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大規模群衆運動-中文百科頻道

簡介

義和團，原名義和拳，由義和拳、八卦教、梅花拳、大刀會等不同源流的秘密結社，經過長期相互滲透和結合而成。參加者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衆、無業遊民。義和團基層組織是壇，又稱壇口、壇廠或拳廠。壇是發号施令的領導機關，也是團聚群衆、燒香拜神的場所。每一壇供奉許多神仙，諸如玉皇大帝、洪鈞老祖、關聖帝君、唐僧、孫行者、豬八戒、張天師、黎山老母等等。首領稱老師或大師兄、二師兄。壇的首領多少，則視壇口規模、人數多少而定。義和團的著名領袖人物有山東的朱紅燈、心誠和尚，北京的李來中，天津的張德成、曹福田、黃蓮聖母（林黑兒）等。練習拳棒，念咒降神，是義和團組織群衆的主要方式。義和團組織十分分散，沒有統一集中的領導。壇自成獨立系統，負責所在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宗教方面的事務。壇與壇之間，彼此平等，互不統屬，各自決斷。但也有一定聯系，平時互相結拜，戰時聯合行動，“寫帖約集起事”，共同戰鬥。參加義和團的青少年女子組成紅燈照，大者十七八，小者十歲左右。成年婦女組成藍燈照，老年婦女組成黑燈照，寡婦組成青燈照，都為數不多。紅燈照是義和團婦女組織的總稱。

義和團起義軍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号。歐洲人蔑稱義和團成員為“拳匪”(稱起義為“拳匪”起義)。

背景

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是有多種多樣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戰争後，中國陷入了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境地，各帝國主義加強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侵略，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使廣大的中國人民深受其害，成為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教案頻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治外法權淩駕中國法律

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被準許在中國傳教和成立教會。在治外法權之下，不單教會的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一般中國信徒也常獲教會庇護。地方上，基督教教會每每因為文化、風俗差異等等各種原因，與地方民衆發生沖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壓當地民衆，而地方政府卻往往因為懼于教會的治外法權，不欲與洋人作對而未能持公處理，造成教案。

仇外心态

清末華北地方經濟破産，傳統社會綱紀解體；在轉變的時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會社紛起。總之，教會、教衆和洋人、洋貨，成為了仇視的對象。

謠言　

當時社會有許多诋毀西方人的謠言，如說洋人醫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藥、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陽精等等，而一般中國百姓一向迷信這類傳言，從而人人自危，對西方人及中國教友恨之入骨。

（洋）銀必取中國人睛配藥點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國人死，無取睛事，獨中國人入教則有之。……（洋人）能咒水飛符，攝生人魂與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婦女發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樹上，咒之，攝其魂為耳報神，……甚或割女子子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反洋教書文揭帖選》9頁）

（北京西什庫教堂）牆壁，具用人皮粘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人赤身露體，手持穢物站于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于樓上，故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沖，神即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專用邪術傷人，固難取勝，反多受傷。（《庚子記事》28頁）

守舊勢力煽動　　

教會除了傳教之外也興醫辦學、提倡破除陋習（如纏足納妾）、傳播新思想（如憲政、民主），與維新運動一樣不可避免會引起守舊勢力的仇恨。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義和團的興起19世紀末華北地區遭受自然災害有着密切關系。

源流

義和團的起源有多種說法

1.白蓮教說，這一看法的代表是勞乃宣的《義和拳教門源流考》。認為義和團起源于白蓮教。 2.大刀會說，大刀會是清代華北由貧苦農民為主的一個團體，成員演練“金鐘罩”，認為可以刀槍不入，也被認為是義和團的起源之一。 3.鄉團說，也有部分人認為義和團起源于民間的鄉團組織。 4.拳會說，在清代有許多傳播武術的民間團體，如義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義和拳在長期發展中蒙上了濃厚的民間宗教色彩。義和拳本是拳術，和康熙年間的梅花拳是一個拳種的兩個稱謂。後來這些習拳者組成秘密結社，但在嘉慶年間已經從某些秘密宗教中吸納了諸如供神、念經、誦咒和運氣等禮儀風習而宗教化，“演習拳棒宗教化，秘密宗教而演習拳棒——它們結合在一起了”。

組織

成員

義和團的成分極為複雜，既有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富紳甚至王公貴族，後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擊敵人。

據陳貴宗《義和團的組織和宗旨》所說，義和團的組織大緻分為：

1.壇，是義和團的基層單位，又稱壇口，也有“廠”、“爐”、“團”、“公所”等稱呼。首領一般稱大師兄。

2.總壇，設天津"坎"字總壇。為壇的上一級單位。

3.門或團，為總壇的上一級單位。義和團按照八卦方位分為八門（團），如“乾字門（團）”、“巽字門（團）”等。　　

4.義和團，是由所有義和團員共同組成的一個松散組織。

此外，義和團還有“紅燈照”“藍燈照”“黑燈照”（寡婦組成）花燈照（妓女組成）等婦女組織義和團内部又可分為官團，私團與假團。

所謂官團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撫，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員的統率，領取其糧饷。官團得到清政府的承認，聽從其調遣。承認官團是清廷控制義和團的手段。

私團則大多系團民自發組織，帶有很大的獨立性。自行設壇或從事“滅洋”鬥争。

假團則有其複雜性，一般說來，義和團是一個幾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組織，但實際上，有很多義和團組織被清政府以“僞團”，“假團”的名義鎮壓。“假團”分兩種情況，一是不服從清政府的統治并對其構成威脅，因而被消滅，是其鎮壓和消滅義和團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義和團橫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壇附和，或仿效裝束，魚肉良善。” （《天津一月記》）後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義和拳會，各處尋仇殺人，北京西城尤多”（《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直北一帶，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獲者，自稱義和團，則地方官即釋之。”（《庚子記事》）。

首領

閻書勤（1860—1900），冠縣飛地梨園屯（今邢台市威縣）人，領導了冠縣起義。

趙三多（1841—1902），領導過冠縣起義，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義和團失敗後參加景延賓起義而在此過程中殒命。

朱紅燈（？—1899），領導過平原起義，擊敗縣令蔣楷，在森羅殿戰鬥中戰敗，後被捕處死。

林黑兒（？—1900？），自稱“黃蓮聖母”，是紅燈照的領導者，天津失陷後被俘，不知所終。

王立言（？—1899），山東義和團主要首領之一，朱紅燈死後在山東堅持戰鬥，後失敗被殺。

倪贊清（1862—1902），字翼臣，組織和指揮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天津義和團首領。在老龍頭火車站與八國聯軍激戰。

張德成（1846—1900），在獨流鎮創建“天下第一團”，後率部赴天津與聯軍戰鬥。

劉呈祥（1881—1900），别号劉十九，1900年19歲時在天津西郊高家莊設乾字壇，後在天津打擊八國聯軍，天津失陷後仍堅持戰鬥。

景廷賓(1861-1902)，直隸廣宗人，1902年4月同趙三多等在巨鹿廈頭寺領導起義，改旗号為“掃清滅洋”，7月失敗被殺

紀律

義和團有自己的一套紀律，既有官方頒發的十條團規，也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如“毋貪财、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殺洋人、滅贓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等。這些戒規在初期得到了較好的遵守，當時有人的記載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看其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于戰場，不約而同，萬衆一心；況隻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并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庚子記事》），有時義和團甚至擔負起維持治安的責任，如“ 刻有聶軍門所統之武衛軍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處搶奪。經匪首曹福田拿獲二十餘人，皆殺死。”（《天津拳匪變亂紀事》）。義和團運動後期，由于成員日益複雜，出現了許多違法亂紀的現象，。但連後來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認“……涞涿拳匪既焚堂毀路，亟派直隸練軍彈壓。乃該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裡，以緻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

對義和團後期紀律敗壞的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并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锉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窦，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禦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

思想意識

愛國思想

義和團具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對外國的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十分痛恨。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還有些義和團組織更希望能使國家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如當時的紅燈照就宣布要以法術“遠赴東洋，索還讓地并償二萬萬之款”。

排外思想

與愛國思想相對應，義和團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與舉動。這些行為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簡單化處理。

一是義和團為抵抗清軍鎮壓或外國侵略軍的進攻而在部分地區采取的毀鐵路拔電杆的行為，這些舉動是基于戰争形勢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視外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如涞水之戰楊福同被殺後，義和團開始大規模拆毀鐵路，根據當時有人的分析，其緣由是“意謂前既拒殺官長，禍必不免，毀路所以阻兵，燒站而死西人，更可圖快。”（《拳事雜記》）。過去有人僅憑義和團的宣傳“拆鐵道，拔線杆，緊急毀壞大輪船”就認為這是敵視西方文明的舉動，這是不嚴肅的。

二是部分義和團員基于仇外對西方器物的大規模毀壞，如“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于是閑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記》）此外，義和團還殺害了很多無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辄置極刑”。這些行為遭到後世論者的極大诟病，認為是封建蒙昧主義的體現。

三、義和團是一個松散的組織，在一部分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籠統排外的同時，另一部分部分義和團并沒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義和團員在實戰中意識到洋槍的優點并加以使用，如俄國随軍記者揚契維茨基說：“街上到處都是紮着紅頭巾的義和團，不過，現在他們不僅手持長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槍了”。還有一些義和團隻要形勢需要，并不拆毀鐵路。如新城某團“其團規不赴調出戰，不濫殺教民，不拆鐵路，頗守正。”（《拳匪紀略》）又如在保定西關“鐵路人人自危，皆錯愕不知所為。或獻計曰：‘莫如迎師立廠，拳匪顧念同類，或可免意外之虞。’觀察不得已從之，立廠于西關永甯寺，迎師教練，誡毋焚殺。鐵路諸色人等盡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與工役耦居無猜，附省二百餘裡鐵路得以無恙。” （《畿南濟變紀略》）。

迷信思想

義和團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這是由于構成義和團員主體的中國農民在當時缺乏先進的思想武器，隻能以落後的迷信思想來解釋外國侵略者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當時的義和團普遍認為中國的災難是遇上了“劫運”。稱“劫運到時天地愁，惡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記》)。而災難的源頭就是洋人：“天無雨，地焦幹，全是教堂遮住天”，這種認識對義和團的迅猛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時，義和團也把抵禦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過迷信儀式達到刀槍不入的效果，如《閉火分砂咒》：“弟子在紅塵，閉住槍炮門，槍炮一齊響，沙子兩邊分”。宗教迷信觀也是義和團進行宣傳鼓動的形式，義和團在“請神”時“以降神召衆，号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變餘聞》）。用“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衆神仙”的形式吸引群衆，因而義和團運動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這些迷信思想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為聯結各個義和團組織的紐帶，使義和團在組織松散的狀況下仍能堅持鬥争。義和團的迷信思想成為維持紀律的工具，據記載，義和團員“其受傷深重而不能複活者，大師兄遍搜其身，或偶攜有他物，則曰是愛财，曾搶藏人物，故緻死，萬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搶”（《亂中日記殘稿》），故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義和團能保持較好的紀律。迷信思想還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在八國聯軍入侵初期，“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沖頭陣，聯軍禦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拳亂紀聞》）。當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進技術前取勝，故在義和團運動後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義和團員曾經高漲的士氣衰落，天津六月八日義和團冒雨出戰，練軍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記》）。而義和團運動後期義和團員違法亂紀的行為則更是屢見不鮮。

忠君思想

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許多群衆都有傳統的忠君思想，在義和團運動中的“扶清滅洋“口号就是一個表現。不過，這裡的“忠君”應該理解為效忠慈禧太後而非光緒皇帝。在義和團的口号中，就有“殺一龍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龍就特指光緒皇帝，可見一斑。正因為如此，義和團也才會得到慈禧的重視，作為宮廷鬥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對外宣戰後，許多義和團員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确宣告“我皇即日複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許多義和團員受到頑固派官僚的操縱，有的甚至形同團練。不過，還有大量義和團組織有一定獨立性，甚至不聽朝廷号令。在那桐、許景澄奉旨與外國交涉時，走到豐台，為團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義和團回答說:“吾民知有祖師之命，不必問朝廷之命”。這部分義和團不但不問朝廷之命，有的還公然對抗朝廷官員，如清軍副都統慶恒就被義和團所殺。有的義和團組織甚至與清政府決裂，如另立皇帝，“時城東王習村有鄉人稱帝，設軍師、将佐諸目；旋為防營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為拳匪所擁以稱亂者。”（《定縣志》）這種行為更是公開與清朝作對。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後，一些群衆認清了清廷的本質，不再對其抱有幻想，轉而提出新的“掃清滅洋“口号。

經過

1898年4月，義和團運動在直隸與山東兩省交界地區的冠縣等縣首先興起，到年底便延及10餘縣。1899年，山東省有4萬餘人揭竿而起。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的中心轉向京都所在地直隸省。這裡往往把排外活動與反清結合在一起，起義人數已達10萬。直隸省的義和團首領有船夫張德成、行伍出身的曹福田和統率娘子軍的漁家女黃蓮等。起義軍從直隸南部向北京和天津推進，沿途搗毀外國教堂。起義軍破壞鐵路路基和電報線路。政府軍對義和團的清剿戰果甚微。外國列強聯合照會清政府，這是粗暴幹涉中國内政的典型。外國軍艦開進渤海灣，陸戰隊随之登陸，英、德、奧—匈、法、美、日、俄、意八國聯軍武裝幹涉由此開始。國内對洋人的不滿情緒劇增。1900年6月11日，清兵在北京打死日駐華使館參贊杉山；6月20日，又打死德駐華公使凱特勒。北京使館區被圍困56天之久。6月13日義和團起義軍開進北京和清軍一起參加使館區圍攻。在這種形勢下，清朝當局與起義首領開始談判。由于帝國主義列強進行公開幹涉和幹涉軍軍艦擊毀大沽炮台，清廷被迫于6月21日頒布向外國列強宣戰诏書。義和團運動在全國更加廣泛地展開。山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雲南等省以及中國東北和蒙古各地居民都紛紛起來搗毀教堂，驅趕外國商人，等等。

但就在這時，清廷開始出賣義和團：朝廷并未與列強幹涉軍斷絕外交關系，反而多次向他們發出道歉照會，說明對義和團之所以縱容姑息，确系無法應付，實出無奈。

6月21日，占領了大沽的幹涉軍逼近天津。他們挫敗清軍和義和團的抵抗，攻占天津車站，7月14日占領全城，對守城軍民進行血腥鎮壓。1900年8月之前，所謂八國聯軍(4萬人)業已組成，其統帥為德國元帥瓦德西。8月3日，八國聯軍開始進攻北京。幹涉軍屢敗清軍和義和團起義軍，于8月13日進抵北京，西太後及其親信臣仆逃往西安。8月14日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對全城進行洗劫。幹涉軍的暴行甚于以往任何一次起義者所遭到的鎮壓。隻要懷疑有人參加義和團，他們就血洗全村。9月7日，清廷頒布谕旨，把國内混亂局勢歸罪于義和團，并命令各級官吏殘酷鎮壓起義軍。于是，西太後統治集團在領略了幹涉軍的武力之後，出賣了義和團，掉轉槍口反對自己原來的同盟者。清政府背叛後，僅有最堅定的戰士(勞動人民的代表)仍留在義和團，起義軍在“掃清滅洋振興中華’口号下繼續戰鬥。義和團有些根據地堅持鬥争直至1901年秋季。清朝賣國政府在逃離北京之前，曾指派中堂李鴻章和帝國主義列強交涉解決沖突，作善後處理。1900年12月開始談判，除8個幹涉國外，還有比利時、荷蘭和西班牙參加。各列強之間矛盾尖銳，使談判持續9個月之久，1901年9月7日，李鴻章偕同慶親王與11國公使簽訂奴役性的《辛醜條約》。議定書規定：中國賠償白銀4.5億兩，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總額高達近10億兩(合1.47億英鎊)；禁止清政府輸入武器，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至海口準許外國駐紮軍隊，北京為外國設立使館特區，特區内各國公使館可設配有火炮的警備隊。議定書責令中國政府對任何排外肇事人處以極刑。于是，《辛醜條約》使中國徹底淪為世界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

國外評價

武裝幹涉軍對義和團的殘酷鎮壓，激起了全世界進步人土的義憤。列甯在《火星報》第一期上發表充滿憤怒的揭露文章，表明對中國事件的關切。他代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表示對中國人民的同情，痛斥列強的掠奪政策，揭露它們的殖民主義本性。他号召勞動人民加強國際團結，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敵人進行鬥争，指出：“因此，一切覺悟的工人就有責任全力起來反對那些挑撥民族仇恨和使勞動人民的注意力離開其真正敵人的人們。”(《列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8頁)。德國工人階級的代表奧古斯特•倍倍爾和威廉•李蔔克内西在德國國會發表演說，抗議德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點評

義和團起義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壓迫鬥争史上的光輝一頁。義和團運動是廣大人民群衆進行的鬥争。但是當時的中國尚不具備勝利進行這場解放鬥争的條件，還缺少一個能領導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因此，這場運動是自發的和缺乏組織的。起義軍的思想帶有宗教迷信色彩。農民起義軍沒有作戰經驗，使用原始武器，無力抵禦武裝到牙齒的外國幹涉軍。

正面評價

義和團運動的功績

義和團運動的高潮雖說為期不過三個月，并且最終還在清政府的叛賣下，在中外反動勢力的鎮壓下陷于失敗，但是，它的豐功偉績卻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績，概括起來說是：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保存了中國幾千年來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場帝國主義戰争的可能爆發，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覺醒并成為“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這些功績，主要是在中國方面；不過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曆史意義。

一、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

義和團運動是通過拳民的英勇戰鬥，在瓜分危機三次緩解的基礎上才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這三次瓜分危機的緩解是：1900年6月20日聯軍《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一次緩解；7月3日美國《海約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二次緩解；10月16日《英德協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三次緩解。三次緩解的過程從所謂有限的軍事行動到“領土與行政的完整”

首先，這是由于義和團運動是一場正義的鬥争，取得了國内外先進人士和進步輿論的同情和支持的原故。當運動開始全面爆發的時候，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報紙《前進報》就在1900年6月19日的社論《鐵拳》一文中盛贊它為“神聖的戰争”。文章說“如果說有所謂‘神聖的戰争’，那麼，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态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争，正是這樣一個‘神聖的’民族戰争”。我們“不能不寄予同情”。美國的進步作家馬克·吐溫于8月12日說他“同情中國人”，11月23日他更公開宣稱他“也是一個義和團員”，“無論何時都站在義和團一邊，義和團是愛國者”。秋冬之際，我國留日學生在橫濱發行的《開智錄》上發表了《義和團有功于中國說》一文，盛贊拳民的英勇鬥争，足以“轟全球人之耳，電全球人之目”。列甯在12月24日《火星報》創刊号上發表了《中國的戰争》的光輝論文，痛斥列強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痛斥了那個頑固堅持瓜分中國的沙皇政府，“為了一小撮富人和顯貴的利益出兵掠奪”中國人民，它“在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犯罪的政策”，要求“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以結束政府的專制統治”。日本進步作家青柳猛于1900年寫了一篇《義和團贊論》的文章，刊登在1901年2月25日發行的《女學雜志》513号上，譴責列強以武力強占中國領土，如日本“割占台灣全局，并勒索賠款三萬萬兩”，如“德國強租膠州灣，俄國強占旅順口，英國也占領了威海衛”，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義和團“為了防禦手持兇器的強盜而拿起刀槍，絕沒有罪，在哪一國的法律上也應屬于正當防衛，不能問罪”。“隻知譴責義和團，而對那些外國傳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為保持沉默，這是任性胡說，也是極不公平的！“我認為義和團是值得同情的，而應該譴責的恰恰正是外國人（包括日本人）和他們卵翼下的耶稣教徒。”在中國資産階級維新派中，改良主義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訴他的學生劉禺生說：“予默觀現時大勢及中國将來情形，當竭誠以授汝，汝其闡行吾志乎？汝以義和團為亂民乎？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為生氣，從此中國可免瓜分之局，納民氣于正軌，此中國少年之責也。

其次，義和團運動以其英勇戰鬥的精神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者，使他們不敢為所欲為。

在義和團運動中，實際上存在着兩個戰場，即面向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軍的前線戰場和面向擁有武器的外國教會和教民的内地戰場。拳民英勇戰鬥的結果：在前線戰場上迫使西摩爾統帥的八國聯軍在1900年6月16日公開承認，廊坑之戰使“遠征在事實上已經失敗”。迫使聯軍在6月20日發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種“認為北部戰事即表明帝國之逼近瓜分的這種疑慮”。一個在山東恩縣龐各莊傳教多年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congregationlist）明恩溥（Arthur H. Smith）曾就西摩爾聯軍的失敗一事寫道：“這次試圖援救（北京使館）的遠征軍的戲劇性的事變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内地戰場上，拳民繼承了以往數十年來反洋教鬥争的戰鬥精神，在全國城鄉各地展開了武裝鬥争，使那些多年來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窮兇極惡、民忿極大的外國傳教士和一夥為虎作怅的叛國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損失。“

再次，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義運動，是一場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這種運動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軍事力量所鎮壓不了的。數十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鬥争史證明，它雖屢經鎮壓，卻此伏彼起，更加茁壯成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認為，瓜分中國一事，“絕對不能實現”，且“系毫無益處之舉”。他從這次拳民運動中看出“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中國群衆“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生氣”；在直隸、山東兩省至少有10萬人參加的義和團運動，其所以失敗“隻是由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無之。”

正因為義和團運動不單純是一個戰争勝敗的軍事問題，而是一場規模壯闊的民族起義運動，所以即使在京津淪陷，它的高潮看來已經結束之際，帝國主義列強的代言人仍然認為瓜分是“完全無用的”、“毫無益處”的、并且是“絕對不能實現”的。所以，“近年以來時常讨論之‘瓜分中國’一事，義和團運動以後，各國報紙再不喜讨論這個“題目”了。“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議，或塗紅圈綠線于支那地圖謀某地為某國勢力範圍之企圖，亦未膽敢如前之猖撅耳”。這些就是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通過瓜分危機的緩解而起到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真實原因。

義和團運動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事實和道理，現在看來是十分明顯的了。不過有的研究者卻撇開義和團運動來談這個問題，并把這歸因于列強之間的矛盾。例如，約瑟夫（Joseph P.）在他的著作中說：“自一八九四年以來，中華帝國崩潰的形勢在政治範圍内曾經是始終存在着的。瓜分不隻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說瓜分被阻止了的話，那并不是由于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人具有任何傑出的政治本領，也不是由于在中國的國家結構中具有任何組織特色。更正确地說，那隻能歸因于列強之間的競争、猜忌和利害沖突，阻止了他們去達成瓜分中國的一緻意見。”這是有名的列強矛盾阻止瓜分中國說的論點。不過，我們在這裡需要提醒的是，在這個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掠奪領土的時代中，列強在瓜分非洲和奧托曼帝國的時候并非不存在競争、猜忌和利害沖突等等矛盾，然而它們卻終究被瓜分了，又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列強之間因瓜分世界而産生的矛盾，一般可憑協商解決，不可克服的矛盾則是可以用戰争手段去解決的。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遲某個地區的瓜分過程，但不會影響到瓜分的最終目的。能阻止列強瓜分的基本上隻能靠當地人民群衆有效的武裝鬥争。在中國正是因為有了義和團運動的全面爆發和英勇戰鬥，才使得帝國主義列強的确不可能像他們瓜分非洲那樣去瓜分中國。他們更不可能像英國人接收印度和俄國人接收中央亞細亞那樣去接收中國。"

再說，“天助自助者”。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強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國當時面臨瓜分亡國危機的形勢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人民的奮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強瓜分中國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隻能是一個徒然的、一相情願的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現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間的矛盾是怎樣的不可克服，這堆肥肉最後被掠光吃盡的命運是不問可知的。如果說列強之間的矛盾曾經有助于緩解中國當時面臨的瓜分危機的話，那麼，它也是以義和團運動的全面爆發，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戰鬥，殺敵緻果為前提的，它隻能構成一個伴随的原因（a concomitant cause）。沒有義和團運動這個前提，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不管它是多麼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緩解瓜分危機，隻能加速和擴大中國的瓜分危機。1897年11月德軍強占膠州灣所引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是一個再明顯也不過的實例。

二、保存了中國的文化和文明

義和團運動既然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它就相應地保存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悠久的文化，使我們中華民族這個文明古國得以在這個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掠奪領土的時代中存在下來。這一點有些外國研究者看到了，并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他們說：

“無論如何，中國在一八九四年在她同列強的關系上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一八四二至一八九四年的追求貿易的時期終止了。插進來的新的因素影響了中國的命運。中國在中日甲午戰争中的失敗向全世界暴露了她在抵抗侵略上駭人聽聞的軟弱無能，并且引起了外國負責的政治家們的貪婪野心。此後，列強就忙于對中國的政治統治權和經濟統治權的争奪。對華貿易問題再也不是他們唯一的和主要的關心的事情了。遠為更加重要的利害關系問題乃是中國這個國家的政治前途問題。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完整瀕于危險的問題。世界的和平也包括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之中了。任何一個在列強中急于要保持其大國地位的國家，對于涉及到四百萬平方英裡以上的領土的支配權，對于涉及到占全人類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支配權，都是不可能掉以輕心的。這種情況嚴重地危及了歐洲國家之間的均勢。

“不過，中華帝國随時有發生崩潰的危險，在文化方面（the cultural aspect）卻比在政治方面更加重要。它涉及到全人類文化的命運。中國文明（Chinese civllization）雖說在過去不曾大大地影響了那些不是她的直接鄰居的人民，但是在将來它的影響可能很大，這是可以相信的。中國一旦遭受瓜分，就會消滅這種可能性，其結果是中國文明的中斷。”

中國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國在政治上沒有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直接後果。義和團運動在這方面的功績，一向被我們自己所忽略了；旁觀者清，西方作者倒是把它明确地提出來了。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發展本來是互相影響，彼此滲透，互相補充的。毋庸諱言，中國近代由于西方産業革命沒有波及到中國，它是落在文化發展的後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正像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等代表中國文化的四大發明，曾經有助于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之結束一樣，中國文化和文明在将來也是很可能對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在義和團運動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号稱“八國聯軍”的“挑戰”（Challenge）作出“應戰”（Response），就把所謂中華民族是“一個未開化的群體”，“一批沒有活力的群衆”，“一群沒有民族熱望的東亞病夫”，所謂中國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病人”，是“一個垂死的國家”等種種誣蔑，一掃而光，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曆史遺産的民族”，“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它的文化并未衰老，而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沒有像挑戰一樣的應戰，就不會産生創造性的火花”。義和團運動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挑戰所作出的應戰證明，中國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價值和權力的，而中國幾千年來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義和團運動的功績是不朽的。

三、遏制了一場可能爆發的帝國主義戰争

1900年全面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如果說它曾經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話，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也就曾經相應地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為争奪瓜分中國領土而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戰争的可能爆發。如果說義和團運動不曾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話，那麼，從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後來為了争奪我國東北的勢力範圍尚且不惜一戰，現在為了在全國範圍内争奪我國領土當然更要用戰争手段來解決它們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了。不過，這時發生的帝國主義戰争多半不會是日俄戰争，卻很有可能是英俄戰争；也有可能不隻是兩個國家，而是兩個國家以上參加的帝國主義戰争。當然，也有通過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協商來進行和平瓜分中國的可能性，雖說這種可能性很難實現。

在中國面臨瓜分危機的這段時期中，“剝去這段時期中的一切政治色彩以及威信和均勢的虛構，這段時期暴露出一個赤裸裸的殘酷的事實，即金融資本與各國政府之間的緊密結合。這段時期比起曆史上任何其他時期來或許都會更加清楚地證明，列強是如何把它們的權勢和軍事力量的全部壓力施加于中國，以便強迫她把借款讓與權、鐵路讓與權和礦産讓與權給予那些私人銀行和私人特許權獲得者的。為了達到這些目的，世界上一些最強大的國家既恫吓中國，又彼此恫吓，它們随時可以動員它們國家的人力、險些兒就要打起仗來了”。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麼别的辦法呢？”“試問，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産力發展和資本積累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分割這兩者之間不相适應的狀況，除了用戰争以外，還能有什麼其他辦法呢？”正是在義和團運動前後，如1898年的美西戰争（the Spanish-American War），1899—1902年的英、布戰争（the Anglo-Boer War）已經表明，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殖民地的矛盾是可以，而且在事實上也是通過戰争來解決的。

就中日甲午戰争以後列強在華掠奪各種讓與權的現勢來看，全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列強都毫無例外地要來中國掠去一塊領土作為它們的殖民地。它們之間在讓與權的争奪上都矛盾重重，寸土必争，互不相讓。就中以老牌帝國主義者英國在華所取得的權利最大，勢力範圍也最廣，同各國的矛盾也最多。特别是沙皇俄國利用俄法同盟所提供的金融資本，利用其鄰近中國的地緣政治上的優勢。

“三百年來我們同法國打仗，才逐步地建立起我們的帝國。難道我們現在就不敢正視俄國，而甯願讓我們自己第一次在中國被俄國所取代，然後終于被諾亞時代的大洪水所吞沒嗎？”

就當時的世界形勢和國内外的局面來說，一旦中國被瓜分，“最後征服者會自己争吵起來，一場戰争将會發生，對失敗者一方說來意味着災難”。這樣看來，中國人民如果不在義和團運動中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我國的鬥争的話；那麼，勢必就會有一場正在醞釀中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戰争出現；而在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大戰之後，中國的命運除了被宰割瓜分以外，就沒有什麼别的可說的了，也沒有什麼可指靠的了。能指靠清政府嗎？那是徒然的。誠如柯樂洪在同一本書中所稱，帝國主義列強“自一八九五年中日戰争結束以來，施加于清政府的，論外交越來越少，論暴力則越來越多。正如一個俄國官員所說：“問題不在于中國給不給，而在于外國要不要”。——除了暴力以外，再沒有别的了。”暴力隻能用暴力對付。是中國人民在義和團運動中的英勇戰鬥阻止了列強瓜分中國，同時也阻止了一場他們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大戰。通過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争的爆發，同時也反過來有助于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義和團運動相應地阻止了當時一場帝國主義戰争的可能爆發，理應受到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所重視。“西方也同中國一樣，都應從義和拳運動中接受到一些教訓。（中華）帝國自失敗于日本之手以來所曾受到的絕對蔑視，已被一種比較健全的考慮所代替，這種考慮差不多達到了尊重的程度”。這樣的評價正是由于義和團運動本身的功績才導緻的。

四、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覺醒

我們在前面曾經寫過《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與《義和團繼續堅持鬥争——從“扶清滅洋”到“掃清滅洋”》等節，正是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從“扶清滅洋”到“掃清滅洋”這個政治口号的變更上，我們看到了義和團運動曾經大大地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覺醒。

如果我們把“順清滅洋”、“助清滅洋”等等都看作是“扶清滅洋”這個提法的不同詞句來看待，那麼，把它作為一個政治口号來正式提出，當始于1898年7月的餘棟臣起義，并被後來的義和拳民起義所一緻接受和廣泛采納。在義和團運動中，這個口号流行全國将近3年；到1901年6月，它才被深州聯莊會起義的“掃清滅洋”的旗幟所正式替代。1902年4月至5月，景廷賓、趙三多領導的直隸廣宗起義，就是在“掃清滅洋”的旗幟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在兩個口号中，都有“滅洋”二字，但含義因時間的不同而有異：前者主要指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後者則主要系指反對在中外議和過程中，特别是《辛醜和約》中所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款及其大量賠款。無論前者或後者，“滅洋”二字都沒有要從肉體上消滅洋人的意思。從1900年1月到5月31日以前，義和團運動在直隸發展很快，但在這段長時期内都沒有一個外國人或外國傳教士在直隸曾被拳民傷害過一事，便可為證。至于“扶清滅洋”口号的正式提出，它在當時是适應于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特别是農民的認識水平，并且它在客觀上也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因為當時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這個口号的提出有助于聯合清政府的愛國官兵，共同抵抗外國侵略軍，這已經為曆史事實所證明。當然，這個口号有局限性，它使拳民喪失對清政府背叛義和團運動的警惕，因而在背腹受敵的形勢下京、津淪陷。中國人民正是在義和團運動中，親身經曆到了清政府的可恥背叛和出賣，親身經曆到了中外反動派的血腥鎮壓，親身經曆到了清政府的腐敗和它作為帝國主義列強的走狗的事實，大大提高了覺悟，才最後打出“掃清滅洋”的旗幟的。

沒有義和團運動提供的這些親身經曆，中國人民在當時是很難從“扶清”走向“掃清”的。為什麼呢？魯迅先生在讨論中國小說發展問題時就從一個側面解釋了這個現象。他說：

“光緒庚子（1900）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内‘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撚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緻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

如果我們在這裡把“滅洋”作為反對列強瓜分中國來解釋的話，那麼孫中山作為一個“有識者”，早在1894年11月興中會成立時就“已翻然思改革”，要“掃清滅洋”了。但是，對那些“尚啜茗聽平‘逆’、武功”的廣大中國人民，要他們“扶清滅洋”是可以的，讓他們去“掃清滅洋”，卻是比較困難的。由于義和團起義運動聲勢浩大，直接或間接受到它的影響的人民群衆遍及全國城鄉各地，加以它本身又同數十年來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運動具有内在聯系；所以這次運動就其波及面之廣大和涉及人數之衆多而論，恐怕都是首屈一指的。實際上，規模壯闊的義和團運動本身就是一所提高中國廣大人民群衆覺悟的學校。人民群衆從親身經曆中得出的要救國必須“掃清”的結論的作用，在當時是遠比革命派宣傳的“驅除靴虜”更強大、更有效的。孫中山把1895年他們領導的廣州起義與1900年的惠州起義曾經作過一次比較，使他吃驚的是人民群衆對兩次起義失敗的反映竟然如此截然不同，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他說：

“當初次（指1895年10月的廣州起義——引者）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是庚子（指1900年10月的惠州起義——引者）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後、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義和團運動把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提高到了“掃清”的新水平，那麼，上述對比是不可能産生的。“掃清滅洋”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從“扶清滅洋”到“掃清滅洋”，是義和團運動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覺醒的主要标志。

除此以外，義和團運動促進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覺醒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努力學習西方的思想已經變成“一般中國人的思想”，而不再像從前那樣局限在幾個“先進的中國人”的手中了。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曾經把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四人作為先進的中國人的代表，他們“為了使國家複興，不惜艱苦奮鬥”，“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孫中山認為：“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這種向外國學習的思想，隻要不流于孫中山所指出的那種“極端的崇拜外國”，“完全失去中國人的自信力”的情況，那麼就應該被看作是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一個比較普及的階段。

由于受到當時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從今天的一些觀點來看，義和團運動本身當然是免不了有若幹缺點和弱點的。一方面，像這樣大規模的起義運動，在任何時候都不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另一方面，參加這一運動的中國廣大城鄉人民又是處于受壓迫、沉睡在中世紀停滞狀态中剛剛覺醒過來的情況下，本身往往具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弱點。這些弱點和缺點，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隻有在實際運動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肮髒東西”。可喜的是，在1901—1902年的“掃清滅洋”的起義中，有關這類封建迷信的記載就很少了。生存下來的拳民，如祁子剛等人，還進一步發展到去參加辛亥革命的地步，可見他們的進步是很大的，也是很快的。“

列甯指出：“亞洲的覺醒和歐洲先進無産階級奪取政權的鬥争的展開，标志着二十世紀初所揭開的全世界曆史的一個新的階段。”義和團運動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反映出來的中國人民的覺醒代表了“亞洲的覺醒”并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新的階段。自此以後，帝國主義列強認為中國是“一群沒有生命力的群衆”（an inert mass）所組成，用不着害怕他們的“抗議和憤怒”因而可以“為所欲為”的時代是一去不複返了。從義和團運動中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的覺醒和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當然不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阿Q精神”，而是中國人民用鮮血來馬成的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輝篇章。

但是，這一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輝篇章的寫成卻是來之不易的。它是以拳民們可歌可泣的英勇戰鬥，成千上萬的生命犧牲來鑄成的。可惜我們現在缺乏統計數字，隻能從敵人的傷亡表上苯作大概的估計。單從各地反洋教鬥争敵方損失來看：“天主教的全部損失據報告為五個主教，三十一個歐洲司鋒，九個修女和兩個瑪利亞會會員。中國天主教民被殺死或被困死的沒有确切數字，但可能超過三萬多人”。新教傳教士的死亡數字不太可靠，估計為“一百三十四人或一百三十五人”，其中約有1/3為内地會傳教士。新教中國教民的數字更加不準确，約為“一千九百一十二人”。東正教也沒有準确的統計，估計在700個傳教士和教民中，死者“在兩百人和四百人之間”。除了為虎作伥的教民不計外，總括起來，外國傳教士在義和團運動中遇害的最多不到300人，按“十個人殺他一個人”的比例來算，拳民就得犧牲3萬。實際上，“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幹法，無不視死如歸”，他們的犧牲何止此數。但是，他們誅戮的這些大部分都具有上至總督、巡撫，下至司、道、府、廳、州縣官銜的傳教士，就無異于除掉了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的基礎。

五、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義和團運動不僅在當時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保存了中國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場帝國主義戰争的可能爆發和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覺醒，并且還成為“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來總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歡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是這樣地把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系起來觀察并從這個角度來評價義和團運動的功績的。他在《講話》中說：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壓迫、掠奪和屠殺。中國人民在這個時期裡，不斷地為争取自己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英勇地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鬥争。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争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一次由農民群衆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義和團的英勇行為，表現出中華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義和團運動沉重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國的計劃；同時還間接打擊了反動賣國的清政府；最後，義和團運動促使民族覺醒，對民主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推動作用。

代表意見

中國留日學生創辦的刊物《開智錄》于1901年發表文章《義和團有功于中國說》，稱：“中國人柔筋脆骨，已為萬國所不齒矣；絕東老大之号，第二猶太之名，已凄聲盈耳矣。甲午一敗，割地求和，俯首貼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攜，不敢稍違豪命，人心闆闆，民氣毫無。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盡我中國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國者，觀于此能無廢然變計耶！”

早年留學美國的著名改良主義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訴他的學生劉禺生說:“予默觀現時大勢及中國将來情形，當竭誠以授汝，汝其闡行吾志乎?汝以義和團為亂民乎?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為生氣，從此中國可免瓜分之局，納民氣于正軌，此中國少年之責也。（美國）十三州獨立，殺英稅吏，焚英貨船，其舉動何殊義和團？”　

陳獨秀早期指責義和團的愚昧，後來思想發生一些變化，他在《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對義和團運動懷着的兩個錯誤觀念的原因。即“他們隻看見義和團排外，看不見義和團排外所發生之原因”和“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全民族的，不是對于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于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最後他認為：“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于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

孫中山先生早期也對義和團的缺點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後來，他在繼續批評義和團弱點的同時也對義和團抵禦外侮的行為進行了肯定，他在《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内亂之法》中說“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鬥，外國雖用長槍大炮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的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便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後來他在《九七國恥紀念宣言》中更指出，雖然義和團存在嚴重缺點，“然而義和團的人格，與庚子辛醜以後，一班媚外的巧宦，和賣國的奸賊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隔。可怪他們還笑義和團野蠻。哼！義和團若是野蠻，他們連猴子也趕不上。 “

1955年，在北京各界歡迎東德代表團大會上，東德總理格羅提渥将當年德軍繳獲的義和團旗交還給周恩來。周恩來同志随後指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争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國也有一部分人同情義和團運動。列甯發表《中國的戰争》，針對一些人稱義和團運動是“由于‘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指出“中國人并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并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隻是為了大發橫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争)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他還譴責說：“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财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在這些基督徒立功的時候，他們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在一次演說中表示：“外國人不需要中國人，中國人也不需要外國人。在這一點上，我任何時候都是和義和團站在一起的。義和團是愛國者。他們愛他們自己的國家勝過愛别的民族的國家。我祝願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要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負面評價

認為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無辜的中國人（數量遠超過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針對對象從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謂十毛），無法無天，除屠殺外，也奸淫據掠，其不人道處比八國聯軍更甚，不論以中外的傳統道德觀點來看、義和團的行為實屬野蠻殘暴。

主要代表意見

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裡，為國民添禍亂。”

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說：“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後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征，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制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并未絲毫減少，将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将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将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讨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學者王緻中曾發表論文《封建蒙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批評義和團運動是一場愚昧、仇外的運動。引起較大反響，其論點和論據被廣泛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