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近代教育家、政治家-中文百科頻道

生平簡介

邵力子，初名景奎，又名鳳壽，字仲輝，筆名力子，紹興陶堰邵家人。

1906年10月，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1907年春回國，與于右任等一起創辦《神州日報》，宣傳反清思想。

1909年5月，在上海創辦《民呼日報》，宣傳革命思想，後遭反動當局扼殺。10月，又創辦《民籲日報》，繼續革命宣傳，又遭查封。11月後，到陝西高等學堂任教，因宣傳新思想被當局驅逐出境。

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與于右任等人一起創辦《民立報》，倡導國民獨立精神，積極宣傳北伐，成為當時同盟會的重要指揮所和革命黨人進行光複活動的聯絡機關。1913年，《民立報》停刊後，到複旦公學任國文教員。

1914年，參加革命文學團體——南社。7月，加入中華革命黨。1916年1月，在上海創辦《民國日報》，任經理兼編本埠新聞。

1919年，《民國日報》辟《覺悟》副刊，積極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運動。10月，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0年5月，邵力子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轉為中共黨員并參加上海共産主義小組（邵以國民黨員特别身份跨黨參加）。

1922年，任國共兩黨共同創辦的上海大學副校長、代理校長。

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一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2月，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農部秘書，領導長江一帶各省黨務，宣傳新三民主義，積極貫徹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1925年夏，因參加領導五卅運動，被上海護軍使下令通緝，離上海去廣州。5月起，曆任黃埔軍校秘書處長、秘書長、政治部主任，公開共産黨員身份，參加組織生活。

1926年1月，任國民黨二屆中央監委。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為國共兩黨合作的北伐戰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組織工作。8月，接受陳獨秀、瞿秋白建議，脫離中共組織關系。11月，以國民黨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産國際第七次執委會擴大會議。會後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任國民黨常駐中山大學代表、校理事會成員。

1927年5月回國。

1928年2月起，邵力子曆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陸海空總司令部秘書長、國民黨三屆中央監委、甘肅省政府主席、陝西省政府主席等職。任職期間，主張停止内戰，堅持國共合作，呼籲團結抗日，并為此奔波出力。

1935年11月，任國民黨五屆中央監委。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一度遭拘禁，後參與中共談判，極力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37年2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期間做了大量促進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礎工作。支持中共在南京創辦《新華日報》，批準出版《魯迅全集》，準予《毛澤東自傳》在《文摘》上發表。

1940年5月，出任駐蘇大使。

1942年10月回國後任國民黨參政會、憲法促進委員會秘書長。

1945年，作為國民黨代表參加國共和平談判，對促進簽訂《雙十協定》起了積極作用。

1949年4月，赴北平和談失敗後，毅然宣布脫離國民黨。9月起，曆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等職，并出席了開國大典。

1967年12月25日卒于北京。

政治生涯

光緒二十八年(1902)鄉試中舉。三十一年入上海震旦公學求學，後轉入複旦公學，結識于右任，成莫逆之交。三十二年秋随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新聞。三十三年春回國在上海協助于右任等辦《神州日報》，進行反清宣傳。同年再次随于右任赴日，在東京會見孫中山。三十四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宣統元年(1909)在上海創辦《民呼日報》，因鼓吹革命，3個月即被查封，不久改名《民籲日報》，僅42天被迫停刊。次年至陝西高等學堂任教，亦因宣傳新思想、新文化被當局驅逐。後回上海與于右任等創辦《民立報》，旋又遭禁停刊。民國二年(1913)任複旦公學國文教員。五年與葉楚倫在上海創辦《民國日報》，報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八年6月辟《覺悟》副刊，自任主編，宣傳新思想，對新文化運動起重要促進作用。是年，加入中國國民黨。

民國九年(1920)與陳獨秀等組織馬克思列甯主義研究會，下半年轉入共産主義小組，加入中國共産黨。十一年10月與于右任等籌辦國共兩黨共同創辦之上海大學，曆任副校長、代理校長。十三年2月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次年夏赴廣州，曆任黃埔軍校秘書長、政治部主任、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十五年8月根據黨組織決定退出中國共産黨，代表國民黨去蘇聯參加共産國際第七屆執委擴大會議，會後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十六年5月回國。十七年2月起曆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國公學校長兼複旦實驗中學主任、國民會議代表、國民政府委員，甘肅、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後，被免職。二十六年7月起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期間與蔣介石、張沖組成國民黨代表團，同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會談，奠定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基礎。後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中蘇文化協會副會長、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二十九年任駐蘇聯大使。回國後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憲法促進委員會秘書長。三十四年參加國共兩黨重慶談判，與王世傑、張群、張治中作為國民黨代表與共産黨代表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會談。

三十五年(1946)1月代表國民黨參加中國政治協商會議，11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次年，任國民政府委員、社會經濟研究會委員、國民大會籌委會委員。三十八年2月以私人資格随李宗仁組織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赴北平，在石家莊會見毛澤東、周恩來。4月參加以張治中為首之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在北平與周恩來為首之中國共産黨代表團談判，通過《國内和平協定》細則草案。後因國民黨拒絕在協定上簽字，和談失敗，邵遂與張治中等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留在北平。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并先後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積極參加新中國建設，力主節制生育、控制人口，更緻力于第三次國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灣，被譽為“和平老人”。1967年12月25日卒于北京。

邵力子熱愛故鄉，對家鄉公益事業多所貢獻。30年代初，遠在蘭州任甘肅省主席時，聽到紹興尚無一所完全中學，當即出銀币1000元，派人與朱仲華、金湯侯等地方士紳商談，于民國二十一年6月創辦“私立紹興中學”，并親書“卧薪嘗膽”四字作為校訓，以培訓愛鄉報國之才。次年春回鄉探親，目睹鄉村中迷信盛行，教育落後，又出資興修“明強”、“運川”兩所小學。三十三年冬，奉母靈柩回鄉安葬富盛金家嶺，當了解該村無一農家子弟入學時，則決定利用墳莊房屋，出資辦起“棠陰小學”，還購置渡船，接送鄰村農民孩子入學。出資支持編印出版《紹興縣志資料》。拳拳之心，感人肺腑，深受家鄉人民懷念。《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等有錄。

和平老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采取不抵抗主義。舉國上下，群情激憤，抗日怒潮湧及長城内外，大江南北。邵力子主張停止内戰，喚起民衆，準備抗戰。

1933年春天，邵力子在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其時愛國将領楊虎城任陝西綏靖公署主任。他與楊将軍實行軍政分治，主要注意發展農林水利事業，開荒造林，興修水利；并着力發展交通文化事業，力求造福民衆，同楊虎城相處很好。後來張學良将軍率東北軍進駐陝西，他贊同張、楊兩将軍的抗日主張，對蔣介石的“剿共”做法，深感憂慮；對張、楊兩将軍同蔣介石的矛盾盡力緩和，以期和衷共濟，并且，他還要求部屬注意與中國共産黨方面的工作人員和睦相處，以團結合作、共同對敵為首要任務。

西安事變爆發，邵力子同其他在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亦同蔣介石一起被拘禁。事變第二天，蔣介石要求同邵力子談話，邵力子乘機勸導蔣介石說：“事已如此，委員長應經國家人民為重，他們（指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似乎也可以考慮。”因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被軟禁在奉化溪口時，邵力子和張同住在溪口，名義上為幫助張學良讀書，實際上要邵力子力對西安事變補過，是一種變相處分。随後，他就被正式免去陝西省政府主席職務。

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國共産黨通電号召全民團結抗日，接着又發表《中國共産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國共兩黨合作的三項基本政治綱領，主張國共合作，一對外。邵力子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兩黨廬山會談，協商合作抗日。他認為國難日益深重，國家危在旦夕，必須大力贊助國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

1938年，邵力子在其《望國民向前邁進》一文中，着重指出中國勝利之路，是“徹底抗戰，終不屈服”，表明了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主張。同年初。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在汗口舉行成立大會，他當選為理事會主席。在會上發表演說時，他針對國民黨内的賣國投降活動，着力闡明，要将“和平運動”的譯名改為“反侵略運動”，向全世界嚴正表明我國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信心，以免少數别有用心之人的曲解。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為揭露日軍暴行，進行反侵略宣傳，争取國際上對我抗日戰争的援助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邵力子一向主張中蘇友好。抗日戰争時，他更力主和蘇聯結成聯盟。1940年初，他抱着增強中蘇邦交、促進國共合作、以利抗日戰争的目的，出使蘇聯。在駐蘇大使任期内，經過他的努力，蘇聯援華的軍械物資源源運行國内。皖南事變及蘇德戰發爆發後，邵力子堅持認為“中蘇邦交應不斷增進”。并通過做報告、寫文章等各種方式、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介紹蘇聯情況，對推動中蘇文化交流，加深中國人民對蘇聯的了解，加強人民外交起了積極作用。

邵力子在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期間，他力主對國共争端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以期兩黨繼續合作，一緻對外，團結抗日。

抗日戰争勝利後，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1945年8月至9月間，毛澤東、周恩來等到重慶開和平談判。邵力子作為國民黨代表之一，參與了和談。他認為毛澤東到重慶來，“是最有誠意的表現”。他雖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之一，但緻力于《雙十協定》的簽訂，因而獲得“和平老人”的美稱。

1946年初，在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第五次會議上，他發表演說，大力贊揚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高度評價中國共産黨在北伐戰争、抗日戰争中的重大作用，希望國共兩黨在和諧中解決問題。顯然，他是謀求國共兩黨在抗日戰争勝利後繼續團結合作，攜手并進，建設祖國。可是蔣介石的種種做法，使他大失所望。因此，在南京單方面如開僞國大時，他拒絕擔任大會秘書長的職務，拒絕參加僞國大的選舉。

1949年初的國和共談，邵力子一本初衷，和章士钊、張治中等起了很大的的促進作用。1948年末，蔣介石眼見大勢已去，于1949年元旦發出求和聲明，1月21日宣告下野。次日，代總統李宗仁就任，即決定邵力子、張治中等5人為代表，并以邵力子為首席代表，準備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正式談判之前，在邵力子的協助下，李宗仁組織“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以章士钊等3人為代表團成員前往北平，并要邵力子以私人資格一同前往，同中共先就有關和平問題交換意見。2月14日，邵力子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抵平。在2月20日中共舉行的招待會上，邵力子發表演說：“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甯選北平式的和平，不選天津式的和平。”經過初步商談，取得中共諒解，為正式談判開辟了道路。

3月中旬，南京政府和平談代表團組成，原定以邵力子為首席代表，他一再堅辭，遂改派張治中為首席代表，飛往北平舉行談判。和談中，南京方面代表大部分不願接受“懲治戰犯”這條，惟邵力子例外。談判結果雖達成了《國内和平協定》，但國民黨方面不肯簽字，談判遂告失敗。邵力子毅然決定留北平。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開幕式上，他莊嚴地表示：誓以至誠為實現人民政協共同綱領和政協一切決議而努力。熱愛中國共産黨，與中國共産黨忠誠合作。一方面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下，積極參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方面本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随時提出各種建議和意見，做中國共産黨的诤友。早在1954年，他就及時地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即為突出一例。

1956年，邵力子任民革中央社會聯系工作委員會主任，聯系晚清、北洋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上層人士，經過學習，啟發自覺，并參加各種社會實踐，為社會服務，很多人思想認識有了提高，愛國觀念有了增強，精神面貌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

邵力子對台灣回歸、祖國統一，始終特别關懷，一貫盡心盡力。不顧耄耄高年，衰弱之軀，經常撰寫文章，發表談話，通過電台廣播、國内外報刊以及其他各種方式，對台灣當局與在台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志、老部下，進行争取工作和宣傳工作，向他介紹祖國建設的偉大成就和中國共産黨的政策。為早日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鞠躬盡瘁，死面後已。

邵力子的一生，為謀求祖國的獨立、統一、繁榮、富強而奮鬥不止，堅持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為促進國共兩黨的團結合作而奔走折沖，不遣餘力，幾十年如一日；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而同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肝膽相照。大家之所以稱他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戰士，堅持國共合作的“和平老人”；公認他是國民黨中民主和進步人士表率，實在不是偶然的。

愛鄉楷模

邵力子熱愛祖國，也熱愛家鄉，經常對親友們說：“每個人應愛祖國，愛家鄉。我們的祖國和家鄉也實在太可愛。”不斷勉勵家鄉人士要為祖國、為家鄉增光，1933年3月上旬，他回故鄉紹興時，曾作過題為《從紹興到世界》的演說。大意是：故鄉是祖國的一部分，熱愛祖國必然會熱愛自己的家鄉；如果你連故鄉都不熱愛，你還能談到熱愛祖國嗎！他言行一緻，既一貫熱愛偉大的祖國，又始終關懷故鄉的進步。

邵力子早年離鄉，長期居外地，但一直十分熱愛家鄉。對有關家鄉的文化教育、農田水利和其他公益事業，都非常關心，鼎力贊助。辛亥革命後，他在上海擔任紹興七邑同鄉會的副議長，積極籌辦“紹興旅滬公學”，任副校董。他生活上儉樸，但對故鄉的教育事業總是慷慨解囊，先後出資興修紹興陶家堰邵家樓的明強小學、白塔頭的運川小學，又在富盛金家嶺創辦了棠蔭小學。1932年，他大力支持學生朱仲華等在紹興創辦完全制中學（後改名為稽山中學），擔任設立人會主席。他把興辦教育事業看作是百年樹人的大計，所以始終熱情關懷，積極贊助。

邵力子對家鄉的文化事業很關心，非常重視地方志的編纂工作，把做好這些工作視為熱愛家鄉的具體行動。1934年，同盟會員王子餘先生倡儀撰紹興縣志，邵力子竭力贊同，在縣資料初稿編成後，主動出資彙款，協助付印。

他還提倡圍湖、圍海開墾，大力支持維修三江閘，并且私人出資疏浚陶家堰的賀家池，為家鄉的農田水利事業作出了貢獻。

建國後，他在政務院、人大常委會及政協任職。雖然公務繁忙，但每到浙江視察時，總要回紹興家鄉看看，對有關問題盡力以幫助，以他的實際行動作出了熱愛家鄉的榜樣。

邵力子在西安

1933年3月，蔣介石為了削弱楊虎城将軍的實力，以“軍政分治”為名，免去了楊虎城的陝西省主席職務，專任陝西綏靖公署主任，主管軍事。然後，調甘肅省主席邵力子任陝西省主席。

邵力子，是國民黨元老。長期創辦報紙刊物，鼓吹國民革命。後擔任黃埔軍校秘書長。自任陝西省主席後，邵力子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駐蘇大使。1949年4月，作為國民黨政府談判代表赴北京參加國共和談，後脫離國民黨政府，參加新中國建設，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

1933年春，邵力子攜夫人傅學文自甘來陝任職。對于古都西安，他并不陌生，早在1907年他與于右任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時，就經常聽到于右任介紹西安的文物古迹和風土人情，1910年，經于右任介紹，29歲的他應聘到陝西高等學堂任教，就住在菊花園的學校裡（現西安高級中學），不久，因向學生宣傳新思想、新文化而被地方當局驅逐出境。二十多年後，他以一省之長的身份重返西安，不禁感慨萬分。

陝西的形勢十分複雜，有楊虎城指揮的西北軍，不久，又來了張學良指揮的東北軍，軍統和中統也在西安有很大的勢力。作為一個文人省主席，他嚴守軍政分治的方針，十分尊重張楊兩位将軍，但絕不過問軍事，隻是認真履行省主席職責，着手健全各地機構，整頓吏治，将主要精力放在陝西的經濟建設上。

他聘請水利專家李儀祉先生，完成了由楊虎城發起的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龍門閘、風陵渡的工程也逐一完成。為了發展農業，他督促各縣，共鑿井十萬眼，開荒造林，還創辦了武功農林學校。還資助夫人傅學文創辦了助産士學校，推動科學接生。很快赢得了三秦民衆的愛戴。

當時上海有個以表演豔舞著稱的梅花少女歌舞團想來西北淘金，以為落後的西北對這種時髦的演出肯定會大感興趣的。便緻函邵力子，請他大力關照，并答應到陝後，首先為省政府官員專演一場，務必賞光。可是邵力子早已風聞這個歌舞團的名聲，認為這種袒胸露腿的演出會污染西安的純樸民風，便叫秘書回函說：西北社會清苦，如來演出，恐将入不敷出，希慎重考慮。這個歌舞團隻好作罷。當時許多報紙登出花邊新聞：“邵力子婉拒粉腿入陝。”

1935年，邵力子的女兒邵偉志想從上海來西安看望父親，邵力子複信告訴女兒，一路上勿向人說出自己身份，沿途要留心旅客民衆的談話，尤其是對陝西政府的意見。如果别人一旦知道你的身份，一定是滿口贊揚，誰還敢大膽真言。

邵力子是清末舉人，尤善書法，平時前來求字的人不少，他從不拒絕。當時西安東大街新開一經營淮揚菜的大華飯店請他題寫店名，他也欣然題寫了“大華飯店”四個正楷，并一筆一畫地署上自己的名字。這個題字的牌匾至今仍還懸挂在店面。

1936年12月12日晚，西安全城突然槍聲四起，邵力子從夢中驚醒，披衣到院中察看情況，卻被一隊士兵押走了。此時原住在解放路（原名中正路）西京招待所内的國民黨大員也被囚禁了。關押時，邵力子才知道張楊發動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抓了。第二天，邵力子就被楊虎城釋放了，他前去看望蔣介石，蔣問他事先是否知道此事，他老實回答不知道，還乘機勸導蔣介石：“委座，事已如此，還是應以國家人民為重，他們的要求（指張、楊将軍）似乎也可以考慮。”蔣介石聽後一言不發。

西安事變解決後，張學良被軟禁在浙江奉化溪口，蔣介石要邵力子與張學良同住，幫助張學良讀書。實際上是對邵力子的一種變相處分。從此，邵力子離開了他主政四年多的西安。不久，蔣介石發布命令，免去了邵力子陝西省主席一職。

逸聞趣事

西安事變中的邵力子

邵力子先生一生經曆十分複雜，他1921年加入共産黨，屬于共産黨早期黨員。但是，在國共合作還沒有破裂的1926年，邵就轉入了國民黨，而且轉之前還征求過瞿秋白的意見。所以，他不能算是叛徒。

解放以後，邵力子一直住在東四五條，為人低調，深居簡出。不過，由于他在國共談判中作了不少貢獻，被毛公稱作“和平老人”，他生前的地位還是蠻高的。

東四居委會曾經多次請住在這一片的知名人士講述自己的故事，比如住在四條的名士楚圖南先生，嫁到中國的荷蘭皇室之女米拉小姐，都參加過街道的座談會。而邵力子先生因為自己背景複雜，很少肯親自出面，實在逼得急了,也就是請家人出面抵擋一下。

居委會如何能把邵先生逼急呢？一點兒也不奇怪，居委會也是一層組織啊。

唯一一次邵先生參加座談會，卻是語出驚人，回憶起了西安事變，說他差一點促成了西安事變的提前爆發。

在蔣張矛盾激化之後，張學良和楊虎城謀劃，将對蔣介石進行兵谏，但因為尚有部分準備工作，日期并未決定。然而，12月8日，當時擔任陝西省省主席的邵力子，卻和楊虎城作了一次别開生面的談話。

一個是方面大員，一個是駐軍首腦，邵楊二人關系不錯，見了面談幾句話本來不算什麼。楊虎城也順便試探邵力子對于當時局勢的看法。但是邵力子的回答讓楊虎城膽戰心驚。

邵力子對楊虎城說–我擔心可能發生類似日本二二六事變的事情。

二二六事變，是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的一次未遂政變，與西安事變的情況頗為相似。

這句話出來，楊虎城大吃一驚–難道有什麼東西暴露了？他和張學良的謀劃十分周密，連共産黨方面也不知道（共方是12月13日接到劉鼎的電報才了解此事）應該不會有這種問題，然而，這個邵力子怎麼會如此回答呢？

此事事關重大，楊虎城雖然刀客出身，膽大心細，也不禁吓得把手中的紙煙落在了地上。邵力子當時看到楊虎城色變，但并未深思。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後，才對這一幕回憶起來，明白自己差點兒造成了大麻煩。

邵力子屬于國民黨中央派到陝西摻沙子的人物。楊虎城被他一吓，疑神疑鬼，第二天因為一個誤會，認為東北軍瞞着他已經動手，竟派警衛營将中央大員們看戲的勵行社劇院團團包圍，連張學良也圍在裡面。幸好誤會迅速解除，楊的補救手段不錯，趕緊自己也趕去看戲。勵行社中的國民黨大員們看完戲一看，周圍都是實槍核彈的西北軍官兵，還紛紛誇贊十七路軍布置的警戒真是漂亮--廢話，準備抓你的陣勢，能不漂亮嗎？

這樣，西安事變最終還是按照張學良的安排，在12月12日發生。

那麼，邵力子說這個話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邵力子擔心的是東北軍下層發動兵變。蔣介石此前曾到王曲東北軍的軍官訓練班進行訓話，蔣介石訓話一向外行，有聽完委員長講話後崇拜頓消的說法，這次也是一樣。尤其是蔣特别提到攘外必先安内話題，所以東北軍少壯派官兵當場就用集體在地上蹭腳的方式表示不滿，以至于合影最後都沒有作。第二天，東北軍中有人揚言武裝反抗。

而張學良對東北軍的統馭，也的确有時候不那麼可靠。1935年11月，張赴南京開會，臨走一再交待軍事上不要做任何行動。結果他一走，軍長董英斌就調整前線部署，結果107師牛元峰所部被紅軍徐海峰部全殲，106師也遭到重創。急得張學良連夜飛回西安，因為中途大霧，一直降到200米高度飛行尋找地标，差點兒迷航喪命。

所以邵力子的意思是和楊虎城交換一下意見，如果東北軍少壯派挾持或者綁架張學良，需要早作準備。

不料卻是無心插柳，差點兒把楊虎城吓壞。

邵力子先生講，西安事變後，由于他和蔣百裡都是支持張揚主張的，蔣介石一度懷疑他與張楊為同謀。還在被押期間，蔣就在接見邵的時候反複詢問–“他們做得這事，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邵老實回答不知道。事後才知道蔣也同樣問過楊虎城，楊答知道，從此陷入深淵。說來也是頗有些後怕的。

呼籲“計劃生育”第一人

說起計劃生育，誰都知道有馬寅初的功勞，正是他堅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終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但許多人都不知道，早在20世紀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中國要控制人口的思想，可以說，他是名副其實的公開呼籲計劃生育的第一人。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鄉浙江探親。見鄉村滿地奔跑的幼孩之衆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常說中國地大物博，實際上，中國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國是地少人多。現在中國是四億人口，已經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産又跟不上的話，國家要在短期内擺脫貧困就不太可能。國家難以富強起來，人民就難以較快地富裕起來。”

在1953年冬天召開的政務院會議上，邵力子提出了計劃生育的觀點，這是第一次在政治決策場合提出計劃生育問題。他說：“避孕要求不要限制，醫生對生育已多的婦女應同意施行避孕手術。”早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國日報》主編的時候，他就積極提倡節制生育，在自己主編的副刊上全文發表了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婚姻律》，把節制生育與婦女解放問題結合在一起宣傳。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編的《婦女評論》上，發表了題為《生育節制釋疑》一文，提出要加強節育技術的研究，“盡可用科學的功夫去發明”。

邵力子提倡計劃生育，與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給婦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懼有很大關系。他的母親30歲時嫁給了他父親，由于經曆了生産過程的痛苦，她決定不再生孩子，但當時沒有可行的避孕方法。從32歲那年起，邵力子的母親就與父親分居了十多年，直到絕經為止，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懷上第六胎時，苦苦要求邵力子想辦法讓她打胎。邵力子找遍當時各大醫院，就是沒有一個醫生敢做這樣的手術。後來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為大出血而死了。這痛苦的一幕幕，經常浮現在邵力子的眼前。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主題發言。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會議上就計劃生育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說，人多是好事，但在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困難很多的環境裡，人口應該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後患無窮；要大力傳播有關避孕的醫學理論，指導并供給有關避孕的藥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關于傳播避孕常識問題》的長文。這對當時“多子多福”“人多好辦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