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沿革
戰國初期
戰國初期，魏國乘秦國内亂之機，奪取了秦國的河西(黃河與北洛河之間地)之地。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即位後，立志收複河西之地，于前383年在栎邑修築了栎陽城，将國都遷到栎陽，随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開展了對魏國的軍事反擊，初步改變了被動挨打的局面。
秦獻公去世後，他的兒子秦孝公繼承了他的事業。
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貧弱的秦國一躍成為諸國中最先進富有的國家之一，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公元前350年，商鞅在栎陽第二次頒布變法令，将國都由栎陽遷往鹹陽。栎陽作為秦國的都城隻有34年，這一時期秦國正處在由弱變強的時期，所以栎陽在我國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古栎陽，也因商鞅變法聞名遐爾。
孝公遷都
公元前374元，秦置栎陽縣。
自公元前350年，孝公從栎陽遷都鹹陽之後，栎陽縣仍不失當年繁華。
它是鹹陽陸通三晉的必經之地，是關中的交通樞紐。東西往來的商人多經于此，所以商業比較發達。據《西安古代交通志》載，當時由鹹陽東行，經高陵、栎陽、重泉，至臨晉的蒲津渡過黃河，向北可達太原、上黨。秦對趙作戰，走的就是這條路。秦并天下以後，這條路成為秦代東北幹道，秦始皇第三次出巡歸來時，就是經此路返回鹹陽的。孝公遷都鹹陽後，栎陽的宮殿作為秦王的行宮得以保存，這是一百多年後司馬欣、劉邦在此建都的一個重要原因。
秦時的栎陽縣管轄着今天的臨潼區渭河以北和閻良區在内的大片土地。這裡地處渭河平原，土地肥沃，農業發達。公元前246年-前236年，秦國用韓國水工鄭國鑿鄭國渠，其中段沿荊塬由今三原縣境東流入閻良，繞斷塬而北，至漢太上皇陵(萬年陵)以東橫絕石川河，并納其水，又東出閻良入富平。鄭國渠修成後，栎陽縣北部的許多土地得以灌溉，這為栎陽農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栎陽的制陶業和冶制業十分發達，經專家考證，栎陽是當時秦國一處重要的兵器工業基地，不僅有工官，而且有左右工室，規模極其宏大。1963年遺址區内的官莊村出土了一件銅釜，内裝8枚金餅，經專家鑒定，含金量達99%，為戰國晚期秦國貨币，可為栎陽商貿繁榮之證據。
秦統一
秦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專政國家，統一了文字、貨币、度量衡。時任太史令的栎陽人胡母敬精通古文字，參與了将大篆省為小篆的工作，作有《博學篇》七章，為統一文字作出了突出貢獻。
塞王都城
漢王元年(前207年)十月，曾盛極一時的秦王朝被強大的的農民起義軍滅亡了。次年正月，項羽在鴻門(今陝西臨潼東北)大封諸侯，封司馬欣為塞王，都栎陽。
公元前206年8月 ，漢王劉邦用韓信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擊敗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迫于威勢投降了劉邦。十一月，劉邦正式建都栎陽，拉開楚漢戰争的序幕。劉邦令蕭何輔佐太子，坐鎮栎陽，征集糧草兵卒，及時運往前線，以供軍需。栎陽成了劉邦與項羽争奪天下的大本營，經過曆時四年的楚漢戰争，劉邦最終消滅了項羽。
公元前202年，劉邦在定陶(今山東定陶)汜水之南即皇帝位。聽從謀臣婁敬的建議，入都關中，以古栎陽為臨時都城，直至公元前200年才将國都遷往長安(今西安市西北漢長安故城)。
公元前197年7月，太上皇劉煓崩于栎陽宮，十月葬太上皇于栎陽北原(今閻良北之荊山)，并設萬年縣以奉陵寝，治所在栎陽城中。
漢景帝五年(前152年)修東渭橋以方便長安與栎陽間的交通。爾後栎陽又成為西漢政府北上出擊匈奴道路上的重要驿站。前95年，漢武帝采納趙中大夫白公建議開鑿了白渠。引泾水，西起泾陽谷口，尾入栎陽(武屯鎮東)，全長200餘裡，灌田4500餘頃。白渠由谷口流至泾陽石橋分為南北兩大幹渠。南白渠又分為上、中、下三支，北白渠、南白渠的上、中兩支使得栎陽縣的全部田地幾乎都得以灌溉，加上趙過“代田法”和三腳耧的推廣普及，栎陽成了關中的産糧要地。
新朝
新莽元年(公元9年)，改栎陽、萬年為師亭、異赤縣。
東漢
東漢光武帝元年(25年)，将師亭、異赤二縣合并，複設萬年縣，縣治仍在古栎陽。
東漢末年，軍閥混戰。公元190年董卓挾漢獻帝西遷，經蒲坂津、栎陽、高陵道至長安。董卓死後，其部将李傕、郭汜互相攻殺，長安一帶變為屠場，人民死傷無數，栎陽城遭到嚴重毀壞。
西晉時爆發了“八王之亂”。晉惠帝光熙元年(306年)，東海王司馬越遣将伐司馬顒，司馬顒集團發生内讧，長史楊騰斬其将牽秀于萬年。這次兵禍和以後的“劉厥起義”，使得栎陽故城更為殘破不堪。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和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先後分萬年地置障縣(今臨潼交口)和廣陽縣(今臨潼栎陽鎮)。
北周明帝二年(558年)，萬年、障縣并入廣陽，将縣治由今栎陽鎮遷至古栎陽。南北朝時期，正是我國道教、佛教的發展時期。栎陽孕育了玄高、寇謙之兩位對中國曆史産生重要影響宗教人物。栎陽縣域内也有大量的宗教石刻遺存。
隋
隋文帝仁壽元年(公元601年)，因避太子楊廣諱，廣陽複稱萬年。古栎陽道是隋代河東道向京城長安輸送貢物之路。《隋書·食貨志》記述：“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日。”
公元617年秋，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反隋，率領大軍西渡黃河，經大荔、下邽、栎陽直取長安。次年李淵正式稱帝，建立唐朝，改萬年縣為栎陽縣，縣治由古栎陽遷至今臨潼區栎陽鎮。同時又設平陵縣(今閻良區關山鎮粟邑村，與栎陽故城隔石川河相望)，次年改為粟邑縣，貞觀八年廢之。
唐
唐武德元年将縣治從古栎陽遷走以後，随着鄭白渠的廢棄，戰亂使得古栎陽失去了昔日的繁華。
北宋時宋敏求所著《長安志》雲：“又有古城在縣北，東西五裡，南北三裡。”由此可見，栎陽城在宋代尚有迹可尋。
元明兩代，官軍在此屯田，風雨浸蝕，人為的破壞，栎陽故址的城郭消失了。
到了清代，它已沒有什麼明顯的遺址标志。乾隆本《臨潼縣志》中說：“今城郭雖廢，氣象猶存。”
現代
1964年，陝西省文管會對古栎陽遺址進行了為期15天的調查和試掘。1980年-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古研究所劉慶柱率栎陽發掘隊在此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勘探試掘，初步弄清的栎陽城的形制、規模，為古栎陽史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
1987年8月1日，古栎陽遺址所在的臨潼縣栎陽鄉因區劃調整劃成為西安市臨潼區栎陽街道辦。2001年栎陽城遺址被國務院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6年10月，臨潼區文體廣電局在遺址區(今栎陽街道路口)樹立了保護标志。
遺址結構
在栎陽的西面有周人的舊都岐周、豐京和鎬京，東面可沿渭河出函谷關直達廣闊的中原，北面可渡過黃河沿汾水到達魏國趙國，也可直接到達黃河以西遠至河套的廣大地區。司馬遷說栎陽的地勢是“北卻戎狄，東通三晉”。
栎陽城遺址位于今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官莊村與古城屯村之間。對其先後兩次發掘，第一次發掘出三條街道、六個城門，第二次發掘出三個城門、十三條街道。全城呈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長2200米。發現了冶鐵作坊遺址，另在文物中已知有三件為栎陽制造，說明栎陽還是秦國冶鐵和兵器制做的重要基地。還發現有戰國晚期銅釜，内裝八枚金餅，其中一枚用陰刻篆書寫着“四兩半”字樣，當是顯貴或富商大賈所遺留。司馬遷說栎陽“亦多大賈”，說明這裡的商業十分發達。
古栎陽遺址位于西安市東北60公裡的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東，地處石川河與清河彙夾之地，北依荊山，南眺渭水。早在五千年前，這一帶森林茂密，氣候溫潤，我們的先民就在這裡繁衍生息，同大自然作着艱辛的鬥争，推動着社會的進步。今石川河沿岸的義和、南康橋、菩星、康家等仰韶文化遺址就是有力的證明。
相傳大禹治水時曾到過古栎陽北邊的荊山，留下了荊山鑄鼎的傳說。商代末年，周文王為斷芮(今陝西大荔朝邑鎮東南)虞(山西平陸縣北)之訟，開辟了岐山至芮虞的道路，這條古道經過古栎陽，使這一帶得到了進一步開發。
西周時期這裡地處京畿之地，是鎬京(今西安市西鹹新區沣東新城)東北方向通往今山西的必經之地，同時也是周王室理想的畋獵之地。春秋時期，由于這裡“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交通十分便利，關中早期城市栎邑就在這裡形成了。那時候，秦晉兩國在岐芮道上進行了頻繁的争奪戰。公元前562年，秦攻取了晉國的栎邑(即栎陽)。
考古發現
古栎陽城即秦漢栎陽故城，又稱萬年城，築于秦獻公二年（前383年），東漢末年廢棄。故址位于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官莊村和禦寶屯一帶。地處關中渭北灌區，石川河流經故城北部和東部，城址附近地面平坦，河渠縱橫。地表以上已無迹可尋，遺址區的農田裡時有秦磚漢瓦出土，文化遺迹、遺物一般在地表以下1.5米-2米。1964年陝西省文管會對古栎陽遺址進行了15天的調查和試掘。
1980—1981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栎陽發掘隊又進行了一年的勘探和試掘。從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勘探和試掘情況來看，栎陽城築于戰國中期，廢于東漢末年。城址在今武屯鎮東，石川河西的區域内，呈長方形，東西長約2500米，南北寬約1600米。現已探出南城牆和西城牆，城中有道路13條，南北七條，三條東西向幹路橫貫全城，東西城牆相應各辟三個城門。三條南北向大街有兩條通至北城牆，一條通過至南門，從其位置來看，南城牆還應有一門，與北牆辟有二門的情況相同。在整個城區遺址内發現了15個重要建築遺址，大型遺址位于中部，一般居址比較分散，有的與手工業作坊雜處。
城牆
經勘探，發現南牆和西牆，東、北二牆未探出。
1、南牆方向89°。已探出部分東起七鬥渠東19米，西經新鬥渠、官莊南，至六鬥渠西194米。殘長1640米、寬6米，牆距地表西深東淺，西部1.5—2米、東部1—1.5米、殘存高0.4—0.6米。牆夯築，夯層不清，質地松軟。牆基築于擾土之上，擾土下為生土。
2、西牆方向339°。已探出部分南起官莊西450米的東西向排水渠北，北經小屯村東，至義和村東。殘長1420米，牆南寬北窄，寬者16米、窄者8米，牆距地表南淺北深，淺者1—1.5米、深者2—2.4米。牆夯築，築法及結構同南牆。城西南、東南和東北三角未探出。
已探出南、西二城牆延長線相交處至探出的南、西二城牆西端分别為50米和200米。
3、北牆和東牆的大概位置。在城址北和東部勘探發現地下淤沙分布面積大，堆積層厚，表明此地曆上史可能有過水患，栎陽故城東城牆和北城牆或毀于水患。根據勘探所了解的故城東部和北部的淤沙分布範圍及故城遺址和道路的分布情況，推測故城東城牆位置在任禦路孝泉劉家村——金指王村南北土壕附近。北城牆有可能在華劉村、西黨村、東黨村和孝泉劉家村一帶。
城門
勘探出三個城門址(南門一、西門二)，并發掘了南門址。
1、南門址位于官莊東南380米，官禦路南230米，新鬥渠西82米。南門方向344°。四号路通至南門。門道一個，長13米，寬5.5米。門址西邊一南北13米、東西4米、殘高0.35米的夯土墩，其南端西側連南城牆。門道路土東與南城牆間13.5米寬均為沙土、細沙和小礫石堆積，門址東邊可能被水毀。
2、西門址 勘探出西門址二個，編為I、II号。
I号西門址，位于官莊西450米，排水渠北29米。有一個門道，東西長13、南北寬6.7米。門道路土距地表深0.8—1米，路土厚0.2—0.3米。門道以西8米沒有探出路土，以東2米路土變寬為12.7米。門道附近磚瓦殘塊和紅燒土塊堆積較多。
II号西門址，位于小屯村東、六鬥渠西，I号西門址北680米。一個門道，東西長11、南北寬7.3米。門道路土距地表深1.7、厚0.3米。門道以西路土質量較差，以東300米内路土大多被破壞，僅有斷續保存。門址堆積情況同I号西門址。II号西門址外磚瓦堆積甚多，似有居址。
道路
勘探出道路十三條，其中東西路六條、南北路七條，編為一至十三号路。
勘探結果表明，一、二、三号三條路為東西橫貫全城的幹路，四、五、六、七、九号五條路為城内主要南北大街。一、二、三、四、七、九号六條路的地層堆積和出土遺物基本相同，勘探中發現這六條路的路土和其上文化層中有漢代粗繩紋瓦片、五铢錢，也有戰國晚期和秦代流行的細繩紋瓦片、渦卷紋瓦當殘塊、半兩錢等，因此，這些路的時代應為秦漢時期。其餘七條路的地層堆積和出土遺物基本相同，路土及其上文化層中有漢代粗繩紋瓦片、雲紋瓦當殘塊、五铢和王莽錢币等，因此，這些路的時代應為漢代。
遺址
栎陽故城的建築和作坊遺址集中分布在官莊東，禦寶屯西，四支渠南，官禦路北。主要遺址有十五處。(見附圖)
遺物
遺物以質料分，有陶、石、銅、鐵器等，其中以陶器數量和種類最多。遺物時代大多為秦和西漢中期以前。
1、陶器
分為磚、瓦、水管、容器和器具等五種，其中磚、瓦種類數量最多。一般為泥質灰陶，僅有券形磚、釜和鬲為夾砂灰陶(個别釜為夾砂紅陶)。
(1)磚種類較多，有些為過去所少見。磚的質地堅硬，火候較高，呈灰或青灰色。以後制為主，紋飾模印。主要種類有鋪地磚、長方磚、空心磚、不同形狀的花紋磚、券磚、溝槽紋磚、角磚、鑲邊磚等。
(2)瓦陶土未經淘洗，火候較高，陶質堅硬，呈青灰或灰色。可分為闆瓦、筒瓦和瓦當。筒瓦長49厘米，飾細繩紋。瓦當多件，以渦紋、雲紋為主。
(3)水管 均為圓筒形，分四式。
(4)容器可複原或能辨出器形的有碗、盂、罐、缸、甑、釜、鼎和器蓋等。曾出土大甕1件，高82厘米，口徑62厘米。底小腹大，飾藍紋。鬲2件，矮裆，一高27厘米，口徑26厘米；一高32厘米，口徑37厘米，飾繩紋。現存臨潼博物館。
(5)陶文發現有陶文戳印的陶器和磚共四件，其中罐二件，器底和磚各一件。陶文有“栎陽”三、“敬”一。前者陰文，後者陽文。有“栎市”兩件陶罐，陶文均戳印于外壁近底部。磚為八号遺址出土的IIB花紋磚，在磚側上部戳印有“栎市”。
2、石器
有石夯頭，分二式。石磨三件，直徑52厘米。上扇中間隆起鑿有兩大半月孔，磨面有數周圓壕。另一種磨面是旋狀齒。
3、金屬器
(1)金餅8枚，1963年出土于官莊村南土壕中。直徑6厘米，圓形薄身，色澤金黃，每枚重250克左右，經化驗，含金率達99%。《史記·平準書》載戰國時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食貨志》說：“秦并天上，币為三等，黃金以镒為名，上币”。現存臨潼博物館。
(2)銅鍪1件。圓底，一耳大，一耳小。
(3)錢币出土有六種。分為半兩、五铢、剪輪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黃千、小泉直一等。
(4)镞一枚。三棱形，镞身圓脊三翼，翼面窄薄，向前聚成镞末，向後延長構成後鋒，高出镞關，脊在镞身形成三凹槽，關的斷面為圓形。鐵铤，前端為圓形。镞長3.9厘米。
(5)鏡 一面。鏡面飾卷草紋，連弧紋邊緣，圓鈕。徑9.2厘米、邊厚0.4厘米。
(6)銅戈。遼甯寬甸縣曾出土過一件秦二世時栎陽生産的銅戈。古栎陽是秦代軍工産品的主要産地，秦惠文王的相邦樛斿戈和昭王十四年的相邦冉戈銘有“栎陽工”、“栎陽工師”。工師是制造器物的“工官之長”。關于工師的職責，《呂氏春秋·季春紀》以及《雲夢秦簡》的《均工》、《秦律雜抄》等篇中均有記載。從銘文“栎陽工”、“栎陽工師”等來看，表明該兵器為栎陽工官主管制造，發現此類銘文的還有雍、鹹陽。秦獻公由雍徙都栎陽，孝公十二年又遷鹹陽，此後雍和栎陽雖不是秦的國都，可是從孝公十六年的商鞅镦到昭王二十一年的相邦冉戈，除了由鹹陽的工官主管鑄造外，仍有雍和栎陽的工官制造者。這說明秦的遷都并沒有把冶鑄兵器的手工業作坊遷走，而中央在此處仍設有工官繼續制造兵器。出土的秦二世元年丞相斯戈上有“栎陽左工(師)去疾”的刻辭，這說明秦始皇和二世時中央制造的兵器，其鑄造地仍有栎陽。
