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結構主義

後結構主義

哲學領域術語
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是指跟随在結構主義覺醒之後出現的一套思想,它試圖去了解這個無法挽回地被分割成數個體系的世界。後結構主義者與它的結構主義前輩最明顯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們抛棄了結構主義的簡化主義方法論。[1]他們挑戰結構主義宣稱自己是能夠诠釋所有文本的批評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并且認為一個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觀點是不可能存在的。後結構主義者追求的是意符的無限扮演(play),并且不會給予任何一種閱讀方法比其他方法還要更高的地位。也因此,後結構主義領域中很少有互相一緻的理論,但是每個理論都是從對結構主義的批判為起點。而後結構主義的研究是帶有政治性的,因為許多後結構主義者相信,我們認為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事實上隻是一個社會建構,在當中有許多不同的意識形态推動着想要成為霸權。後結構主義成長作為對結構主義的感知假設的回應,它自己的分析系統是某種本質主義的。後結構主義者認為,事實上,即使是在對底層結構的審查中,基于審查者的條件作用,也會引入大量的偏見。哲學的根本在于拒絕這樣一種觀點,即任何文化産品都有其真正的本質形式,因為所有的文化産品都是由其本身形成的,因此是人為的。後結構主義可以看作是一種更為明确的批判觀點,旨在解構各個學科的本質主義思想,以便獲得更準确的話語。
  • 中文名:後結構主義
  • 外文名:
  • 适用領域:
  • 所屬學科:
  • 時間:20世紀70年代
  • 地點:法國
  • 代表人物:巴爾特、福柯、拉康、奧塔德

簡介

20世紀70年代在法國興起的改造結構主義的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大多數是原來的結構主義者,如法國的巴爾特、福柯、拉康、利奧塔、索勒斯、德裡達等。後結構主義主要批判結構主義對形而上學傳統的依附,反對傳統結構主義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對客觀性和理性問題上,企圖恢複非理性傾向,追求從邏輯出發而得出非邏輯的結果,揭示語言的規律。解構理論有時也稱為後結構主義,因為它采用費迪南·索緒爾提出的概念以及以其理論為主要基礎的結構主義符号學的因果關系,旨在削弱索緒爾體系和結構主義本身的基礎 。

代表人物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反對啟蒙運動将理性、解放和進步等同起來,認為現代性實質上是一種控制和統治的形式,主體和知識等等都是被它構造出來的産物。他從各個方面對這種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學、醫學、監獄和性學等等。他的計劃旨在對我們的曆史時代進行批判,也即質疑和揭示知識、理性、社會制度和主體性的現代形式,認為這些看似自然的東西實際上是在一定社會和曆史條件下的特定産物,而且具有權力和控制結構。主要著作有:《癫狂和非理性:古典時代瘋狂史》(1961)、《臨床醫學的誕生》(1963)、《詞與物》(1966)、《知識考古學》(1969)、《規訓與懲罰》(1975)、《性經驗史》(1976,1984,1984)等。

一、對現代性的批評 福柯把現代性分為兩個時期:古典時期(1660-1800)和現代時期(1800-1950)。在古典時期,一種強有力的控制人類的方式開始形成,并在現代時期達到高峰。啟蒙運動所宣揚的曆史進步的觀念其實隻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權力機制和技術日臻完善。福柯認為現代理性是一種強制力量,他集中關注個人在社會制度、話語和實踐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會主體。在古典時期,人的理性從神學束縛下被解放,它試圖在一片混亂和狼藉中重建社會秩序。它用知識系統和話語實踐來區分和規範各種經驗形式。啟蒙的理性神話用“求全求同”的虛妄來掩飾和壓制多元性、差異性和增殖性。福柯用不可溝通性、差異性和離散性來對抗現代性的理性壓抑。在其思想早期,他把自己的立場定義為“知識考古學”。這一考古學方法既不同于解釋學方法,也與結構主義劃清了界限。福柯認為那些組裝我們話語理性的各種規則并不是普遍和不變的,它們都将随曆史的變遷而變化,并且隻對特定時期的話語實踐有效。這些規則隻是知識、知覺和真理的曆史的先驗條件。它們構成文化的基本信碼,即知識型,決定了特定曆史時期裡各種經驗秩序和社會實踐。

考古學方法關注一個“推論的空間”,即研究在推論空間中各種要素如何曆史地被整合到某一規範結構之中,而後這一結構又如何解體和被新的結構所取代。因而福柯反對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曆史進步的觀念,曆史隻是曆史中各要素不斷離散與重組的水平域展開,沒有任何終極目标在引導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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