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詞語釋義-中文百科頻道

朋黨

我國封建社會的朋黨

在中國古代官場，士大夫結黨是常事，發生朋黨之争也是常事。東漢的黨锢之禍、唐代的牛李黨争、宋代的元祐黨案、明代的東林黨案便是其荦荦大者。這種黨派門戶之争，不能說全無清濁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結果，往往是敵對的雙方都難免意氣用事，置國家社會利益于不顧，使政局變得日益混亂，政治變得益發腐敗。所以，不論所取何義，中國曆史上的“朋黨”問題都暴露了封建專制的陰暗一角。

朋黨的形成及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者及其吹鼓手都提倡以禮儀教化為治，因而形成了講“德”治而不講法制的傳統。但在政治運作中，由于硬性的制度約束不健全，光靠軟性的道德教化來約束人，不能說一點效果沒有，但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那個時候，生産力很不發達，倉廪不實，腰包未鼓，人們的各種需要很難得到滿足。此時，光講一個人要知禮節、守禮節，不要有非分之想，顯然有唱高調之嫌，不合常情；倒是見利起意或見利忘義，時不時突破道德的底線去鑽制度的空子比較正常，也更合常理。求諸實際，官員們在替皇家辦事的過程中，為壓制甚至打擊政敵，獲取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的最大化，難免要常常利用同門、同鄉、同年等多種關系，結成各種利益集團，各類“朋黨”也就因此産生了。當各種利益攪和得如一團亂麻時，朋黨之争也就日趨激烈，而朝政也日漸脫離正軌，走上邪途。

盡管最高統治者也可能采取嚴厲措施以鏟除朋黨，如唐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但由于曆代王朝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難以擺脫播龍種下跳蚤的怪圈，以至繼任者駕馭政治的能力越來越差，因而，朝政不僅難以因打擊朋黨而得到扭轉，反而因按倒葫蘆起來瓢的效應而益發腐爛下去。而且，一個王朝的壽命越長，朋黨問題就越是盤根錯節，就越可能在這種擾攘不息的政争中走向盡頭。回顧曆史，漢、唐、宋、明，概莫能外。

有趣的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官僚政治中，曆朝曆代都有很多飽讀詩書、浸淫于儒家政治倫理的士大夫，他們不僅對前朝“朋黨”問題的為害之烈有深刻認識，而且對當朝“朋黨”問題也特别敏感，甚至神經過敏，到處捕風捉影，誣陷好人。他們多認為，“動則争競，争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僞相冒。”于是，就難免要以一副憂心忡忡的姿态提醒君上“塞朋黨之門”，“禁朋黨以厲百姓”。

應該說，他們的動機是為了皇權永固，朝政清明；他們的目的是要防微杜漸，甚至未雨綢缪，這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常常搞過了頭，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甚至拿“朋黨”作整人的幌子，弄得滿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而君上一旦誤入這一圈套，雷霆大發，打擊的就是一大片，而且往往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遭殃小人得志。

結果呢？必然就是正士遠離權力中心，抱道君子齒冷心寒，朝綱日漸紊亂，朝政日漸腐敗。如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主張改革的範仲淹出任參知政事，新政甫行，就遭遇到這樣的怪事：以呂夷簡、夏竦為首的保守派官員極力反對改革，反對新政，但他們并不直接攻擊新政，而是攻擊主持新政的範仲淹，使出的殺手锏就是誣蔑範仲淹和歐陽修、尹洙、餘靖等人結為“朋黨”。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隻要被戴上“朋黨”的帽子，就萬事休矣，因而氣得大文豪歐陽修牙根癢癢，立馬作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朋黨論》予以回擊。他的這篇《朋黨論》雄文，今天讀來，仍有深長意味。

與常人朝結黨營私方面去看“朋黨”問題不同，歐陽修對“朋黨”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對“以同道為朋”的君子朋不必緊張，對“以同利為朋”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氣。為什麼？因為明道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所以，他提出，“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倘能如此，不僅不會引發朋黨問題，導緻朝綱紊亂、朝政失序，而且還将達到“天下治矣”的目标。他所提出的“君子朋”與“小人朋”、“真朋”與“僞朋”的問題确實發人深思，隻不過要王朝末期的君王退僞朋、用真朋，實在是太難了。

明代自萬曆中葉以來，也是黨争不斷。東林黨與宣黨、昆黨、齊黨、楚黨、浙黨互相傾軋，終于導緻天啟年間閹黨專政的局面。夏允彜在論及明末朋黨之争時，慨乎言之：“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始終，迄于敗亡者。以聰明偉傑之士為世所推，必以黨目之。于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顧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為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興，後出者愈不如前。”崇祯帝即位後，果斷地處理了閹黨逆案，似乎給晚明政治帶來了一線希望。遺憾的是，他雖然打擊了閹黨，穩住了陣腳，但并沒有能夠從朋黨的陰影中走出來，也沒有把大明政權從黨争的陰影中拯救出來。

崇祯帝不相信任何人，隻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專，獎懲随意，朝令夕更，這就弄得官員們手足無措，動辄得咎。那些懷抱修齊治平理想的士大夫隻好收拾起自己的那份責任感、使命感，首鼠兩端，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屍位素餐之徒就更是斯文掃地，結黨營私，置國家利益于不顧，唯知緊緊地守護着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如此這般，無論是中朝的宦官，還是外朝的士大夫，結黨的活動不但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更甚于前。

無怪乎崇祯帝看到這般情景也要喟然長歎：“諸臣但知黨同伐異，便己肥家。”其時的大明政權，外有後金的強大威脅，内有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真是危如累卵，而與大明政權休戚相關的肉食官員們卻忙于結黨，忙于窩裡鬥，沒有幾人真正為大明政權的存亡操心，崇祯帝又缺乏挽大廈于将傾的膽識、手段與能力，亡國的命運也就如影随形，跟定他了。

政治權力理當用來為天下謀利益謀福祉，但在不講法制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權力一眨眼就由公器變成了私器，變成了假公濟私、損公肥私的工具，上述朋黨現象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由公到私的這種演變，難怪在中國走出中世紀的新文化運動中，民主、自由和科學是那般受到現代中國人的頂禮膜拜。

朋黨之争與文人社團

晚明史上轟動一時的東林書院，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創建，天啟五年（1625年）被政府當局禁毀，隻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卻在當時社會激起巨大反響，成為政治家們關注的焦點，推崇它的贊譽為文化盛舉，诋毀它的斥責為諷議朝政。與它同時代的人對它的看法已經十分歧異，到了清朝編纂《明史》時，關于它的追述已經不是原先的本來面目，以緻影響了今日曆史學家對它的判斷與定位。

晚近出版的《中國曆史大辭典》有關條目寫道：“萬曆中，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與同鄉高攀龍及武進人錢一本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評論時政。不少朝臣遙相應和，失意士大夫聞風趨附。時人謂之東林黨。”而所謂“東林黨”則被解釋為“明後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定位為“評論時政”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與“東林黨”之間劃上了等号。東林書院是一個“政治團體”嗎？東林書院是一個“黨”嗎？看來似乎有重新加以檢讨的必要。

東林書院原本是宋儒楊時的講學場所。楊時師事二程（程頤、程颢），研究孔孟之道，告老緻仕後，在無錫城東創辦東林書院，在此着書講學。元末時書院廢棄，成為寺廟。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年），無錫人邵寶試圖在此重建東林書院，沒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個東林書院，王陽明還為此寫了一篇《城南東林書院記》。楊時書院在城東弓河畔，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舊址重建東林書院後，城南東林書院逐漸荒落，無人知曉。幸虧康熙《東林書院志》的編者嚴瑴寫了《兩東林辨》，人們才知道曾經有過一個城南東林書院。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顧憲成，因議論“三王并封”以及會推閣員事宜，與内閣意見不合，被革職為民，回到家鄉無錫，他的兄弟顧允成、朋友高攀龍也脫離官場回到無錫，與士子們一起講求學問，有意複興楊時的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得到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支持，修複楊時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資重建精舍，這就是以後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号稱“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能夠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虛己悚神，執經以聽”的東林書院的吸引力何在？它的宗旨又是什麼呢？

按照顧憲成、高攀龍的解釋，他們是想通過書院的講學，繼承儒家的正統學脈，糾正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傾向，撥亂反正，回歸程朱理學。顧憲成在他的文集《泾臯藏稿》中，多次談到陽明學的流弊：“憑恃聰明，輕侮先聖，注腳六經，高談闊論，無複忌憚”，也就是說，對儒學經典的解讀采取一種輕率、随意的态度。因此他為東林書院草拟的“院規”，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的“學規”，要點就是“尊經”——尊重儒學經典，以“孔子表彰六經，程朱表彰四書”為榜樣，意在糾正文人的不良學風——厭惡平淡，追求新奇，結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這種不良學風：“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一則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結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從中不難看出，顧憲成創辦東林書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們了解孔孟以來的儒學正統，不為異端邪說所迷惑。

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書院的講義——“東林商語”、“東林論學語”，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書院的日常功課及議論焦點，并不在政治，而在學術。它的影響巨大的講會，即每月一次的小會（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會（春季或秋季），以往人們多誤解為政治性集會，其實不然。

東林講會到底議論些什麼呢？“東林會約”有明确規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很顯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讀《四書》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顧憲成為他的弟弟顧允成所寫的小傳中說，每年一次大會，每月一次小會，顧允成進入講堂，侃侃而談，遠必稱孔子孟子，近必稱周敦頤、程頤、程颢。如果有人發表“新奇險怪之說”，他立即臉色大變，堅決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