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香格裡拉對話（SLD）緣起于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發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2002年開始舉辦的亞洲安全會議，并因首次正式會議在新加坡香格裡拉飯店舉行而得名。至2009年，IISS和新加坡政府已經連續舉辦8次香格裡拉對話。
香格裡拉對話是“9·11事件”後亞太地區新出現的多邊安全合作對話機制，是亞太地區安全對話機制中規模最大、也是各國出席層級最高的“一軌半”對話機制。
香格裡拉對話分為公開的大會交流和閉門的分組會議兩種形式，以兼顧讨論中的透明度和深入性。
發起背景
香格裡拉對話發起的主要背景，在于“9·11事件”後亞太政治、經濟和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世界戰略格局的調整對亞太地區産生了重大影響；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并積極加入全球化進程；各國信息化程度不斷提高；亞太各國面臨着十分複雜、多元化的安全問題。
同時，亞太安全形勢的發展變化，也将對世界安全形勢産生越來越重大的戰略影響。在快速變化的形勢面前，相關國家和地區都需要及時掌握情況，把握趨勢，協調立場，尋求合作，以便在多變的國際環境下争取主動，進行符合國家和地區利益的正确決策和處置。
在這個前提下，冷戰時期形成的亞太地區安全框架開始發生轉型，力量結構、國家間的安全關系、安全議題以及讨論安全問題的方式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各種形式的“二軌”、“一軌半”的防務外交開始不斷湧現，而且顯示出與一軌關系相比更為放松、更為靈活的獨特優勢。
具有“一軌半”性質的香格裡拉對話機制，由于将安全研究、安全對話和安全決策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也成為亞太地區各國進行防務交流與合作的一個高層平台，這也是論壇能将各國國防部長、軍隊領導、情報首腦和防務專家吸引、聚集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主要特點
香格裡拉對話的特點是多邊性。在亞太地區，傳統安全問題依然存在，領土主權、海洋權益等争端尚未解決，諸如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跨國有組織犯罪、海盜、自然災害、生态破壞、重大事故災難和生物疫病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影響卻在不斷上升，成為亞太地區各國面臨的共同威脅；這些威脅既關系到國際安全，也關系到國家穩定和人民生命财産的安全，卻又遠非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應對。
多邊的方式則是探讨和解決共同安全問題的有效途徑，亞太國家可以在多邊的平台上加強交流，達成共識，形成合作安全的基礎。香格裡拉對話雖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安全論壇，需要不斷完善成熟，但它的多邊特征應予繼續保持下去，繼續對亞太地區應對多種安全威脅，推動多邊安全合作産生積極影響。
社會影響
香格裡拉對話的規模和影響日益擴大，并體現出包容性、靈活性、開放性、創新性和實效性等多方面特征。
香格裡拉對話實際上已成為亞太地區開展防務外交的重要平台。盡管香格裡拉對話尚不是一個成熟的安全機制，但作為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香格裡拉對話的存在和發展仍然豐富了亞太地區多變安全合作的形勢與内容，已經并将繼續對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合作進程産生影響。
香格裡拉對話是亞太多邊安全合作進程中的新事物。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和衆多亞太國家對香格裡拉對話予以了高度重視，大多派出國防部長或副部長與會。中國官方對香格裡拉對話一直保持低調的、謹慎的參與。
21世紀初，香格裡拉對話成為除東盟地區論壇（ARF）和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之外，亞太地區又一重要的多變安全合作對話機制，同時也是亞太地區目前唯一能将各國防務部門高官聚集在一起讨論防務問題和區域安全合作問題的機制。
中國參與
2007-2010年，中國軍方連續四年由一位副總參謀長率團參會。2007年，中國首次派遣高級軍事代表團參加香格裡拉亞洲安全對話。
2011年，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出席香格裡拉對話。這是中國國防部長首次與會，也是中方曆年來參會級别最高的代表團。
2012年，中國派遣了中國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任海泉中将率團參會。
2013年，中國派遣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中将率團參會。
波音集成防禦系統公司（IDS）的總裁兼CEO将在第一天主持一個圓桌讨論會，他将談論關于IDS的任務和計劃、防禦市場的狀況以及亞洲對于波音公司的重要性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