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1871年短暫統治巴黎的革命政權-中文百科頻道

名稱來源

在法國，公社的最早名稱可追溯到中世紀中期，當時一些城市中的商人和市民為了反對城市領主的壓迫而自動聯合起來，結成自治團體，建立自衛軍武裝反抗的封建領主對城市的控制，以維護自己的利益。這種争取自治權利的城市就稱為公社。公社仍承認封建主的某些權利，繼續按規定繳納賦稅，承擔勞役，各封建主也不得不承認公社的自治權。

背景

1870年，法國為争奪歐洲霸權發動了普法戰争，結果法軍慘敗。 [3] 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下令投降，法蘭西第二帝國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由資産階級共和派和奧爾良派分子組成的新政府，稱為國防政府。當時普軍侵占了法國1/3以上的領土，10萬普軍直逼巴黎。

普魯士并不滿足于皇帝的投降，繼續大舉進攻法國。9月19日，普軍包圍巴黎。多年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當前的食物短缺，軍隊失敗，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終于大大激化了社會各界的不滿情緒。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産階級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一個比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應該自治，擁有自己的經選舉産生的議會，享有與其他法國小城鎮同樣的權利，而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對不法平民的擔心而拒絕。一個與此相聯系的但不那麼明确的願望是謀求以一種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管理國家經濟，這些要求彙總起來變成了一句口号：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

1871年1月，圍城四個月後，執政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德國人要求在和平協定裡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盡管被圍困多日，但許多巴黎市民還是非常憤慨并堅決反對普魯士人以任何儀式宣布對他們的城市的占領。

當時有30萬巴黎市民是一個被稱作“國民自衛軍”的市民部隊的武裝成員，這一部隊已極度擴張以協助保衛城市。自衛軍選舉了他們自己的官員，都是來自工人階級，包括激進分子和主張社會主義的領導者。

他們進一步組建了一個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包括愛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并且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制複辟，在1871年2月舉行的一個支持帝制的多數黨的選舉以組建新的國民大會。

巴黎人民在失敗面前無所畏懼，并已準備好在德軍進城後引發的武裝沖突中與敵人血戰到底。因此，在德軍進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協助，國民自衛軍已經設法把一大批大炮（他們認為那是屬于他們的資産，因為購買這些大炮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國家發行的公債）搬離了德軍必經之路，把它們保存在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其中一個主要的大炮公園就在蒙馬特高地。

阿道夫·梯也爾，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的首腦，意識到在這種不穩定形勢下，中央委員會形成了另一個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心。另外，他還擔心工人們會用國民自衛軍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激怒德國人。國防政府害怕工人武裝甚于害怕普魯士軍隊。它在鎮壓了巴黎人民的兩次武裝起義後，同普魯士簽訂了停戰協定。

成立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過了很短時間便馬上撤離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熱還在繼續。政府都已離開巴黎去了凡爾賽一個在德軍保護之下的避風港。結果在他們回去之前的那段時間，法國首都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

由于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采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姿态，權威也穩定地增長，政府感到不能無限期地允許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門大炮。于是，作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正規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當日淩晨，梯也爾政府軍占領了蒙馬特高地的國民自衛軍停炮場，并搶走了全部大炮。附近的國民自衛軍及居民包括許多婦女、兒童擁上蒙馬特高地，同政府軍士兵發生沖突，并将其擊潰。

士氣低落的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梯也爾的命令，反而與國民自衛軍和當地居民親如兄弟。蒙馬特的将軍，Claude Martin Lecomte，被人從馬上拉了下來，後來有人作證說他曾命令士兵們向國民自衛軍和市民人群開槍，于是被槍斃，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從附近抓來的一名共和國老兵Thomas将軍，由于他曾擔任過國民自衛軍的前任指揮官而為人所痛恨。

随後，巴黎市區内的武裝起義迅速展開，并在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指揮下同政府軍展開巷戰。戰鬥至夜間，國民自衛軍占領市政廳并掌握巴黎全城。 [4] 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叛亂迅速擴大，政府首腦梯也爾向所有還服從命令的正規軍，警察以及各級行政人員和專家們下達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搶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爾賽。梯也爾吹噓他已經考慮這一策略（從巴黎撤退以粉碎後面的人民）很長時間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歐洲革命時得出的經驗，但很有可能這隻是他在驚慌失措中所做的決定。沒有證據表明政府曾經預見到或者為現在開始的危機做過任何計劃。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當時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組織了于3月26日舉行的公社選舉。

公社的92名成員（确切地說是公社議會）很高比例是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家（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别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複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派。

社會主義革命布朗基組織的前任領導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被選為議會主席，但他本人并未就任，因為他已經于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活動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區經常在圍城中與公社脫離聯系。

政權體制

議行合一的政治體制：在政權體制上，取消資産階級議會制，使公社成為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構。

實行以普遍選舉制為基礎的人民代議制度。

對國家公職人員實行了低薪制原則。公社在《廢除國家機關高薪法令》中指出：鑒于到目前為止，各國家機關的高級職務由于支給高薪，是被當作肥缺來鑽營和授予的，鑒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裡，既不應有乾俸，也不應有高薪。

社會法案

公社在它短暫的生命期内采用了從前被廢棄的共和曆，并采用象征社會主義的紅旗以及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時期裝飾有紅邊的三色旗作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複了在第二帝國時期被禁唱的《馬賽曲》為國歌。1848年，在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期間，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曾經用紅旗以及裝飾有紅色绶帶的三色旗來作為自己的标識，以區别于政治立場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吉倫特派在1789年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

盡管内部有許多不同，議會還是在管理一個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方面做得不錯；它也能夠在一些政策上達成一緻，這些政策的内容傾向于建立一個進步的，長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而并不僅僅是一場社會革命。由于時間短暫（公社隻存在了不到60天），隻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實行。它們包括：

政教分離

婦女選舉權

免除在圍城期間所欠的房租（在此期間支付實際已經被中止）

廢除數以百計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

向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

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郎的生活用品，他們擔心技術工人在戰争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

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

由工人接管并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将來他們可以得到補償

廢除官員的高薪制，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相當于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離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産變為公共财産，并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至1881年費裡法案（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國法律才重新實行這一法律，它們确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夜間向公衆政治會議開放教堂。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為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義運動在它的建築主張中不會忘記這一表述。其他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來的教育和技術培訓向所有人免費開放。

一些婦女組織了女權運動，繼續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張。這樣，納塔莉·佩琳·勒梅爾（Nathanie Le Mel），一個社會主義的裝訂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個年輕的俄羅斯被放逐者和卡爾·馬克思的夥伴于1871年4月11日創建了“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鑒于相信她們針對男權制的鬥争隻能在一場全球的針對資本主義的鬥争之中實現，聯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非牧師的）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她們還要求抑制合法妻子與情婦間的區别，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區别，廢除妓女——她們實現了關閉“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著名人物如路易斯·米歇爾（Louise Michel），“蒙馬特爾高地的紅色處女”參加了國民自衛隊，後來被送到新喀裡多尼亞，象征着數量很少的婦女在起義事件中的積極參與。國民自衛隊的一個婦女營在鎮壓期間保衛了Place Blanche。

公社領導們的工作負擔都非常之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他們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論上來說，随時可以被選舉人取消資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樣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軍事的法令。大量圍城期間在各街區（quartiers）為滿足社區需要（小賣部，急救站）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繼續興旺并與公社緊密合作。

同時，這些地方議會通常也在當地工人的領導之下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議會的正式改革，作為一個整體公社的這些成員們是更加激進的革命者。革命傾向表現為蒲魯東主義——一種偏中間的無政府主義的早期形式——成分混雜了國際社會主義、布朗基主義，以及更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歌頌至今，部分原因也是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間的緊密合作。

經濟

巴黎公社在經濟方面的措施，主要有：

對資本主義企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剝奪。公社設立專門機構對鐵路運輸和軍事工業的生産實行國家的監督，頒布法令将逃亡資本家的企業交給工人合作社經營，拟訂了建立工人合作總社的計劃。對于廠主沒有逃離的企業，由公社派人進行監督。此外，還取消了教會的經濟特權，宣布廢除國家用于宗教事務的一切開支，沒收教會财産歸國家所有。

對國家機關做了重大的改革。公社專門成立了管理經濟工作的最高權力機構——糧食委員會、财政委員會和勞動、就業及交換委員會。同時，對國家機關的公職人員實行了新的工資制度，取消了高級官員的高薪俸和額外津貼，并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工資額。

對工人群衆的生活狀況和勞動條件盡可能加以改善。相繼頒布法令提高工人工資，宣布工資必須全部交給工人，不許企業借故克扣和無理罰款，已扣、罰的必須如數退回。為了消滅失業和免除中間剝削，取締了帝國警察局設立的“職業介紹所”，成立勞動就業登記處。在改善工人勞動條件方面，公社頒布了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的法令，提出了勞動者八小時工作制的原則。

對城市貧民和其他城鄉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充分予以照顧，盡量解決其實際困難。公社取消了私人開設的借貸處，禁止高利貸者進行重利盤剝。一般債務都采取延期3年、分期償付的辦法，并且不計利息。還下令禁止當鋪出賣過期的典押品，并将價值20法郎以下的小額抵押品歸還給原主。公社廢除了自1870年10月到1871年6月的全部房租，如果已經繳付則作為将來應付的租金。對于逃亡房産主的房屋，沒收後分給無房少房的人居住。公社還制訂了撫恤傷亡的公社社員和軍人家屬的條例，設立了救濟貧民的機構并撥出專門款項發放給窮人。為了保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公社采取了各種措施，包括對面包實行限價銷售等。此外，公社對農民的切身利益也十分關切，明确宣布了“把土地交給農民”的主張，并且提出要免除農民的戰争負擔。

巴黎公社的上述經濟措施，對于廣大無産者和勞動人民是極為有利的。當然，由于公社存在的時間很短，這些措施實行的時間也不長，不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些措施，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實行。但是，它們的意義是重大而又深遠的。另外，也應該看到，巴黎公社的經濟政策還是有不少欠缺和失誤，其中最為嚴重的錯誤在于沒有對法蘭西銀行加以沒收，這樣不但不能解決公社自身的财政困難，反而讓凡爾賽政府獲得了巨大的财力支持，用來對公社進行反撲，從而導緻了公社的失敗。

教育

公社成立後，即采取了使勞動人民徹底獲得解放的重大政治措施，改革國民教育即其中之一。3月29日公社成立相當于政府部一級的教育委員會，着手改革教育。委員會起草了關于免費普及世俗教育的法律草案4月20日教育委員會進行機構調整調整後的委員會由第一國際成員工程師醫生——瓦揚主持工作由于公社存在的時間較短，沒有來得及發布一個正式闡明它的教育方針的綱領性文件，但公社委員會在接見群衆性組織新教育社的代表們時，就新教育社提出的學校與教會分離，按照科學的原則辦教育和實施免費義務教育等主張，明确表示公社完全贊同本着這種精神對國民教育進行根本改革。

教會勢力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的重要支柱，是奴役人們思想的精神枷鎖。當時，法國的學校均操縱在天主教會手中，充滿着濃厚的宗教氣息。公社于4月2日發布教會與國家分離的命令，逐步接管學校，使教育世俗化。這一措施遭到教士們的堅決反對。他們拒不交出學校，後在武力威脅下，才離開學校。接着，公社清除了學校中的宗教崇拜物品。規定學校用“自由，平等，博愛，正義，共和國”等口号代替一切宗教性的題詞，取消教義問答課和贊美詩課，用世俗教師代替教士教師。巴黎公社力圖普及免費義務教育，使教育成為每個兒童都能夠享受到的權利，這成為家長、監護人及社會的義務，并強調教育事業應該由國家來辦理。

公社希望對下一代進行“科學的完整的教育”和“職業教育”。科學的完整的教育就是向下一代教授人人所必需的知識，使他們成為“能夠發揮自己的一切才能，不僅能用手工作而且能用腦思考”的完人。職業教育就是使年輕人具有一種用以謀生的好手藝，把他們理性地引導到勞動的道路上去。為此目的，巴黎公社号召凡願意傳藝的、年齡在40歲以上的工人，到各區政府登記。并且号召現代語、科學、繪畫、曆史等學科的教師，給這種新型的教學以幫助，搞好勞動教育。公社十分關注下一代的品德教育，要求把他們培養成為一個熱愛祖國并為祖國的事業而英勇獻身的“好公民”。此外，還要教育年紀小的公社社員像他們父輩一樣忠誠勇敢和憎恨壓迫。

1871年，巴黎大多數教師年薪隻有700到850法郎，教師助手隻有400到550法郎。女教師更差，不超過650法郎；助手隻有350到400法郎。公社注意到教師的薪水太微薄，并認為他們肩負着培育人才的重任，應當受到社會的尊敬。5月18日教育委員會決定提高教師的薪水，規定教師的最低薪水每年為2000法郎，助理教師為1500法郎，男女教師同工同酬，薪水平等。此外，公社對學前教育、校外教育，也很關切和重視。可惜，由于公社存在時間較短，沒有來得及對高等教育進行改革。

巴黎公社雖然僅存在短暫的72天，但它在戰火紛飛的困難條件下，對教育所做的重大改革，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馬克思曾在《法蘭西内戰》（1871）一書中對巴黎公社的教育作了很高的評價。

戰鬥

公社部隊，也就是國民自衛隊，4月2日和常規軍的凡爾賽軍展開了一場小規模沖突。雙方都沒有真正地想要開始一場大規模内戰，但雙方也都不想談判。公社劊子手加利費侯爵，後曾在世紀之交擔任皮埃爾·瓦爾德克-盧梭（Waldeck-Rousseau）政府的戰争部長（與獨立的社會主義者米勒蘭一起），是梯也爾領導下指揮反擊的将軍之一。

鄰近庫爾貝瓦（Courbevoie）的市郊被政府軍于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遲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裝對凡爾賽的遠征企圖也于4月3日失敗了。抵抗與求生變成了首要的考慮，公社領導層作了堅定的努力，要把國民自衛軍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國政治避難者和流亡者團體也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蘭前軍官和民族主義者雅羅斯拉夫·東布羅夫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成為公社最好的将軍。

議會完全支持國際主義，為了表示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公社認為紀念拿破侖一世勝利的凱旋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内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并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他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梯也爾和他在凡爾賽的内閣設法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洩露出去；并且在法國外省及鄉下對于大都市的運動一直以來就持一種懷疑性的态度。納博讷、利摩日和馬賽的運動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議會的一個分支赢得了一場選舉（對手是裝訂商和卡爾·馬克思的一個随軍記者歐仁·瓦爾蘭，以及其他中立派），決定創建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模仿1792年雅各賓派建立的同名機構。從理論上來說，它的權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有效。

從4月到5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他們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并将國民自衛軍趕回了城裡。當年5月21日，巴黎城牆西部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占領了繁榮的西部地區，在那裡他們受到了那些在停戰後沒有離開巴黎的市民們的歡迎。據說有一位工程師（他經常為梯也爾政府當間諜）發現城門無人管理，于是把這一情報通知了凡爾賽軍。

很強的本地忠誠度在過去曾是公社的一個有利因素，卻變成了某種不利：沒有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防禦，每個街區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為戰，最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曾經在過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個街區幾乎堅不可摧的狹窄小巷組成的網絡，當時已在奧斯曼男爵對巴黎的改造中變成了寬廣的大道。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隻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隻有奧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寬闊的廣場和大街，才是他們被抵抗力量的槍炮所阻擋的地帶。

在進攻中，政府軍應當為對國民自衛軍和平民的大屠殺負責：曾經拿過槍的戰俘，或者被懷疑為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立即槍決，集體屠殺成了家常便飯。

公社曾經于1871年4月5日頒布過一個“人質法令”，按照該法令，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兇都将成為“巴黎人民的人質”，第5條更進一步指出，任何被凡爾賽軍處決的戰俘或巴黎公社正規政府的遊擊隊員，都将導緻三倍的人質被處決。但這一法令實際并沒有執行。巴黎公社曾經數次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來交換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他的私人秘書巴塞洛缪·聖-希萊爾（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稱：“活該他們倒黴。”（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做過其他談判嘗試，提議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質來交換布朗基，但也都失敗了。

流血周

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五月流血周最後的巷戰。

當時的報紙報道：1871年5月25日，當國民自衛軍的戰士放棄水堡街的街壘時，突然有一群婦女沖出來接替他們。她們穩穩地端着槍，口裡高喊着：“公社萬歲！”隊伍中有許多年輕的女孩，其中有一位19歲的少女，身穿海軍陸戰隊的制服，英勇戰鬥，後來被一顆子彈射穿額頭。最後，她們被凡爾賽的軍隊包圍，全部壯烈犧牲。

5月23日，政府軍通過普魯士軍隊的防線攻陷蒙馬特高地。當天晚上面臨失敗的公社政權下令縱火燒毀巴黎。在當天和次日被燒毀的建築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的王宮杜伊勒裡宮和與其相連的盧浮宮（部分被毀）、法國參議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宮（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廳、聖馬丁門歌劇院，同時開始槍殺人質。

5月24日，已完全焚毀的巴黎市政廳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員路易斯·查爾斯·德勒克呂茲犧牲，瓦爾蘭被捕。5月27日，5000人的政府軍圍攻退守在巴黎東北的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最後200名公社戰士，最後這些戰士在墓地的一堵牆邊全部犧牲。

到了當年5月27日，隻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特别是最貧困的東部地區，如Belleville和Ménilmontant。當年戰鬥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間全部結束。據說，最後一個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

5月28日，公社失敗。麥克馬洪元帥簽署了一項公告：“巴黎居民們，法國軍隊來解救你們了。巴黎自由了！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的士兵們占領了最後一處起義據點。今天戰鬥結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國防政府随後對公社社員進行了鎮壓。未經審判的處決延續了一個多月，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數千人被起訴。據估計約有2萬人未經審訊就被槍殺，加上在戰鬥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約為3萬多人，被逮捕、監禁者約為5萬人，流放、驅逐到法屬太平洋島嶼的約7000人。一些公社社員在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公社社員牆邊被槍決，而數千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決并槍殺。

大屠殺的地點包括：盧森堡花園和别墅賓館後面的Lobau軍營。另外還有将近40000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随後，12500人被審判，大約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處決；許多人被判監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喀裡多尼亞。

在流血周期間的死亡人數一直無法得到準确的數字，而各種估計值從10000到50000都有。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說：7500人被監禁或者流放，大約20000人被處決。據阿爾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說，30000人被殺害，也許還有多達50000人随後被處決或者監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喀裡多尼亞。另外還有數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領導——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最後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獲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後的政治生涯中還很傑出，成為巴黎市議員、代表或者參議員。

1872年，“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組織産生的可能”。對于被監禁的人，有一條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殺或者縱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繼續保留軍事法律達五年。1889年，法國政府對公社社員實行了大赦。

反思失敗

巴黎公社失敗從主觀上說，是由于當時法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還不成熟，3月18日革命後，公社沒有乘勝向凡爾賽反革命巢穴進軍，消滅已瀕于瓦解的梯也爾政府的反動軍隊。

公社對資産階級反革命活動的鎮壓不夠堅決，甚至沒有取締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報刊。

在同凡爾賽的戰争中，公社缺乏統一的軍事指揮中心，并錯誤地采取了消極防禦的戰略。

公社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以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并利用它對凡爾賽政府施加政治壓力。卡爾·馬克思認為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法蘭西國家銀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數以十億計的法郎，而公社卻對此原封不動也未派人保護。他們向銀行請求借錢，卡爾·馬克思認為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銀行的資産。公社為防備譴責而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産。結果銀行資産被搬運到了凡爾賽，武裝凡爾賽的軍隊。

公社對團結農民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未能建立工農之間的聯盟。

此外，在公社委員會内部，忽視必要的集中，始終沒有形成一個有權威的領導核心，在宗派鬥争上浪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從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但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當時法國的無産階級還缺乏取得革命勝利的客觀曆史條件。70年代初的法國，尚處于資本主義的青年時代，小生産仍占絕對的優勢，經濟發展的狀況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滅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還有其存在的曆史依據。

評價

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馬克思各種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組成《法蘭西内戰》一書的幾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寫的導言）；在列甯的著作中也是這樣，特别是《國家與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義與共産主義》（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為塔列爾的《巴黎公社》所寫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對巴黎公社提出了有争議的解釋。

曆時兩個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麼有計劃行動的産物，也決非得力于什麼個人或具有明确綱領的組織的領導，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和偶然性。然而，重要的是，1/3的當選者均是體力勞動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活動分子。這個政府的成員是由巴黎選民在巴黎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意外地掌握國家權力一周之後，所安排的一次特别選舉中産生的。這一事件發生在3月18日，當時法國臨時政府在其部分部隊和民衆舉行聯歡之後，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馬克思認為，“公社以其審慎溫和著稱的措施，隻能适合于被包圍城市的情況。……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隻能表明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的發展方向” 。在給多梅拉·紐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過是“在特殊條件下的一個城市的起義，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 。盡管公社不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但馬克思仍強調指出它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 。在馬克思看來，決不應把公社看作是教條主義的模式或未來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 。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緻失去剛剛争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随時撤換。”同時公社的公務員政策包括：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随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隻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争取階級統治的鬥争中獲勝的無産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

恩格斯在《法蘭西内戰再版導言》中指出，巴黎公社所實行的普選撤換制和工人工資制，是“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兩個可靠的辦法”。

列甯堅持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強調指出，公社以這種方式為“無産階級專政”作了初步準備；這種專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種能使大多數選民（如工人）對所有機構，包括強制性機構，實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國家，是一種最适合于建立社會主義而實現勞動解放的國家。

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馬克思和列甯對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質的關注，是馬克思主義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發展；特别是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所出現的嚴格的一黨制國家進行馬克思主義批評的一個基本部分。在公社史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作上做出重大貢獻的是布呂阿的《1871年的政權和國家》，載《社會運動》雜志第79期（1972年4～6月号）。關于主要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闡述文選可參看舒爾金德的著作。關于史學問題的争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則收在利思所編的著作中。

巴黎公社的報刊積極參與公社的建設和捍衛公社的鬥争，作為公社的宣傳工具，客觀地報道了當時的實際情勢，反映了工農群衆的要求和呼聲，教育和動員了群衆，對公社事業起到了建設性作用。由于鬥争形勢複雜，加之公社内部存在着兩派分歧，不少報紙卷入了内部鬥争，有的還發表過一些為敵人張目的錯誤言論，造成很壞影響。從全局來看，公社領導的新聞政策失之過寬，這更是一個深刻教訓。當時巴黎還有不少報刊是敵視公社并且攻擊诽謗公社政策的，公社領導人對此沒有采取果斷的查封措施，這些反動報刊的造謠污蔑，使公社失去了中間階層特别是農民的支持，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工人政權的力量，這也是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不過，這在當時革命報刊所做的全部工作中，畢竟隻占很小的比重。

曆史意義

巴黎公社是無産階級推翻資産階級統治，建立無産階級專政的一次偉大嘗試，是無産階級革命史上的一個光輝節點。它的實踐，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的學說。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上寫下了光輝、偉大而悲壯的一頁。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它給資本主義以第一次沉重打擊，使無産階級反對資産階級的鬥争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公社戰士在同強大敵人戰鬥時表現出來的英勇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将永垂史冊。

誠然，由于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所限，世界範圍内的資本主義正處于上升和大發展的時期，資産階級正與封建勢力做最後階段的鬥争，發生于資本主義大工業初期階段的這次無産階級起義無法進行其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願望。公社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革命政黨的正确領導，以緻在公社成立後不可避免地在重大政策和策略上犯了嚴重錯誤，結果導緻公社的後失敗。公社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工農聯盟，沒有争取到廣大農民的支持。

但是，作為一次壯舉，它帶給我們以教育和反思。它深刻地表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隻是資産階級内部的民主，當無産階級的鬥争威脅到了資産階級的利益和安全時，資産階級會毫不猶豫地把無産階級投入血泊之中。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因為它反映了無産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所以它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将一再表現出來，如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這些原則的一再表現和新的勝利。

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公社的曆史功績不可磨滅。馬克思曾說：“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裡。” [3]

共産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視為解放社會的原型或者預示，因為它的政治系統是基于包括草根階層在内的人人參與的民主。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甯，以及後來的列甯和托洛茨基都試圖從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經驗中吸取理論上的教訓（特别是關于“無産階級專政”和“颠覆政權”）。更加務實的教訓出自一名記者愛德蒙·德·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之手，他在流血周三天之後寫道：“……血腥鎮壓非常徹底，像這樣殺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遲下一次革命爆發的時間……舊社會至少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時間……”

國際歌

《國際歌》（法文：L'Internationale）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最著名的一首歌。這首歌也是世界上最被廣泛傳唱的歌曲之一。原文（法語）的歌詞由歐仁·鮑狄埃在巴黎公社運動後的1871年所作（當時用《馬賽曲》的曲調演唱），皮埃爾·狄蓋特于1888年為其譜曲。這首歌被翻譯成世界上的許多種語言。傳統上，唱《國際歌》時，常舉手握拳緻意。

《國際歌》不僅僅被共産主義者所傳唱，而且在很多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中也廣泛流傳，曾經是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會歌。共産國際的會歌并不是《國際歌》。

【法】歐仁·鮑狄埃詞【法】皮埃爾·狄蓋特曲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争！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副歌）

這是最後的鬥争，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争，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