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迢迢複興路，熠熠民族魂。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是一個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重要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生長于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進步的曆程中，内化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特質和意志本色，是中華民族之魂，是中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的不竭源泉。
從曆史上看，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但是她能夠戰勝千難萬險傲然挺立一直到今天，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能夠曆經五千多年的風雨而不曾中斷。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有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正是靠着這種強大精神力量的有力支撐和強力推動，我們才能夠在數不清的災難面前不低頭、不氣餒、不沉淪，曆盡艱險不退縮，屢遭磨難不自棄，而且是愈挫愈奮、屢創彌堅。
内涵
說起中華民族精神，人們一般都會想到愛國主義。從屈原、嶽飛到抗日戰争的英雄等都是廣義的愛國主義者。愛國主義無疑是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但它并不為中華民族所獨有。事實上，美國和歐洲的國家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甚至極端化為一種白人中心主義。人們之所以将愛國主義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因為十九世紀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外來民族的欺淩、壓迫和剝削，而需要以愛國主義來凝聚人心，努力奮鬥而獲得民族解放。
除了愛國主義外，人們還認為勤勞、勇敢，熱愛和平、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等是中華民族精神各種具體的表現。在五千年的曆史中，中華民族的确顯現了這些美德。但也必須承認，世界上其他優秀的民族也擁有這些美德。這就是說，它們不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獨特本性，而是人類文明所共有的屬性，甚至可以說是普遍人性。
因此我們必須揭示出中華民族與世界其它民族不同的精神。但何處可以尋找到它呢？民族精神不僅表現在其一般的日常生活和偉大的曆史事件，而且表現為其智慧，并主要包含在文學藝術、哲學和宗教等形态之中。
其實，西方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西方的智慧。古希臘的智慧結晶為《荷馬史詩》，它要人成為英雄。所謂英雄具有如下美德：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中世紀的智慧表達于《新約全書》，它要人成為聖人。作為聖人的美德就是：信仰、希望和博愛。近代的智慧見于盧梭等人的着作，它要人成為公民，也就是自由人。一個公民的基本美德為：自由、平等、博愛。這些不同時代的智慧鑄造了西方人的民族精神。
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擁有其獨特的智慧。中國的智慧主要表現在儒道禅（佛）的思想當中。儒家主要是主張仁愛天下。它要人如同愛自己的親人一樣而愛天下大衆，因此就有“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類的箴言。仁義道德成為了中國人做人的基本規範。與儒家不同，道家強調道法自然。它認為文明壓抑了人的天性，因此希望回歸自然，讓人性得到自由成長。作為外來的文化，佛教在中國卻生根、開花和結果。佛教宣揚的悲智雙運就是要求人們通過心靈的覺悟獲得慈悲和智慧。大乘佛教所具有的菩薩情懷不僅渡己，而且渡人。唐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行走在儒道禅（佛）之間，他們的思想也影響了一般大衆的生活、思考和言說，從而陶冶中華民族的氣質、性格和精神。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精神的根本就是儒家的仁愛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悲智雙運。這使中華民族不僅不同于西方民族，也不同于東方的其他民族。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精神作為傳統也影響了每一個當代的中國人。對它任何簡單的否定或者肯定都是無濟于事的，關鍵在于如何批判地對待中華民族精神。所謂批判就是區分，也就是說要判别出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從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才是真正的發揚傳統。在發揚傳統的同時，也應該面向世界。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的交融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曆史命運，因此我們必須學習和借鑒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而豐富自己。但這一切不過是一種準備。我們的目的是建立新的中華民族精神。它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無論身在故土還是異國他鄉，每當聽到這雄壯激昂、催人奮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時刻，深為自己是一名中國人而驕傲，一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便會油然而升，不知有多少人為此而流下激動的熱淚。就像看到“神州五号”飛向太空，看到香港、澳門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看到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中國女排二十年後重新登上奧運冠軍領獎台時一樣，心潮澎湃，熱血沸騰，淚水再也無法忍住。
這僅僅是平凡的淚花嗎？不！她是一種化身，一種超越時間、空間的精神力量的化身，她有一個崇高而偉大、流芳百世傳頌萬年的名字——中華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精神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它所折射出的底蘊和更深一層的内涵則是純真的愛國主義精神。中國是一個有着五千多年燦爛文明的國家，我們偉大的民族是一個不屈不撓、曆經磨難而自強不息的民族。鴉片戰争以來，中華民族不甘忍受恥辱，前赴後繼，用血肉長城驅逐了侵略者，譜寫了一曲曲悲壯的戰歌。今天，熱愛祖國、報效祖國，把祖國建設得繁榮富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每個中國人的崇高理想，是愛國主義的本質所在。中華民族精神是一個曆史範疇，在不同社會發展時期、不同階段，有着不同的具體内容。在我國曆史上，中華民族精神從來就是動員和激勵中國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旗幟，是每一個真正的炎黃子孫所應有的骨氣和膽識，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人民對自己祖國的感情時刻蘊含在心底，如同與父母家人的感情一樣，永遠割不斷。這種真摯的感情使多少海外遊子常常心懷一腔鄉愁，盼望落葉歸根；這種感情又使多少身在祖國的人們，深感熱土難離。一代偉人鄧小平對祖國懷有一腔樸素而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三落三起”，在蒙受冤屈時，從不怨天尤人、心灰意冷，而是沉着堅韌，對祖國和人民無限忠誠和熱愛。他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此乃炎黃子孫之鐵骨柔腸！
愛國是中國人發自心底的激情，又是心中堅定的信念，這種信念植根于我們中華民族的那種不甘恥辱、不屈不撓、自強不息、奮發圖強的精神。“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對敵人的屠刀視死如歸。是無數夏明翰式的共産黨員用血肉之軀把我們多難的民族拖出了地獄；無數優秀中華學子，身在異國他鄉刻苦鑽研，為國争氣，學成之後不為國外榮華富貴所動，毅然回國投身祖國的建設事業；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周恩來在少年時就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并與同代人相約“願相會于中華騰飛于世界之時！”這是何等遠大的志向、何等堅定的信念啊！……是的，無論何時何地在中華兒女心中價值的天平上，祖國永遠是最重的砝碼。如今，在中華民族精神的滋養下，愛國的激情、愛國的信念發芽、長大，并結出累累碩果。事實說明，中華民族的曆史就是一部愛國主義的曆史、一部民族自強不息的曆史，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永遠伴随着我們遠行。
愛國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是中華子孫的美德，愛國更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一種生動的诠釋。而中華民族精神則是中國革命勝利和建設的精神動力，是光照千秋的高尚情操，是偉大的中華之魂。
“八榮”精神
要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八榮八恥”中的“八榮”，實質上體現、倡導了“八榮”精神。它們既源于傳統的民族精神，又構成了當代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精神、觀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穩定性與先導性，可以引導人們的行動，成為精神導向。江澤民指出：“有沒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一個重要尺度”。中華民族精神内涵宏大，它是民族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傳統形态與當代形态的統一。關于其内涵有各種概括，不管如何概括，“八榮”精神都構成了其核心内涵。
“以熱愛祖國為榮”——愛國主義精神
列甯說：“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愛國主義一般包括骨肉愛、鄉土愛、民族愛、祖國愛、世界愛五個層次，它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凝聚一體的精神動力，深深植根于中國悠久的曆史與文化傳統之中。歸宗炎黃、凝聚華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救國救民、愛國愛鄉，戀土歸根、報效桑梓等，構成了愛國主義的傳統精神。早在《戰國策》一書中就出現了“愛國”一詞；東漢荀悅的《漢紀》中就有“愛國如家”的說法。儒家不但追求理想人格，而且孜孜以求國格，将國家的榮譽、尊嚴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國家可以“殺身成仁”。這種國格觀構成了近代愛國主義的真正源泉。
不少古代傑出的文學家都表現出濃烈的家國精神，即對鄉土、國家執着的熱愛。南宋偉大的愛國詩人陸遊臨終前在《示兒》中寫到：“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企盼國家統一的愛國情懷感人至深。盡管那時的愛國主義帶有某種曆史局限性，但在國榮我榮、國辱我辱、“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意識熏陶之下，湧現了衆多民族英雄，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業績，并将這種愛國深情升華為崇高的道德責任。屈原、嶽飛、辛棄疾、文天祥是如此，鄭成功、施琅、林則徐、鄧世昌也是如此。
漢代蘇武被扣異邦19年仍持節牧羊、至死不降；嶽飛的《滿江紅·懷古》表達了偉大的愛國情懷，後人每逢國家、民族危難時刻，往往借用它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操；近代的朱自清教授一身重病，不願領取外國人的一粒救濟糧……“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這種愛國主義傳統在中國共産黨身上及其實踐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将其發展到了新的境界。1942年鄧小平在慶祝劉伯承50誕辰時就講：“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自己的黨，是一個共産黨員必須具備的優良品質”。?
鄧小平還一再聲稱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在黨的領袖、将領和革命先烈身上都體現出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今天，熱愛社會主義，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愛國的表現；反對“台獨”，實現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實現國家統一，也是愛國的表現。可見，“八榮”所提倡的愛國主義，正是民族精神中的核心精神。
“以服務人民為榮”——服務人民的精神
如果說民本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内涵，那麼，作為民本精神升華的服務人民的精神則構成了民族當代精神的基本内核。民本精神倡導“民為邦本，本固邦甯”、“民貴君輕”，提倡愛民、重民、親民。《尚書·五子之歌》就記載了大禹的話：“民可近，不可下”。孔子認為，如果能作到“博施于民而濟衆”（見《論語·雍也》），那就是聖人，從而将民衆擺上至關重要的地位。孟子則更明确地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見《孟子·盡心下》）的光輝命題。荀子及唐代魏征都提出君民如同舟與水，民能載舟亦可複舟的思想，主張為政應當愛護百姓。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也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君應為天下人服務。
孫中山先生也認為，國家之本在于民。這些富于人民性與樸素民主精神的傳統民本思想，對民本精神的形成影響很大。我們黨立黨為民，從成立之初，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确定為黨的根本宗旨，并在“三個代表”思想中明确指出黨應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撰寫了《為人民服務》的光輝篇章，并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等思想。?
魯迅也寫下“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名句。許多先烈與英雄模範人物努力實踐服務人民的宗旨，如雷鋒、焦裕祿、時傳詳、孔繁森等，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光輝典範。新一屆黨中央領導也特别強調“以人為本”，在“關注民生”方面身體力行。這樣，就将樸素的民本精神升華為服務人民的精神，構成當代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以崇尚科學為榮”——科學與學習精神
中華民族是崇尚科學的。孔子早就主張“不語怪力神”，不信神仙鬼怪。中華民族在曆史上有過火藥、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等偉大發明；在古代的水利工程、數學、建築學、天文學、醫學、農學、紡織術、造船航海術、制瓷術、造紙術、冶煉術等方面曾有過輝煌成就，不少領域曾領先于世界；創作出《本草綱目》、《齊民要術》、《天工開物》、《農政全書》、《九章算術》等科技着作；湧現出以李時珍、畢升、沈括、祖沖之、宋應星等為代表的古代傑出的科學家群體。借助于唐宋以來開辟的陸上絲綢之路及後來的鄭和下西洋及海上絲綢之路，中華民族以開放、博納的胸懷接納了不少當時國外先進的科技文化。後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民族的科學精神有所衰落。
五四運動，先進的中國人請進了“賽先生”（科學），引發了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科學精神在神州大地上再現曙光，并對中華民族産生深刻影響。我們黨一貫倡導科學精神。毛澤東一生對科學寄予特别厚望，在他的着作中到處可見“科學”這一概念，他在方法層面上提出“惟有科學的态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在具體科學知識層面上，他建議毛岸英兄弟“多向自然科學學習，……總之，注意科學，隻有科學是真學問，将來用處無窮”。?
鄧小平也強調“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在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光輝論斷，黨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決策，号召建構“學習型社會”。科學技術是推動生産力發展與社會曆史進步的重要革命力量，是衡量一個國家、民族綜合競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要振興中華、強國富民，就要發展科學技術，确立熱愛科學、崇尚科學的精神，樹立起終身學習的社會氛圍，提升科學素質。缺乏這種科學精神與學習精神，民族精神就缺乏了時代性。
“以辛勤勞動為榮”——勤勞勇敢精神
中國人曆來以勞動為榮，是一個崇尚勞動、刻苦耐勞、勤勞勇敢的民族。墨家就反對不勞而獲，主張自食其力。相傳在遠古時代，神農氏就“教民農作”，教給人民耕作方法。《史記》中有“舜耕曆山”的記載，頌揚了古聖賢以身作則、勤于勞作的高尚品德。大禹治水在外一共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體現了勤勉奉公、刻苦耐勞的精神。李大钊曾說，我認為人生求樂的方法，莫過于尊重勞動。北山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堅忍不拔、刻苦耐勞的民族精神風貌，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對此評價很高。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又說：“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着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
鄧小平一貫倡導勤勞緻富的原則。勞動創造世界，勞動光榮，勞工神聖。沒有勤勞勇敢的精神，就沒有中華民族的豐富多彩的物質文明與光輝燦爛的精神文明的産生。黨培育産生的南泥灣精神、時傳祥精神、大慶精神、航天精神等，無不閃耀着勞動的光輝。黨的十六大報告也提出“必須尊重勞動”。今天我們已邁進信息網絡時代，但勞動精神并未過時，勤勞勇敢精神仍是我們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以團結互助為榮”——團結與集體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倡行群體本位的價值觀與和合精神。中華民族在曆史上形成了兼愛互利、扶貧濟困、凝聚和合、團結互助的優良傳統，構成了源遠流長的中華和合文化。墨家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主張兼愛、非攻、尚同等原則。孔子則提出“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主張以和諧為貴。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夫和則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認為不同事物、因素的調和、共處，實現多樣性的統一，事物才有發展；而同類事物的拼湊，就不可能發展。故“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孔子将此思想運用到社會領域中，提出“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的命題，追求“和合”的君子境界，主張社會中的人際關系要和諧。荀子在講到為什麼單個的人力比不上牛馬卻能駕馭它們時說，這是因為人能結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
無産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後，在鬥争中也體會到，隻有團結起來，發揚集體主義精神，擰成一股繩，才能取得勝利，所以“團結就是力量”。極力倡導中華和合精神的李瑞環同志說：“我們的祖先曆來重視‘和’，崇尚‘人和’，主張‘和為貴’”。黨中央近年更是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标。隻有講求和諧，注重和合，團結互助，才能形成和諧有序的人際關系，提升社會及組織的親和力，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以誠實守信為榮”——誠信精神
“誠信”是中華民族五千年道德文明的精華，厚德載物、誠實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緻，構成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儒家提倡“信”德，倡行重承諾、守誠信。孔子在《論語》中曾38次提到“信”字，其中，有24處體現了“誠信不欺”之意。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此話曾被毛澤東引用。在儒家看來，信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孔子告誡人們應每日“三省吾身”，其中“二省”就是反省自己的信用如何：“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儒家還主張“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老子則認為“輕諾必寡信”，主張不要因輕易承諾而失信。一些思想家還從“知行合一”角度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的命題。作為傳統的道德規範，“信”既是立身處世、自我修養的基本原則，也是從政的基本準則。
“瓜期不代”典故說的就是春秋時期的齊襄公因不講信義而被手下将軍殺死的教訓。中國曆代的商幫及百年老店都十分注意“以誠立業”，恪守商業信用，講求生财有道，利以義取；講究“秤平、鬥滿、尺足”。晉幫、徽幫是這樣，甯波幫也是這樣。信用是現代市場交易的一個必備要素，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信用經濟。信用的影響遍及社會各領域，信用直接反映個人或群體對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規範的認同。人無信不立，企業無信不成長，城市無信不繁榮，社會無信不穩定。離開了誠信，和諧社會就難以實現。在素稱“禮儀之邦”的中國，大力建設信用文化，努力弘揚誠信精神，是構建當代民族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
“以遵紀守法為榮”——法治精神
中國曆史上雖有過“人治”、“禮治”，但也不乏“法治”思想。在治理國家方面，儒家主張仁政、禮治和德治，而法家主張法治、嚴刑峻法。從表面上看泾渭分明，實質上二者有不少一緻性與互補性，即禮與法相通，刑與德可以并用。儒家道德制度學派的代表荀子就贊成法治，主張禮法并舉，相互為用。他說：“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甯”（《荀子·成相》）。春秋戰國時期一些改革家主張以法治代替禮治。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倡言“法治”，力圖變革，以富國強兵。商鞅把法視為治國之道的根本基礎，指出：“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商鞅書·修權》）。法家後期代表人物韓非繼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法術之學，主張實行嚴刑峻法。他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韓非子·有度》說：“法不阿貴，繩不繞曲……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雖然他的思想具有階級局限性，但這些話都是反對貴族制的，有其積極意義。
後來秦王朝短命而亡，說明君主僅以嚴刑峻法實施統治是行不通的，必須做到德法兼治。賈誼認為，人主仁而境内和，人主義而境内理，人主公而境内服，人主法而境内輕，主張仁與法、德與刑并用。這一思想被漢朝統治者采納并定為基本國策。在中國曆史上主張建立“綱紀”、申明法紀，倡導遵章守紀、清正廉明的思想并不少見，類似“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觀點也比比皆是。黃宗羲也提出“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命題。這說明曆史上中國的法治精神雖然相對薄弱，但法家思想對民族精神的影響還是比較深遠的。今天我們黨領導人民大力建設民主與法制，提出既要以德治國，更要以法治國，增加了許多傳統法治精神中沒有的新内涵，為豐富、發展當代民族精神做出了新貢獻。
“以艱苦奮鬥為榮”——艱苦奮鬥精神
中國先賢曆來倡導、實踐一種先憂後樂、鞠躬盡瘁、不屈不撓、自強自立、勤儉樸素的精神。在漫長的歲月中，中華民族曆經磨難，但卻幾度衰微幾度崛起，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這種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精神。“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韓非子》說堯的主要美德是儉樸、愛民。他雖貴為部落聯盟的大首領，卻住茅草屋、喝野菜湯、吃粗米飯、用土碗土缽子。儒家倡導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效法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來勉勵自己不斷進步，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命題。
中國曆史上曾湧現出衆多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仁人志士，集中展示了中華民族的這種偉大精神。孟子曾列舉過不少受困厄而自強不息、有所作為的人物，認為隻有通過“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磨煉，才會有大作為。他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貪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為激勵後人的不朽座右銘。西漢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也列舉了曆史上一些處逆境而奮起、遇厄運而發憤着書的先賢。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還會升華、轉化為傲然卓立、至大至剛的民族氣節。此外，中國曆史上關于勤儉節約、視勤儉為美德的思想也很多，如“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等等。我們黨的領袖和英雄模範人物，都是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典範。毛澤東曾以南朝梁将韋睿“不貪财”、艱苦樸素的事例教育幹部。他多次号召“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系群衆”，“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等。
可見中華民族的艱苦奮鬥、勤儉樸素的精神同樣源遠流長。在物質條件大為改善的今天，這一精神在不少人中有所淡化，驕奢淫逸之風有所擡頭。因此，今天在全社會倡導艱苦奮鬥精神，有很大的現實針對性。
總之，“八榮”精神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代表，為弘揚、提升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強大動力。我們也隻有從“八榮”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内在一緻性的角度去解讀“八榮”，才能領會其深厚的曆史文化底蘊與精神含量，也才會深刻理解“八榮八恥”提出的重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