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含義
作用
出版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出版物凝結着人類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經驗與成果，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出版的曆史是人類文明的曆史。出版業的發展對社會的進步發展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
出版對于社會的推動作用，歸根結底在于出版物積累了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和先進的思想，并且加以擴大傳播。人們一經掌握科學技術知識和進步思想，就能使生産力得到提高，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人類社會在有文字之前，人們繼承前人的知識與經驗，主要靠口頭、實物和簡單的符号進行傳授，其傳播的範圍狹小，速度緩慢,而且随着時間的變化，傳授的内容越來越不準确。有了文字特别是有了出版物以後，知識和經驗就可以擴大和迅速地傳播。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是出版發展的基礎，而出版物的傳播又影響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人們的思想意識。
流程
一本書從選題、組稿、編着或翻譯、編輯審讀、加工到出版發行，要經過許多環節和一系列的具體手續。
出版社一般根據長遠和近期的選題規劃以及當前和潛在的市場需求提出選題，物色合适的着（譯）者，并與着（譯）者簽訂圖書出版合同。着（譯）者根據與出版社協商同意的内容及圖書出版合同中的約定進行編寫或翻譯工作。
除出版社主動向着（譯）者組稿外，着（譯）者也可以主動與出版社聯系，自薦欲着（譯）書稿或自投已寫（譯）好的稿件。我們希望着（譯）者先與出版社聯系并列選後再進行寫作。着（譯）者在聯系信件中，除将本人簡曆和主要情況做一簡要介紹外，應講明撰寫或翻譯該着作的價值和意義，該着作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并提出簡要的編寫提綱，以供出版社研究是否列選。對于翻譯着作，除介紹翻譯價值、原着作主要内容和特點外，還應提供該書目錄中譯文和版權頁複印件。對于着（譯）者的自投稿，出版社根據稿件質量和讀者需求情況，決定是否采用。
着（譯）者完成初稿交出版社後，出版社要對稿件進行全面審讀。必要時，出版社将請相關專家或召開審稿會審查書稿。翻譯稿一般要請人校訂，必要時還要看試譯樣稿。決定采用的書稿，即由出版社進行編輯加工及複審和終審，這一階段會對書稿提出需要修改、補充或删減等意見，着（譯）者應予以配合，認真修改。着（譯）者如有不同意見也可以提出，經協商一緻後定稿。如果稿件不符合出版要求，并經反複修改後仍達不到要求，出版社可按合同約定退稿。
完成編輯審稿和加工工作的書稿經裝幀設計後發送排版，在按規定進行校對後，經印刷、裝訂，正式出版。為了保證書稿質量，除需要出版社内各環節密切配合外，特别希望着（譯）者交付符合“齊、清、定”要求的稿件并在着（譯）和出版過程中與出版社很好地合作。
出版作品着作權自願登記制度
制度
我國着作權實行自願登記制度，出版作品不論是否出版，作者或其他着作權人依法取得的着作權不受影響。我國實行作品自願登記制度或者出版自動形成着作權登記，維護作者或其他着作權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權益，有助于解決因着作權歸屬造成的着作權糾紛，并為解決着作權糾紛提供初步證據。
發展
古代
商業出版活動存在于我國古代出版體系的各個階層，而最具代表的是書坊刻書體系。坊刻以其敏銳的市場眼光、靈活的經營手法、獨到的讀者服務意識而獨樹一幟，其刻書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廣泛、從業者之衆多、經營手段之多樣，令官刻、私刻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說有了書坊刻書才有了我國古代出版業的興盛與繁榮。
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讀者服務意識貫穿了商業出版的整個經營活動；推銷圖書産品，占領圖書市場，樹立自身形象，無不以讀者為着力點。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經營活動，對正确評價古代出版商的曆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讀者服務工作，應是不無益處的。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市場意識了解讀者，從讀者的文化需求出發，決定圖書的選題、出書品種，是曆代出版商的經營思路。
書坊刻書通常被認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讀者購買力的支撐。因此，書坊出書的品種繁多，經史子集、曆書、醫書、類書、陰陽、童蒙讀物、科考用書無所不包，讀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選題。在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同時，也達到了“射利”的最終目的。
現代
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著名學者胡道靜先生曾經說過：“我國是一個出版事業飛黃發達的大國，又是印刷術最早發明的大國，是雕版印刷術起源的國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創源地。但有一點是奇怪的，就是記載這些創造和記述出版事業蓬勃踴躍情況的材料并不活躍，顯得很不相稱。”因此，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較滞後，至今還處在學科建設階段。
我國古代以來典籍浩繁，目錄、版本之學和圖書史、印刷史等發展較早，往往含有編輯史、出版史的重要内容，葉德輝的《書林清話》等，很有價值，但還不是編輯出版史的論着。上世紀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可稱“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出版界簡史》(楊壽清着)，作者顯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響，在創作意圖上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内容并不完整，篇幅也較單薄，但作為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出版史問世，是有曆史意義的。新中國的人民出版事業在建設初期，出版家張靜廬在出版總署任職，他首先重視出版史研究工作，獨力搜集史料，開創性地編輯、注釋而成的八大冊《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出版。
該書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資料，限于當時曆史條件，注重革命進步材料，又由于陸續搜集編輯，出版時間分散，讀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張着開風氣之先，對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貢獻，功不可沒。
20世紀下半期，新中國的出版事業走過起伏、曲折的發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殘和破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出版業又重新走上迅速恢複、不斷壯大和發展的征程。出版界經曆了半個世紀漫長的曆史，蘊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論(包括編輯史、出版史在内)的熱流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頒布，是新時期指導出版工作的重要綱領，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深遠影響，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強出版、印刷、發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發行研究機構等。從編輯史、出版史研究角度來看，就大大地調動了業内有識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積極性，他們紛紛從總結出版曆史經驗、撰寫出版回憶文字入手，進入研究編輯史、出版史的行列。
數字出版
數字出版是人類文化的數字化傳承，它是建立在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網絡技術、流媒體技術、存儲技術、顯示技術等高新技術基礎上，融合并超越了傳統出版内容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出版産業。數字化出版是在出版的整個過程中，将所有的信息都以統一的二進制代碼的數字化形式存儲于光盤、磁盤等介質中，信息的處理與接收則借助計算機或終端設備進行。它強調内容的數字化、生産模式和運作流程的數字化、傳播載體的數字化和閱讀消費、學習形态的數字化。數字出版在我國雖然起步較晚，但是發展很快，目前已經形成了網絡圖書、網絡期刊等新業态。
手機出版屬于數字出版的範疇為傳統數字出版轉向智能數字出版的一個重要标杆，也是傳統數字出版通過移動網絡、智能移動設備的普及為基礎，結合互聯網技術、計算機技術、流媒體、雲存儲等先進的科學技術，整理、優化、加工原有版權内容的一種出版形式，為用戶主要呈現的方式為手機app（軟件應用）。
它更加強調内容的移動化、數字化、生産模式、運營管理和運作流程的數字化、傳播載體的數字化和閱讀消費、學習形态的數字化。手機出版在近年得到了迅猛發展，是目前傳統出版社、傳統數字出版、傳統辭書行業，轉型發展的重要機遇。轉型代表企業有，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與上海詞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他們合作開發了外研社·現代英漢漢英詞典手機詞典、現代韓中中韓詞典手機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