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閣實質
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資政院會議上提出要求頒布憲法、組織内閣、開設議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明年就召開國會，并認為軍機大臣責任不明，要求設立責任内閣。
1911年（宣統三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憲派國會請願運動的壓力下，頒布《新訂内閣官制》，實行所謂“責任内閣制”。下令裁撤舊設内閣及軍機處，成立由十三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内閣，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下設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海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彥、善耆、載澤、唐景崇、蔭昌、載洵、紹昌、溥倫、盛宣懷、壽耆分任各部大臣。十三人中，滿洲貴族九人，漢族官僚僅四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占七人。這是一個以皇族為中心組成的内閣，人們稱之為“皇族内閣”或“親貴内閣”。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隻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抵制革命。
進步意義
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舊内閣和軍機處，設立責任内閣。在新發布的内閣官制章程中，對新内閣的組織結構和職權作了明确規定：内閣由國務大臣組成，國務大臣包括内閣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務、民政、度支、學務、陸軍、海軍、司法、農工商、郵傳和理藩院十部）。應該說，這種構架和當年袁世凱力争的責任内閣基本相似，在推進中國專制政治結構的轉型還是具有很大進步意義的。
愚蠢之舉
但是，載沣任用滿族親貴的禍端也在這次内閣名單上徹底暴露。當時的内閣名單如下：總理大臣奕劻（宗室），協理大臣那桐（滿）和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載澤（宗室），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宗室），司法大臣紹昌（覺羅），農工商大臣溥倫（宗室），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耆（宗室）。
内閣總共13人，滿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竟然隻有4人，舉國都為之嘩然。立憲派本有兩個要求，一個是速開國會，一個是責任内閣，但速開國會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閣就更是讓那些立憲派至為的失望。因為在這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上，清廷在不經意間犯下的巨大錯誤，這等于是證明了革命黨人反清排滿和實行種族革命主張的正确性，這等于是在給革命黨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舉。
雖然這些皇族閣員大都是響當當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頑固保守、庸碌無能之輩，比如，總理大臣奕劻雖是個貪官，卻是公認的改革者，公開主張三權分立；載澤、溥倫、善耆、紹昌是最熱心的憲政實踐者，也是滿族權貴當中最有學識的成員，政治傾向相當開明，甚至暗中與梁啟超等“逆黨”往來不絕。這個内閣算不上是一個“反動”内閣。但是，與畸形的内閣人事搭配相比，閣員們身上的優點已變得無足輕重、毫無意義。人們普遍認為，大清朝廷仍将國家權力視為一家一姓之私産，他們不僅不信任漢人，甚至也不信任無血緣關系的滿人，而隻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親貴。他們死也不會放權，其公然蔑視皇室不入閣這一源于英-國憲制的慣例，等于坐實了革命派對它的嚴厲指控：滿清王朝分明就是騎在漢族頭上的“鞑虜”，是一個反華排漢的異族壓迫政權，若要去除此壓迫，舍革命而無二途。
與朝野立憲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漢族大員對新内閣的反感同樣是緻命的。“皇族内閣”剝奪了地方督撫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對的權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閣統轄，而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實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們就不難理解，當革命匆匆來臨，以往曾維護皇室、反對革命的立憲人士和地方官僚為何竟大都抱持幸災樂禍、樂觀其成的态度。
王朝末路
梁啟超在第三次請願之前，說“現今之政治組織不改，不及三年，國必大亂，以至于亡，而宣統八年（1916年）召集國會為将來曆史上必無之事”。對于“皇族内閣”的出台，梁啟超更是憤懑至極，謂将來世界字典上決無複以“宣統五年（1913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并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貫主張改良的梁啟超都這麼說了，那清朝剩下的日子可就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