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沿革
開元鐵牛亦稱唐代鐵牛，位于永濟市城西十五公裡，蒲州城西的黃河古道兩岸，各四尊。鑄于唐開元十三年（725），為穩固蒲津浮橋，維系秦晉交通而鑄。元末橋毀，久置不用，故習稱“鎮河鐵牛”。因黃河變遷，逐漸為泥沙埋沒。
20世紀40年代，河水沿蒲州西城牆外流過，枯水季節，下水還可摸到鐵牛牛角，行船還有被牛角挂傷船底的情況。
50年代後，三門峽庫區蓄洪，河床淤積，再加上河水西移，到了六七十年代鐵牛已被深埋于黃河水面下2米有餘的河灘裡了。
1988年，永濟縣博物館在縣委、縣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一年多的查訪勘探，于次年8月發現并出土了唐開元鐵牛、鐵人，引起各界人士關注。
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遺址上經勘查發掘，處于黃河古道東岸的四尊鐵牛全部出土。距蒲州城西牆51米，距西城門110米。
1998年8月由永濟市博物館在蒲津渡遺址上發掘出的。出土鐵牛有四尊、鐵人四個、兩座鐵山、一組七星鐵柱和三個土石夯堆。黃河鐵牛的出土，是建國以來我國首次發現黃河古渡口遺址，四尊鐵牛也是我國目前發現的重量最重(每尊45t～72t)、曆史最久、工藝水平最高的珍貴文物，在國内外極為罕見。
文物價值
黃河蒲津渡遺址的發現展現了我國古代橋梁交通、黃河治理、冶金鑄造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科技成就，為曆史地理、水文地質、黃河變遷、環境考古以及黃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珍貴資料。黃河中遊東岸的蒲津渡遺址上，4尊鐵牛排成兩排，面向黃河，怒目圓睜，側耳聆聽，前腿蹬，後腿蹲，一幅“滄桑未改牛脾氣，進退還憑鐵骨頭”的氣勢。它們已近1300歲。
保護狀況
鐵牛重見天日，保護工作卻步履艱難。幾經争論，有關部門選擇了山西省文物局的保護方案：就地提升，即：把鐵牛、鐵人、鐵柱等從原地提升12．2米，在地表以上恢複原貌，露天陳列；其它遺迹如唐代、明代建造的部分石堤、台階以及在鐵人周圍用石塊鋪設的地面也将在地面上複原，而原址将被回填埋沒。
山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專家說，鐵質文物的保護至今依然是一道世界性難題，再加上實際施工中遇到的困難遠遠超出事先預計：用什麼樣的工具提升，如何做鐵牛底架，采取何種辦法使其在不受任何損傷的情況下安全着陸，如何防鏽除鏽等，一直困擾着專家。
主要作用
巨型鐵牛除了起固定索橋作用外，還有多種作用。《易經》說；“牛象坤，坤為土，土勝水”。古人雲：兵來将擋，水來土掩。鑄鐵牛置于河岸，對肆意泛濫的黃河水是一種震懾，象征着攔擋洪水、征服水患，造福于人民。古人講究陰陽相對，在鑄造鐵牛的同時，也鑄造了四個鐵人、七星鐵柱。七星柱則代表天(仿天上北鬥七星布局)，這樣天、地全有(鐵牛為土，亦即地)，囊括宇宙。其實，七星鐵柱不過是拴船的樁子，與鐵牛融為一體充作舟橋索樁而已。伫立鐵牛旁的鐵人，也和鐵牛一樣扮演着索樁的角色。著名橋梁專家唐寰澄先生稱贊鐵牛、鐵人說；“這是一個具體的工程建設，有實際功能的藝術珍品，是技術和藝術有機結合的典型，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橋梁、冶金、雕塑事業的貢獻，是世界橋梁史上唯我獨尊的永世無價之寶。”
黃河鐵牛是世界橋梁史上的傳世之寶，被我國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論斷為：“浮橋地錨中，以浦津橋鐵牛錨最為著名”的黃河鐵牛位于永濟市西15公裡的蒲州城遺址西門外黃河東岸，位于愛情聖地普救寺和曆史文化名樓鹳雀樓之間。四尊鐵牛氣勢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鐵牛旁都有一個牽牛鐵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分别代表着四個不同的民族。據史料稱，這四尊龐大鐵牛都是用來栓鐵索之用，鐵索又連舟組成黃河上最早、最長、最大的黃河大浮橋，是溝通山西、陝西、河南三省的重要紐帶。盡管目前四尊大鐵牛固守的地方雖已遠離河道，但他們都是唐代國力強盛和我國古代勞動人民聰明才智的曆史見證。
文物結構
開元鐵牛是蒲津渡遺址最突出的文物，位于蒲州古城西門外，黃河東岸。後因黃河東移，開元鐵牛等沒入水中，開元鐵牛是蒲津渡遺址最突出、保存最完整，最具觀賞價值文物，明代地層距地表約7米。四尊鐵牛旁各有一鐵人，如牧策牛。鐵牛分南北兩組。兩牛一組，前後擺列，面朝西。鐵牛等為唐蒲津橋遺物，排列仍如前橋頭所列，可領略大唐盛世築橋工程一斑。
鐵牛每尊高約1.9米，長約3米，寬約1.3米，牛尾後有橫軸，直徑約0.4米，長約2.3米。軸頭有紋飾，各軸不同，分别有連珠飾、菱花、卷草、蓮花等。
鐵牛頭西尾東，面河橫向兩排。伏卧，兩眼圓睜，呈負重狀，形象逼真。牛尾後均有橫鐵軸一根，長2.33米，用于拴連橋索。牛側均有一鐵鑄高鼻深目胡人作牽引狀，現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寬0．6米。四牛四人形态各異，大小基本相同，據測算，鐵牛各重約30噸左右，下有底盤和鐵柱，各重約40噸，兩排之間有鐵山。
牛造形生動，前腿作蹬狀，後腿作蹲伏狀，矯角、昂首，牛體矯健強壯，尾施鐵軸，以系浮橋。腹下有山，其下有6根直徑0.4米，長約3.6米的鐵柱斜前連接，每根鐵柱分别有反向出伸鐵足各一，功能同地錨。在鐵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鑄範縫痕迹，可觀察澆鑄、範塊痕迹，分析出鑄造的工藝技術。
出土地點
蒲津渡曆史
蒲津渡是一處具有豐富遺存的大型遺址，也是我國第一次發掘的大型渡口遺址，它展現了我國古代橋梁交通、黃河治理、冶鑄技術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也直觀地揭示出黃河泥沙淤積、河水升高、河岸後退的變遷過程，從而為曆史地理、水文地質、環境考古及黃河治理提供了許多有用資料。
蒲津渡是古代黃河的一大渡口，位于永濟市古蒲州城西門外的黃河東岸。蒲津渡自古以來就是秦晉之交通要沖，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這兒修造過浮橋。據《春秋左傳》記載，昭公元年，秦公子鹹奔晉，造舟于河。《初學記》：“公子鹹造舟處在蒲闆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也。”《史記·秦本紀》又載：“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橋。”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以後東魏齊獻武王高歡、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這兒建造過浮橋。唐初，河東為京畿，蒲州是長安與河東聯系的樞紐。開元六年（718），蒲州被置為中都，與西京長安、東都洛陽齊名。開元十三年（725），為了加強對唐王朝的大後方河東地區及整個北方地區的統治，唐玄宗任命兵部尚書張說主其事，改木樁為鐵牛，易笮索為鐵鍊，疏其船間，傾國力對蒲津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建。《通典》、《唐會要》、《蒲州府志》均記載此事。有宋一代，蒲律渡仍是黃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際，浮橋始毀于戰火，隻剩下兩岸的鐵牛。後來因三門峽水庫蓄洪而使河床淤積，河水西移，鐵牛被埋入河灘。
今蒲津渡遺址，西距黃河堤岸2．8公裡，隔河遙望陝西省朝邑縣，東距古蒲州城西牆約六米，南距古蒲州城西門（即蒲津門）近百米。1988年、1991年對蒲津渡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勘探和科學發掘。根據發掘結果，唐蒲津渡遺址最深處距今地表6.5米。在靠當時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豎釘的柏木樁，壘砌石條間貫注有鐵錠，又以米漿白灰泥粘合縫隙,十分牢固。這道石堤明确地可以看出系分兩次砌築。在緊靠石堤處發現了四尊鐵牛、四個鐵人、兩座鐵山、三個鐵墩、六根鐵柱。還發現一座四米見方的磚屋遺址，門坎向東，當是管理渡口之所在。發掘中還發現了唐開元通寶、宋天聖元寶、元豐元寶、金正隆元寶等十餘枚銅錢。
鐵牛之成也蒲津渡，敗也蒲津渡。
唐開元年間，随着蒲州一帶經濟的發展，蒲州城升為全國六大雄城之一，蒲津渡的交通地位顯得更加重要。竹索連舟橋已與雄城蒲州極不适應，當時的兵部尚書向唐明皇上疏，陳述蒲津橋破敗不堪、難承車馬重負的窘況。唐明皇聽後立即降旨，決定在蒲津渡重建新橋，并發動滿朝文武出主意、想辦法。經集思廣益，造橋方案拿出：一是将連舟竹索改為鐵索，二是加固石堤，三是鑄鐵牛為索樁。開元年間屬盛唐時期，冶鐵業發達，于是兩岸數萬民衆奉命煉鐵鑄造，曆經苦戰後鐵牛鑄成。鐵牛分别伏卧于黃河兩岸，将鐵索拴系于其身，連接舟船，建起黃河上第一座固定鐵索橋。這裡，兩岸的鐵牛，其實就是對拽鐵索連接河橋的索樁。蒲津鐵索橋第一次将黃河天塹變成通衢大道，從唐開元十二年到元朝初年橋被燒毀的500年間，蒲津橋一直是鐵牛系鐵索、鐵索連舟船。橋被毀後蒲津渡一度荒廢，但鐵牛仍存。到了明朝，蒲津關發展成進出中原的重要關口，明代皇帝又先後四次利用鐵牛建橋，曆經百餘年，直至清代因黃河逐漸向西改道，蒲津渡徹底廢棄。鐵牛20世紀40年代湮沒。
蒲州古城
南依中條山，西臨黃河，地處要沖，被視為兵家重地，曆代王朝均在此建造蒲津橋。公元前541年，春秋時期秦公子針攜帶資财、車輛，前往黃河西岸晉國，用舟船連接建造浮橋，開在蒲津渡建蒲津橋之先河。到了戰國時期，秦昭襄王為進攻韓、趙、魏，先後兩次在蒲津渡口造橋。以後漢高祖劉邦定關中、漢武帝劉徹東征、隋文帝楊堅過黃河東進，均在蒲津渡連舟造橋。不過，這些橋都是臨時性浮橋，沒有橋墩，用竹索連接，壽命短，不安全。
蒲津橋的興衰反映出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的發展與變遷，也濃縮出我國古代橋梁的曆史。尤其是那四尊鐵牛，其内涵極為深刻，它所展示的炎黃子孫的功績光昭日月、彪炳千秋，教育今人，啟迪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