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評價

胡繩同志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獻身于共産主義事業的光輝的一生。他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始終奮鬥不息，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險阻，都堅定執着，積極進取，毫不懈怠。他少年早慧，嶄露才華，又能不斷刻苦自勵，辛勤勞作，終于鍛煉成為學識淵博、成就卓着、在國内外享有盛譽的學者和革命家，在宣傳和闡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推進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黨的事業。

胡繩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寫作，總是注重與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結合，因而能夠随着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他酷愛讀書，手不釋卷，但又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有所創新。他的作品以言之有物、分析細緻、邏輯嚴密、說理透徹而着稱。

胡繩同志心胸豁達，溫和寬厚，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廉潔奉公，生活簡樸。1996年他将自己的大批藏書捐贈給湖北省襄樊市圖書館。1997年他捐贈出多年積蓄的文集的全部稿酬，創立“胡繩青年學術獎勵基金”，獎勵青年學者的優秀學術成果。

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工作，在曆史、哲學、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着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和論文集《理性與自由》《棗下論叢》，編着有《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

其它

胡繩與近代史研究所

胡繩同志是我們黨的理論家。他的理論興趣廣泛，着述涉及哲學、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以及時政評論。他不僅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政治活動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貢獻了心力。作為學者，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據我所知，他與近代史研究所關系很深，對近代史研究所的發展十分關注。在胡繩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我在這裡回憶他與近代史研究所的關系，以作為對他的懷念。其中有些是我親身經曆的，有的是聽說的，可以說是親曆、親聞、親見。我是晚輩，對他與範文瀾、劉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輩學者的關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詳，我這裡回憶的，隻是胡繩與近代史研究所關系的點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創始人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範文瀾。胡繩同志自己說，他與範文瀾初次見面是1949年，那時候他們剛進入北京。此後便來往不斷。從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劉大年存當代學人手劄》中，可以約略看出範文瀾、劉大年、胡繩信件往返讨論學術問題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華北大學曆史研究室的基礎上建立的。1953年，經毛主席批準，黨中央決定成立一個中國曆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它是黨内讨論中國曆史問題的機構，不發号施令，由陳伯達任主任。委員會開過一次會，決定加強曆史研究，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三個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為所長的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陳垣為所長的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據這個決定成立的。

以此為序，近代史所改稱第三所。劉大年和胡繩是這個曆史研究委員會的最年輕的成員。從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屆學術委員會起，田家英、胡繩、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學術委員會的委員。胡繩擔任近代史所學術委員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1985年胡繩同志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前，才辭去了我所學術委員的頭銜。他與我所名譽所長、早他一年去世的劉大年關系密切，常相往來，這是衆所周知的。《劉大年存當代學人手劄》收有胡繩寫給劉大年的信，讨論詩韻，真情坦率，可見一斑。劉大年幾次告訴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一定要聘請幾位所外的知名學者，并常舉田家英和胡繩為例。

我第一次見到胡繩同志大約是1975年。當時傳聞胡繩将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擔任領導工作。有一天胡繩同志到學部召開座談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中說起學部的刊物《新建設》，胡繩同志便提起民國初年的《建設》雜志以及後來的《中國建設》雜志，同時如數家珍地談起民國時期的曆史，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創辦了《近代史研究》雜志，雜志的創刊号發表了胡繩的《義和團的興起和失敗》，這是他即将出版的《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一書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來征求學術界的意見。1981年《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學者給他提意見，特别給我所丁名楠研究員寫信，懇請批評。

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體研究人員開了兩天會，提出讀後感，雖然對書中若幹史實和技術性問題提出了不少意見，但對本書作者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力量深為佩服。當時，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幾次告訴我，他為胡繩着作中體現出來的理論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複研讀，反複琢磨。據說胡繩曾對劉大年說，他的書不是中國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寫，所以他不用“中國近代史”一類的書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沒有寫出一本完整的中國近代史的“正史”來。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學者們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繩應邀率團去美國芝加哥參加學術讨論會，在為數不多的成員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員。在芝加哥，胡繩為首的中國大陸學者與秦孝儀為首的台灣學者有過學術上的正面交鋒。此行對于促進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的相互了解，對于推動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的學術交流，良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員王來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發表了與胡繩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繩就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來棣很緊張，有人說，“得罪權威，早晚要倒黴”，好像發表了與胡繩不同意見的文章，就是捅了馬蜂窩。王來棣趕忙寫信給胡繩同志，申述這種擔心。胡繩于5月10日給王來棣複信，說明她的“顧慮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氣和地就王來棣提出的問題進行學術讨論。

胡繩在信的末尾說：“我作為您所評論的書的作者，雖不盡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論點，但是還是認為您的文章發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讀者思索有關的問題，而且對于書的作者也是有益的，這将促使作者進一步考慮您所提出的問題。”這封信，經胡繩和王來棣同意，發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和他領導下的一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就學術問題進行完全平等的讨論，這對于促進學術界的百家争鳴和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後，胡繩對我所王慶成研究員有關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對餘繩武研究員有關中外關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過明确的贊揚意見。

1986年，北方某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篇貶低鴉片戰争中林則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繩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為。近代史所所長餘繩武在所内召開了一次學術讨論會，與會學者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會後，我結合這次會議的讨論，寫了一篇反駁文章在當時的《紅旗》雜志發表。這篇文章采用說理的辦法，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依據鴉片戰争的曆史事實，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反駁，後來為多種書刊選用。

1987年，我所研究員陳鐵健在《曆史研究》發表了一篇讨論紅軍西路軍的論文，引起了黨内高層的反應。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緊張。當時的所長餘繩武同志後來告訴我，胡繩同志在院裡召開了一個小會，參加人除了院裡負責史學工作的副院長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外，還有作者、《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編、刊物的責任編輯等。胡繩宣讀了楊尚昆、李先念和鄧小平等同志此前關于西路軍問題的批示，然後說，研究無禁區，作者在研究中沒有犯什麼錯誤，但是已經有了發表黨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黨史研究》，《曆史研究》以後就别再發表黨史文章了。胡繩作為院長并沒有對作者提出批評，他隻是說，這類問題中央已經有了意見，我沒有向你們傳達，責任不在你們，對學者采取了保護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裡決定以學術形式紀念自己的節日。我們辦了兩件事，一是鑄了一個範文瀾銅像，以示景仰與懷念；二是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讨論會，以擴大近代史所的影響。範文瀾銅像揭幕儀式，胡繩同志前來出席，并在儀式上發表了即席演講。這篇演講高度贊揚了範文瀾用馬克思主義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功績，對範文瀾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批老學者表示了深深的懷念。這篇演講後來收在《胡繩全書》第3卷。我們在那年9月舉行“近代世界與中國”國際學術讨論會，胡繩同志應邀前來出席開幕式，并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關于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幾個問題》的演講。

這篇演講是事先準備好的，演講後，胡繩稍做了一點修改，交給我，囑我送《人民日報》發表，後來收在《胡繩全書》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紀念，我們開了一個會來慶祝。這時候，胡繩同志身體不好，我們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請他親臨指導了。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近代史所從他那裡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們研究所召開的國際學術讨論會，隻要我們邀請，他都積極參加，并且發表演講，演講稿從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國際學術讨論會如此，1991年9月我們在沈陽召開“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讨論會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們在北京召開“近百年中日關系”國際學術讨論會還是如此。

他說過，你們開國際讨論會，我去替你們接待外賓。所以，那幾年我們召開的國際讨論會，都要單獨宴請海外學者，請胡繩、劉大年同志做東。這樣做對擴大近代史所在國外的影響很有好處。1996年中，考慮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績，我們打算在香港回歸前後在香港召開一次有關香港曆史的國際學術讨論會，需要籌集資金。我給胡繩同志寫信，彙報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繩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業巨

頭尋求資助。沒想到，胡繩同志極為痛快，允諾替我們設法。他要我給他寫封信，正式提出這一要求，并且建議直接向一位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對我這封信的寫法，他幾次親筆修改，然後退給我重新打印。胡繩同志在我這封信上寫上批語，希望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

大約在這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胡繩親手把這封信交給了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種原因，這位副主席沒有理睬我們的要求。這年11月中旬，在廣東翠亨村舉辦的孫中山國際學術讨論會上，我向胡繩同志報告香港這位富商沒有任何表示。這時候我明顯地感覺到胡繩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關香港史的國際學術讨論會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學召開，雖然我們指望的資助沒有拿到，但胡繩同志對這次會議的關注和熱情，令我們十分感動。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的學科結構、人才狀況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發表演講，談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談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時，對近代史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很稱贊。十年來，由于老成凋謝，新的研究人才接續不上，雖然我們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關系史研究仍然沒有恢複到興旺的時期。我作為所長，深感愧疚！

大約1990－1991年間，胡繩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組建當代中國史研究機構。那時候近代史所所長是王慶成同志。王慶成同志與我商量後，我們起草了報告，論證了開展當代中國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議先在近代史所組建當代中國史研究室，然後發展到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國史館。這個報告送到院裡以後，便沒有下文。我沒有就此事再問過胡繩同志。我後來想，也許是鄧力群同志組建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已經有了眉目，我們這裡的設想就不便再提起了。

1996年初，我曾随金沖及和廣東社科院院長張磊同志，到胡繩同志家裡，商量以孫中山研究會名義，借孫中山誕辰130周年的機會，在廣東翠亨村召開一次國際學術讨論會。那時候，胡繩同志身體很好，頭腦清楚，對讨論會召開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這年11月中，讨論會在翠亨村如期召開，胡繩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臉上浮腫，步履緩慢，身體大不如前了。後來聽說，半個月後他住進醫院作肺癌切除手術。

1997年，我曾三次給胡繩同志寫信。一次是4月，因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滿100期，考慮到創刊号及創刊号後都曾發表過胡繩的文章，我和編輯部期望胡繩同志能在100期上發表文章或者題詞。這對刊物和讀者将是很大的鼓勵。我在信中說：“《近代史研究》同國家的改革開放一起起步，十幾年以來，在推動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方面，苦心經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創刊伊始，多次在該刊發表，深受讀者歡迎。茲逢百期之會，您似不能無文。您無論是給他們寫幾句話，或賜一墨寶，編輯部都将無比高興。

編輯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趕上制版印刷。”結果我們準時收到了胡繩同志寫的題詞。我後來從胡繩秘書那裡知道，他寫這個題詞時，正抱病出席江蘇鹽城舉行的胡喬木銅像揭幕儀式，因化療用藥過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點，勉強寫出了這個題詞。這個題詞中，胡繩同志對《近代史研究》創刊100期表示祝賀，同時謹重提一個建議：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後的三十年，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适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曆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曆史可以稱為“中國現代史”，不需要在說到1840－1949年的曆史時稱之為“中國近現代曆史”。

這個題詞發表後，對統一中國近代史學界的認識很有好處。我根據胡繩同志的意思，撰寫了題為《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淪”、“上升”諸問題》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發表全文，也引起了學術界注意。

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給胡繩同志寫信，信中說：“大着《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再版，對近代史學界是大事。我不揣淺陋，寫了一篇書評，未必說到點子上，隻是表達我的讀後感而已。不妥之處，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論文編了一個集子，名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特敬請您為拙着書名題賜墨寶，以增光寵。附上《追求集》目錄，請過目。”10月初，胡繩同志的墨寶就送來了。

《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胡繩同志題寫的“追求集”三個蒼勁有力的墨筆字印在書的封面上，給這本論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榮。與墨寶同時送到的還有胡繩同志的一封親筆信，他對我寫的書評表示感謝，同時說明武昌首義後，湖北軍政府中是否設立了“謀略處”，他沒有看到我寫的文章，要我把這篇文章送給他一閱。原來，我寫的書評中，高度肯定了《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修訂再版的意義，指出：

無論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還是《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都充滿了一個深深參與、密切關注現實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大學者、大專家的聰慧和眼力。他處理複雜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臨下，給人以駕輕就熟、遊刃有餘的印象。他的着作，不是專門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寫的，沒有單純學術着作所常有的古闆、書卷氣和學院氣，因而能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廣大幹部和各行業讀者所喜讀。學者們，尤其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們，總是把它置于案頭，常加參考。

《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從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終堅持了他在探讨中國近代史發基本規律時所使用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堅持了他在表述中國近代史發展基本規律時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見。有些具體的結論學術界或許還将會有種種讨論，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導原則，我以為是值得學者們認真加以參考的。

在這篇書評中，我還從中國近代史學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訂再版中一些技術性的錯誤，特别對修訂再版保留了湖北軍政府下存在謀略處一節提出了批評。我在書評中說，至少有兩篇文章對謀略處是否确實存在，提出了嚴重的質疑，其結論是：謀略處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發表在《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軍政府“謀略處”考異》。我在書評中說，“《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進展的，不可能沒有注意這兩篇文章。作者修訂再版時沒有采納這兩篇文章的論點，可能對相關的結論仍然存疑。不過，上述新的結論，十年來沒有人起來推翻它，應該可以說經得起學術界的檢驗了。過分謹慎未

必是對待學術進展的積極态度。”胡繩同志的信，很謙虛地表示他确實沒有看到質疑謀略處的文章。順便說一下，我寫的這篇書評在胡繩同志80周歲時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但是隻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對再版的批評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謝《中共黨史研究》全文發表了我的書評，保留了我對再版書的批評。我認為，胡繩同志是願意看到這樣的批評的。

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寫的，我感謝胡繩同志對《追求集》的題簽，同時把我寫的有關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質疑謀略處的文章以及幾首詩送給他。謀略處的文章是他要過的，其他的東西，可能會幹擾他的清聽，妨礙他的休息，我很慚愧。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有關心，也有批評。1998年10月12日，胡繩同志在北京對“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談話時，談到中國近代史上的現代化以及是否用現代化作為主題寫中國近代史問題。他說：“用現代化作為一個線索串起來寫中國近代史，我倒是贊成，是可以這樣寫，但講近代史，講現代化問題，也離不開階級、階級鬥争。另外，這幾年我發表好幾篇文章，說現代化和開放都有一個殖民地和獨立國家的問題。作為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來實現現代化、對外開放，這和一個獨立國家的開放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我這個意見說過好多次，可是我們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熱情，我很希望他們寫點東西。後來我就想，如果我現在來寫以現代化貫穿的近代史，到底怎麼寫法？照我看還是要有階級鬥争的。寫近代史，階級、階級鬥争逃不了。”

我對胡繩同志在這裡講到的基本觀點完全贊成。據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譽所長劉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國近代史上兩個基本問題，即民族獨立和現代化（劉大年用的是近代化）問題幾度寫過文章，發表過意見。我本人也多次讨論過這個話題，如，1984年在《曆史研究》第4期發表的《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1987年在《紅旗》雜志第6期發表的《也談近代中國的“開關”問題》、1996年在《當代中國史研究》第6期發表的《“告别革命”說錯在哪裡》等文章都涉及這個問題。當然，這些還說不上系統讨論，我想胡繩所期待的正是系統的讨論。所以，胡繩同志這個批評很值得我們重視。

最近幾年，胡繩同志養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擾他休息，期望他有一個安靜的環境，盡快康複。1995年中，胡繩同志在301醫院做大腿的外科手術，我曾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鄭惠同志去看過他。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聽說胡繩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給他寫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個人表示問候，同時報告近代史所的同志們正在準備按照他提出的中國近代史的時限框架，撰寫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但是這時候，他的身體已大不如前了，我沒有收到他的回信。

胡繩同志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是用馬克思主義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鋒，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是需要認真加以總結的。2000年11月5日胡繩同志不幸逝世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召開追思會，我在那次會議上有一個簡短發言，初步評述了胡繩同志在創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中的功績。我在那個發言中說過：“胡繩同志、範文瀾同志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拓者。範文瀾1943年在延安發表《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1945年發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1946年在冀中根據地出版《中國近代史》上冊，這是代表在革命根據地延安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中國曆史的探索。

範文瀾是老一輩學者，由于革命事業的需要，他從一個經學家轉變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曆史，又進一步轉變為近代中國曆史的探索者。胡繩同志1937年發表《“五四”運動論》，1939年發表《論鴉片戰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據地以外從事革命活動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中國曆史的探求。胡繩發表《“五四”運動論》時隻有19歲，還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也不過30歲，他的這本着作在解放後長期被作為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青年的經典讀物。

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在北方的根據地出版，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國近代史的成功，為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建立和興旺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現在看到剛剛出版的《童稚集》（胡繩着，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發現胡繩同志在1936年18歲的時候就發表了《〈中國近代史〉評介》一文，表明他已經開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中國近代史了。這時候，範文瀾的研究方向還沒有轉移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上來。因此胡繩一生對中國近代史的貢獻，需要特别引起重視，需要總結。我現在提出這個題目，希望以後有機會來做這個題目。這是我的願望。

（本文根據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舉辦的“胡繩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談會”和11月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紀念胡繩逝世一周年”會議上的發言修改而成。）

胡繩基金

1997年，胡繩同志倡議并帶頭捐款設立“青年學術獎勵基金”，旨在鼓勵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出好成果、多出人才。當年舉辦的首屆“胡繩青年學術獎”在學術界尤其是青年學者中産生了較大影響和積極作用。幾年來，胡繩在病中一直牽挂着青年學術獎的工作。如今，“胡繩青年學術獎”已成為我國社會科學最高層次的青年學術成就獎，是面向全國青年的、多學科的社會科學獎，代表着老一輩學者對青年學者的深深期望，得到了學術界和社會的關心和支持。

實踐證明，“胡繩青年學術獎”從全國社會科學前沿的制高點出發，已成了推動全國的社會科學事業健康發展的一項重要工作，對全國的社會科學尤其是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産生了積極的導向作用，對推動社會科學界的科研創新、發現人才、出好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社會評價

胡繩革命史觀的着作《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将中國近代史寫成“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革命、辛亥革命”三大暴力革命史。丢失了“現代文明建構”這一重線索，即無視洋務運動、改良運動、立憲運動的文明嬗變史，遭人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