”（《論明詩十二斷句》）他寫了《說詩晬語》，并且編了《唐詩别裁集》、《清詩别裁集》等幾部詩選,加上評語,更加系統地宣揚格調說。他強調作詩者必須“學古”和“論法”，并根據“去淫濫，以歸雅正”的原則，在詩歌的體、格、聲、調等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規則。
同前後七子一樣,沈德潛雖然強調格調,又認為“忠孝”和“溫柔敦厚”是格調的最終依據，很強調封建倫理道德規範對于格調的重要性。他強調“學古”和“論法”，對詩歌的體格聲調作出嚴格的規定，目的就是為了保證詩歌内容體現“溫柔敦厚”的宗旨，符合封建倫理道德的規範。這才是他所倡導的格調說的實質。隻要詩歌的内容符合“忠孝”和“溫柔敦厚”的原則，那麼它的格調就一定是雅正的。
沈德潛的格調說提出後，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其中最著名的是提倡性靈說的袁枚。袁枚的詩論雖也有很多弱點，但他對格調說的批評卻相當雄辯，他同沈德潛論戰的幾篇文章，也寫得痛快淋漓，很有說服力，沈德潛的格調說于是逐漸趨于衰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