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内涵
從近代刑罰個别化到現代刑罰個别化思想的流變，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時代的刑罰個别化的内涵是不一樣的，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在适用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行為人的具體情況進行判斷。這一語義本身就蘊涵着公平、效益的合理内容。其科學内涵主要包括：
其次，刑罰個别化是以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為核心的刑罰理念。所謂根據“犯罪分子的情況”包括：（1）在共同犯罪或聚衆性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區别對待，對主犯或首要分子從嚴，對從犯，脅從犯從寬；（2）根據犯罪後的态度區别對待，對犯罪後拒不悔改坦白交待或畏罪潛逃或繼續犯罪的從嚴，對真誠悔改、坦白自首或有立功表現的從寬；（3）根據犯罪分子的惡性大小和改造的難易程度區别對待，對慣犯、累犯、流竄犯，從勞教、勞改場所逃跑或刑滿釋放後繼續犯罪的從嚴，對初犯、偶犯、青少年犯從寬，等等。
在現代刑法中 ,刑罰個别化不僅要考慮預防犯罪的需要 ,而且要考慮報應的需要 ,既考慮犯罪的情狀 ,也考慮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本文認為 ,刑罰個别化充滿生機 ,不能否定。我國刑法學界對刑罰個别化的研究仍比較薄弱 ,亟待加強。
最後，刑罰個别化是以刑罰一般化為前提的刑罰理念，刑罰一般化是相對于刑罰個别化而言的，主要是從一般的社會報應觀念和社會公正觀念對犯罪人的行為進行刑罰價值評價，這是刑罰對一般公正的要求。它的基本含義是: 刑罰與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均衡，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的輕重相适應。作為衡量犯罪标尺的社會危害性，實際上并不是指單純的客觀實害，而是一個融客觀實害與行為人主觀惡性于一體的範疇。其均衡的内涵不僅限于刑罰與客觀實害相稱，實際上還要求刑罰與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相稱，但需要強調的是它并不包括行為人罪前的人身危險性。
刑罰個别化主要是從社會的預防觀念對犯罪人的行為進行刑罰價值評價，指的是基于對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的考慮而采取的刑罰措施，以達到刑罰預防的目的。就刑罰而言，刑罰一般化體現的報應由于蘊涵着刑罰的公正性而居于主導地位，而刑罰個别化側重的預防由于蘊涵着刑罰的功利性而居于從屬地位。刑罰一般化所反映的刑罰公正性乃是整個罪刑關系的基礎，刑罰個别化隻有在刑罰一般化的前提下才具有生命力。
因此，刑罰一般化是第一位的，刑罰個别化是第二位的，沒有刑罰一般化就沒有刑罰個别化，離開了刑罰一般化，必然導緻罪刑關系的徹底毀損。 刑罰個别化也不是對刑罰一般化的否定，而是在刑罰一般化前提之下的刑罰個别化。因此，要正确地理解刑罰個别化與刑罰一般化的關系。
曆史發展
關于刑罰個别化的研究始于19世紀，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發生于1870年刑事實證學派産生之前。這時期的刑罰個别化主要是行刑個别化，它旨在通過對犯罪人進行分離監禁，以便對不同道德條件的人給予不同處理，從而達到改善犯罪人的性格和習慣的目的。
第二階段自1870年開始。在《犯罪人論》(切薩雷·龍勃羅梭，1876年)、《犯罪人的危險性》(加羅伐洛，1878年)和《可罰性理論及自由意志之否定》(恩裡科·菲利，1878年)等着作和論文裡，龍勃素和菲利等人從犯罪原因入手，在批判刑事古典學派的基上，提出了“決定論”的主張，論證了社會防衛的需要和方案，從而為刑罰個别化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
在刑事實證學派看來，第一，犯罪并不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個人内在的生理、心理狀态的原因即個性和外在的客觀環境所決定的，因此刑罰的适用應以犯罪的主要原因和防衛社會的需要為根據。對于有先天性或遺傳性犯罪傾向的人采取一定的隔離措施、并為“向善的犯罪”确立緩刑、假釋等制度，這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第二，刑事古典學派所倡導的“刑罰的均衡性”(即提倡罪行相适應，強調對犯罪人所判的刑罰要與他們所犯的罪行的輕重相适應，強調重罪重判，輕罪輕判)是“荒謬的，因為它忽視了犯罪種類不同這一重要事實”：在刑事案件中，即使兩人在相同情形下，以相同方式實施某種行為，法官也不能對兩人判處相同的刑罰，因為他們兩人的性格、人格可能是不同的。而不同性格、人格的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是不同的。因此，即使同是犯了盜竊罪，如果一個是有良好社會地位的家庭的母親，一個是性格孤僻的人，對前者，可以處以輕于其罪過的刑罰，對後者，出于特殊預防的需要，可以處以高于其罪過的刑罰。
也就是說，因犯罪人個人情況(犯罪人的人類學類型)不同，應對他們适用不同的刑罰或替代措施。犯罪人分類是刑罰适用的前提條件。第三，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是不能一下子被認識的，而且随着監禁的持續，人身危險性可能會消長，因此實證刑罰制度應建立在對犯罪實行不定隔離原則的基礎上。這就是刑事實證學派關于刑罰個别化的規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